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处世学问篇
曾国藩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清湖南长沙府（今湖南省娄底市）人，晚清的重臣，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者、军事家、政治家、书法家、文学家，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
在封建时期，奏议是指臣子向皇帝上书言事，是作为臣子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必须要下一番功夫，谨慎对待才行。
曾国藩博学多才，又深谙官场之道，所以他的奏章折子写得也是精彩绝伦，不是一般人能够达到的。他的奏章内容和形式，在不同时期，有着显著的变化。总体来说，他的奏章都是凝重沉稳、明快简练，但是前期的奏章写得有些倔强、激切，后期重新出山之后，风格立马就变得平淡质朴却有绵里藏针、缜密老到。可以说，越到后来，他的奏章内容也就更加谨慎起来。
在当时，能向皇帝奏事也是一种特权，说明皇帝已经开始关注这个人。许多人都想利用这样好的机会，就在奏章上花下大工夫。曾国藩还经常叫到自己的手下，在向皇帝奏事的时候，一定要谨慎行事。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正月的时候，曾国藩读了洪亮吉的《上成亲王书》，就对人说：“这篇奏章其实也没有什么触犯忌讳的地方，即便如此，还是因为这篇奏章遭到灾祸，被发配到新疆，可以看出对待奏章不可不谨慎啊！”
他的门下有位叫鲍超的，在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十一月的时候，获准向朝廷直接奏事。鲍超非常高兴，自以为飞黄腾达的日子就要来临，就去见曾国藩，曾国藩就以自己受过的教训为例子，告诫他以后要谨慎行事。曾在信中说：“你虽然可以向上进言，但须十分谨慎，不可乱说一句。若进言之词任意妄言，你若说错了话，不但皇上以后都不准你再进言，而且还要治你的罪。”
到了第二年五月份的时候，曾国藩又因为奏事的事情教训了自己的弟弟曾国荃一番。当时曾国荃刚刚获得了单衔奏事权，就开始弹劾朝廷官员，闹出很大的动静，所以曾国藩就再三地告诫弟弟在写奏章的时候不可不慎。他对曾国荃说道：“我的一些同僚位高权重，但是他们在写奏折的时候仍然是处处小心谨慎，不敢有半点妄言之词，他们书写奏折不求能够得到皇上什么赏赐，只是求得保全自己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