人活着，要懂得何为人生境界。就“境界”而言，原指疆界，景象。它是一个比喻的词，譬如登山达到一个高度，景物、风光和高低大不相同，即到另一境界。但自晋唐以来，对“境界”却赋予了一种特定的含义。如有人解释说：“心之所攀援，游履者谓之境。”意思是说，心灵所攀登游历达到的层次叫作境，即境界。它是指对于世俗利益的解脱之后，达到的心灵修养的境界。也有大智者认为，所谓“境界”主要指主观活动中的主观感受，由此而引申出的某方面的造诣的深浅为境界的高低。
在中国古代，儒学也非常强调心灵境界的向上。孔子《论语·雍也》中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以为道德的境界有三种，第一种是了解与知道，第二种是喜好，第三种是乐以为之。这分明说的是三种道德境界的一次攀登升华。孟子在论述人格境界时曾经说过：“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这说明所谓的人生境界在儒学看来，主要是指人的精神境界，即精神生活的高度，它不是别的，乃是人类建立在自我意识之上的一种道德境界。故而，古人一直把人的道德境界看得很重，拔得很高，并把对人生在道德修养和学业上的长进视为实现人生价值的根本途径，同时提出，人生的精神境界还需要在自然界的山水之中去感受、体验和提升。后来，又有人把“立大心”“立大志”作为体现人生境界的主张。所谓的“立大心”，就是要求人既不以己心强制他人之心，也不以己心屈从他人之心。所谓的“立大志”，就是要求人不以己志取代他人之志，真正做到志不可欺，人格不可毁。于是，这也成了衡量英雄豪杰、志士仁人人生境界的标准。宋代张载还提出“体天下之物”的“大心”境界说。
清末的国学大师王国维在他所著的《人间词话》中对“人生境界”也有独特见解。他认为：古今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境界。第一种境界是宋朝晏殊的《鹊踏枝》，“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西楼，望尽天涯路”；第二种境界是宋朝柳永的《蝶恋花》，“为伊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第三种境界是南宋辛弃疾的《青玉案》，“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王国维这段论述的大意是，能成大事者，能有大学问的人，必须要经历三种人生境界，一是无论所处环境多么恶劣，都能高瞻远瞩，看到远方，看到别人看不到的地方，都能解除干扰，不为暂时的困难所迷惑；二是下决心努力奋斗，即使遇到各种困难，为了事业的发展都在所不惜，即使人瘦了、憔悴了也在所不惜，终身不悔；三是经过每次周折和多年来的磨炼，逐渐成熟起来，别人看不到、看不清的事物能明察秋毫，别人不理解的事物能豁然领悟贯通。
到了近代，对人生境界又有了新的理解。冯友兰把人生境界分成四个不同的层次，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在冯友兰看来，前两种境界是人现在就是的人，后两种境界是人应该成为的人。
自然境界是最低的人生境界，是指一个人做事只是顺着他的本能或者社会的风俗习惯来做，就像小孩子和原始人那样做他所做的事，然而并无觉解或不甚觉解，这样，他所做的事对于他就没有意义。这种少知寡欲、不察不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淳朴、无所求的境界就是自然境界。如果一个人已意识到为他自己而做的各种事虽然并不都是不道德的事，但所做事的后果可能是利己的或是有利于他人的，这就有了功利的意义。这种以我为中心，追求我之名，追求我之利，利己也利他，或只顾自己不顾别人，光索取、不奉献，或为名为利、利欲熏心的人生境界，就是功利境界。
还有的人已觉解到社会的存在，社会就是一个整体，每个人都是这个整体的一部分。因此，人不仅要自己活着，为自己谋利益，也要为社会、为别人活着，也应该为社会、为他人谋利益，并能自觉融入到社会之中，努力做到“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种“正其义不谋其利”所做之事都是具有道德意义的境界，就是道德境界。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在，应该是人的道德境界和功利境界并存而相互博弈的时代。处在这样一个时代，社会更应该大力提倡和呼唤人生的道德境界，不断使人生的道德境界占据人的心灵。
如一个人可能了解到超乎社会整体之上还有一个更大的整体，即宇宙，他不仅是社会的一员，同时还是宇宙的一员，能为宇宙的利益而做各种事。这种觉解就构成了人生的最高人生境界，就是天地境界。
应该讲，人生境界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变迁而有所变化。在私有制产生之前，人们没有对私利的认识，人们的境界只能处于最低级、最自然的状态。在私有制社会产生之后，人们对公与私有了觉解，也对为己和为人有了觉悟，使人们的功利境界和道德境界并存，并相互排斥。对同一种事物，就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境界，比如对钱的认知和把握就会有不同的境界。有人在追求财富的过程中，视钱如命，往往很容易迷失生活的方向，更容易混淆生活的最终目标，常常误认为有更多的钱财就会带来更多的快乐与更多的尊敬。殊不知，如果钱财的创造欠进取，钱财的累积欠正当，钱财的分享欠慷慨，那么钱财所带来的将是令人憎恶的铜臭。这种人就是处于对钱“贪”的境界，相反，有的人对钱却处于“给”的境界。相传，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就是一位处于“不贪财，肯舍财”境界的人。有一年，范仲淹吩咐儿子范纯仁押解五百斗麦子回江苏老家。路上，范纯仁遇到父亲的一位老朋友，在交谈中，得知他家庭状况很不好，父母都没有安葬妥当，女儿还没有出嫁，需要一大笔钱。范纯仁决定帮帮他。为了筹钱，范纯仁把五百斗麦子卖掉，钱还不够，又把押解麦子的船也卖了，解决了父亲故友的困难。他回京向父亲报告：“父亲，我把五百斗麦子卖掉以后，钱还是不够。”范仲淹未等儿子再说下去，就急着说：“那你就把船卖掉！”范纯仁说：“父亲，我已把船卖掉了。”真是父子同心，同一人生境界。
再如，在行为上，不同的人都会有不同的境界。常常会听人讲，某某人俗不可耐！某某人高雅卓群！这就是境界的不同。遇到一个庸俗之人，听到他一张嘴就是女人、金钱、酒肉、高尔夫、牌局、名牌及生意经等话题，看他一坐下就是胡吃海喝、吆五喝六，吹大牛、说假话。遇到一个高雅之士，即使他拥有令人羡慕的财富，也不会有令人反感的铜臭；即使他拥有令人向往的政治权利，也不会变成令人讨厌的官僚；即使他拥有令人尊敬的学术成就，也不会有令人失望的自负。这就是人在行为境界上的大不同。
其实，人生境界是每个人共有的属性，它随时随处都相伴在我们左右，随时随处都能突显出人生境界的优势和高低。如有人自己干坏事，但不容许别人干坏事；有人自己干好事，但不希望别人也做好事；有人做好事，也希望别人和自己一起干好事；有人干了事后，很在乎别人怎么看、怎么说；有人干了事之后，只在乎干得怎么样，而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怎么说；有人干了事之后，尤其是有了成就后，总希望别人知道，最好再夸赞一番；有人干了事之后，即使取得很大的成绩，也不在乎别人知道不知道；还有人当着领导的面表现得很积极，领导不在时，就消极懈怠；而有些人，不管领导在不在都一样，都能踏踏实实、认认真真地工作。从这些小事小情的差别上，可以看出人生境界的不同。由此可知，对人生境界的认知和把握，不一定要求太高，可从我们身边的一点一滴去分析、去考量，以使人生境界的概念在人们心中更具体、更宽泛、更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