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统治期间，清王朝在思想方面的专制是非常严酷的，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大兴文字狱。所谓“文字狱”，就是指因著作文字而获罪的政策，就是统治者挑剔文字的过错而兴起的大狱，是扼杀人民思想的一种专制制度。大的像几十本的专著、诗文集，小的则可以是一篇短文、一首诗、一封信，甚至一字半句的言语，不管是自己作的，还是摘抄的，甚至是从古人那里抄来的，都可以被当做是文字狱的罪证。文字都一般是出自文人之手，因此，文字狱可以说是专门用来对付文人的，是帝王进行政治镇压、钳制思想以巩固独裁统治的一种手段。
在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文字狱是发生在春秋时期。公元前548年，齐国国君庄公与大夫崔杼的妻子私通，崔杼发现后杀了庄公。事后，史官在竹简上记下了“崔杼弑其君”。崔杼知道此事后，一怒之下就杀了史官。史官的弟弟秉承兄长的录史大业，仍然记载“崔杼弑其君”，崔杼知道后又杀害了史官。但是后来的继承者依然记录“崔杼弑其君”。崔杼看硬的来不行，就找史官商量，要求史官不要这样记录，被史官回绝。崔杼只好退让，要求史官不要使用这个“弑”字，因为庄公也没有干什么好事。史官却回答说，无论怎么样，臣子杀君就是“弑”，浚有商量的余地。最后，崔杼被史官的正直所折服，也只好作罢。但是，中国历史上的文字狱却并没有因此而废弛，相反地却有愈演愈烈的态势。
在《汉书》中记载，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因《报孙会宗书》令“宣帝见而恶之”而以大逆不道的罪名判处杨恽腰斩。魏末嵇康因写作的278侮山巨源绝交书》令司马师“闻而恶之”而被斩于东市。
此后，在南北朝时期的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六月，北魏大臣崔浩因主持编纂的国史直书，揭露了北魏统治者拓跋氏祖先的羞耻屈辱的历史，被北魏世祖下令族诛，受到株连被杀的还有崔浩的姻亲范阳卢氏、太原郭氏和河东柳氏等北方大族，史称“国史之狱”。
北宋大诗人苏轼也曾因为诗作，被指控“包藏祸心，诽谤谩骂”，得罪了当权者而被捕入狱，其罪名即是包藏祸心、谤讪时政。其主要的罪证就是他的《山村五绝》、移L月十五日看潮》、《和陈述古冬日牡丹》等几首诗。史称“乌台诗案”。
元朝时期，身为高僧的前宋恭帝因怀念宋朝，写下了“寄语林和靖，梅花几度开？黄金台下客，应是不归来”。的诗句，触怒朝廷而被赐死。
明代洪武七年（1374年），时任苏州知府的魏观将新府衙建在张士诚的宫殿旧址上，在高启作的《上梁文》中又有“龙蟠虎踞”四字，因此触犯了明太祖朱元璋的忌讳而被诛杀。洪武十七年以后，先后发生多起因上贺表、谢笺而引起的文字狱。当时，由于勋臣不满于朱元璋的重文轻武政策，于是进谗言“文人善讥讪”，朱元璋从此对天下章奏顿生疑忌。洪武二十九年，礼部颁行谢表式后，才不再发生以贺裹、谢笺获罪之事。发生在洪武三十年的南北榜案中，考官因所进试卷中有“一气交而万物成”及“至尊者君，至卑者臣”，被认为是讥讽朝廷，有凶恶字而获罪。明代的文字狱贯穿洪武一朝，就是明太祖朱元璋为推行文化专制统治所采取的极端手段，并为后世封建统治者所效法。
朱元璋统治时期，文士以表笺文字不当而罹罪最多。按照明朝初年的习惯，每逢正旦、万寿节及册立东宫，这时，内外文武大臣都要献上表笺庆贺。而各级文武大臣善于文辞者并不多，于是撰写贺表的任务一般都落在了当地的教官身上。朱元璋既知文士有讪讥之好，因而对这些表笺格外在意。果然，一些表笺被他看出了“破绽”，朱元璋毫不犹豫地亮出了屠刀。当时以表笺文字触犯忌讳者为数不少，而最多的就是因为用了“则”字。当时的江淮方言，“则”与“贼”读音相似，朱元璋以为这是在讥讽他有落草为寇的经历。如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因所作仍寿增俸表》中有“作则垂宪”一句而被杀；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因作衍寿表》中有“垂子孙而作则”被杀等等。
尽管文字狱的由来已久，但满清皇帝的神经似乎要比前朝的统治者们更脆弱，对这类事情更敏感。在章表诗文中，一切能够得上影射、暗示，以至可以牵强附会的字句，都会给作者带来杀身灭族的大罪。
清朝时期“言论自由”的第一次恶化，起始于顺治四年。当时，广东和尚函可身携一本纪录抗清志士悲壮事迹的史稿《变记》，被南京城门的清兵查获，在严刑折磨一年后，定谳流放沈阳。次年，又有毛重倬等坊刻制艺序案，因毛重倬为坊刻制艺所写的序文不书“顺治”年号，被大学士刚林认为是目无本朝有关“正统”的“不赦之条”。由此规定：“自今闱中墨牍必经词臣造订，礼臣校阅，方许刊行，其余房社杂稿概行禁止”，并由此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届言论检查官，开始了中国的言论出版审查的专制。
而清朝“言论自由”的第二次恶化，则是顺治十八年（1661年）至康赆二年(1663年)的庄廷罐明史案。
朱国桢是明代熹宗天启朝的内阁首辅，生于明朝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字文宁，号平极，别号虬庵居士，万历十七年(1589年)
进士，从此官运亨通，历任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成为熹宗的重要辅臣之一。朱国桢晚年遭受魏忠贤排挤弹劾，不得不托病辞官，回老家浙江吴兴县的南浔镇颐养天年。朱国桢在家编撰刊刻了一部徨明史/，包括煌明大政谫、煌明大训1、煌明大事勘和尚未刊印的所谓“开国”、“逊国”时期的侈0朝诸臣传》，这部书记录了明朝二百多年的历史。遗憾的是朱国桢没有等到这些书全部刊行就离开了人世，留下了尚需整理的稿本。而这时的明王朝随着崇祯皇280帝在北京煤山自缢，已经灰飞湮灭。清兵入关，清王朝成为了国家正统。
明朝亡国后，朱氏家族急遽中落，子孙们为了生计，将朱国桢所撰煌明史概》中的侈jJ朝诸臣传》卖给了当地富豪庄廷罐。庄廷罐从小文采出众，十五岁时就被从县学选拔为贡生，进了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国子监读书深造。但正所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正在庄廷罐踌躇满志打算进身仕途之时，十九岁的他却因病双目失明，只得抱憾离开京城，重归故里。庄廷鲢虽然成了个盲人，但受“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的鼓舞，萌发了想编撰一部传世史作的想法。由于他自己并不通晓史事，于是出钱从朱国祯后人处买了史稿，并延揽江南一带有志于纂修明史的才子，补写崇祯朝和南明史事。
顺治十二年(1655年)，一场大病让庄廷罐撒手人寰。其父庄允城为了实现爱子的遗愿，继续致力于书稿的修订工作，几年之后，这部书终于撰写完成，取名为《明史辑略》。为了提高书的分量，还出重金约请退休在家的前礼部侍郎李令皙为《明史辑略》写了一篇序言。
李令皙早在明朝天启四年（1624年）就中了举人，崇祯十三年（1640年）中进士，任江阴知县。清兵入关后，李令皙得知弘光皇帝朱由崧在南京建立南明小朝廷，便前丢投奔，官至礼部主事。但是，南明朝廷仅存在一年就宣告溃解，满怀救国图存热情的李令皙只得归乡隐居。李令皙毅然接受为《明史辑略》写序，但李令皙此时也已经双目失明，便把这件事情委托给一个叫陶铸的同乡，请陶铸代为撰写。陶铸写完序言之后由李令皙署上自己的名字。
顺治庚子十七年（1660年）冬，《明史辑略》开工印制，正式“出版”。在叙及南明史事时，仍尊奉明朝年号，不承认清朝的正统，还提到了明末建州女真的事，如直写努尔哈赤的名字，写明将李成梁杀死努尔哈赤的父祖，斥骂降清的尚可喜、耿仲明为“尚贼”、“耿贼”，写清军入关用了“夷寇”等等，这些都是清廷极为忌讳的。
《明史辑略》刊刻后，起初并无事，只因几年后几个无耻小人想去敲诈庄家，才惹出事来。当时主事者庄廷罐已死去多年，庄父仗着自己有钱就买通官府将敲诈者一一顶回。不料一个叫吴之荣的小官一怒之下告到了北京。
吴之荣祖籍江西抚州，顺治七年（1650年）为归安县（今属吴兴）知县。居官期间欺诈百姓，勒索富民，简直无恶不作。在顺治十年(1653年)年因贪污受贿罪锒铛入狱，被判处死刑。吴之荣却在监狱等待行刑的日子花钱买通关系，使绞刑一拖再拖，一直拖了六年也没有执行。顺治十六年（1659年），皇帝大赦天下时吴之荣侥幸出狱，寓居湖州，此后专干诈骗勒索的勾当，较之当知县的时候愈加毒辣。
当时看过《明史辑略》之后，马上敏感地意识到了这里面的政治问题。吴之荣抓住这一点，不仅向庄允城，同时还向资助本书出版的朱佑明公开敲诈，数额之巨，令人咋舌。但是，他的敲诈勒索并没有成功。吴之荣不死心，索性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七月把“逆书”之事告发给了驻防在杭州的柯奎将军。柯奎收受了庄家的好处，把告发材料掷还给吴之荣委托的人，说：“吾系武职衙门，不便与闻。”吴之荣敲诈庄家不成，再次转向资助刻印《明史辑略》的朱佑明。朱佑明为地方一霸，号官府关系密切，不仅严词拒绝纳贿，还让家族妇女群起而攻之，把吴之荣大大羞辱了一番。吴之荣敲诈不成，反而遭此大辱，实在难以下咽，无赖泼皮本性大发，发誓无论如何要报仇雪恨。此时他也不再考虑敲诈勒索银两之事，而是一心只想不择手段置庄、朱两家于死地而后快。他千方百计弄来一套初版《明史》，将其中的“悖逆”之语一一标识出来。书的凡例中在介绍资料来源时，提到了原作者朱国祯，但在内容中阐发评论时只称为“朱史氏”，而没有写出“朱国祯”三字。吴就借此大做文章，他在其后增加了“朱史氏即朱佑明”一行。同时，为了集中打击让他丢尽颜面的庄、朱两家，他把书前的参订者名单和序文页码都撕去。作弄停当，吴之荣马不停蹄，直接赶赴京都，将《明史》和检举信递呈刑部。刑部官员一282看事关重大，立即直接奏报康熙皇帝的顾命四大臣：索尼、鳌拜、遏必隆、苏克萨哈。于是，这场《明史》案真正开始了。鳌拜等人对此大感兴趣，颁旨严究。于是与庄氏《明史》有关连的人大祸临头。
康熙二年(1663年)五月二十六日，在山水秀丽的杭州城，清军将《明史》案一千“人犯”七十余人，包括为《明史》写序的、校对的，甚至卖书的、买书的、刻字印刷的以及当地官吏，在弼教坊同时或凌迟、或杖毙、或绞死，一时血溅人间天堂。主犯庄廷罐照大逆律剖棺戮尸，另有数百人受牵连发配充军。这一次“文字狱”以“株连极广”而著名于世，不仅九族须灭，凡所有撰稿者、作序者、校对者、抄写刻字者以及购书者，“皆不免于难”。将中国历史上的言论钳制推至了一个新的台阶。
同时，明史案开了以“逆书”索赂的恶劣先河。一些恶棍效法吴之荣，去挑别人书文中的纰漏，牵强附会，指为“逆书”，漫天敲诈。
如孙奇逢所编的《甲申大难录》被人控告是纪念亡明，孙奇逢因此被押进京入狱，经人营救方才出狱。后来竟发展到歹徒们索性自制逆书，想敲诈谁就把谁的名字列上。这要数沈天甫、夏麟奇、吕中等人胆最大、心最黑。他们刻印一本诗集，假托为陈济生所编，书中作者为大江南北名士巨窒七百余名。康熙六年(1667年)沈天甫到内阁中书吴元莱家索银两千两被拒，遂将此书检举报官，经刑部审理大白真相，沈天甫四人被斩于西市。
康熙五年（1666年），山东发生了黄培诗案。黄培是山东即墨人，明末时期官至锦衣卫都指挥使，明亡之后，隐居在家。曾经接济过农民起义军，所作诗如“一自蕉符纷海上，更无日月照山东”、“杀尽楼兰未肯归，还将铁骑人金徽”、“平沙一望无烟火，惟见哀鸿自北飞”反映出黄培反清的民族思想，他还和一帮同道结为大社。
告发黄培的人是他家世奴家仆黄宽之孙黄元衡。黄元衡本姓姜，在他考中进士、当上翰林后，为了归宗还姓，解除与黄家的主仆名分，就向官府控告黄家私下刻印并收藏有“悖逆”的诗文书籍等。因此黄培等十四人被捕入狱，被处斩。姜元衡还嫌不够，又伙同恶人上了一道《南北通逊的禀文，指控顾炎武等“故明废臣”和对清廷怀有二心之人，南北之间的通信，不是密谋造反，就是诽谤朝廷。在这份居心叵测的禀文中，姜元衡点了约三百人的名字，企图制造一件大案。此案果然被弄到奉旨办理的地步，山东总督、巡抚也亲自过问。
顾炎武为此被囚禁了近七个月，经朱彝尊等人四处营救才得以出狱。
康熙十九年(1680年)，发生了朱方旦中补说案。朱方旦是个名医，他发现了“脑”才是思想中枢，而不是传统医学认定的“心”，“古号为圣贤者，安知中道？中道在我山根之上，两眉之间”。此说一发表，引起医学界极大的震撼，群起挞伐，最后他以“妖言惑众”之罪处斩，所有著作一律焚毁。他还有不少医学著作，如《中质秘录》，在这部书中有多少超越西方医学的发现，也已经无从得知。康熙帝虽然对科学有兴趣，却也最恨他，力主一定要斩首。当时征吴三桂有功的顺承郡王勒尔锦十分尊敬朱方旦，因此极力营救，康熙帝便先革了勒尔锦，再下诏杀死朱方旦。明中叶以来的文艺和科技复兴，就被这一系列的文字狱扼杀中断了。
康熙帝的开明和宽容在清朝诸帝中真可谓绝无仅有。康熙朝后期，除了废皇太子启公开爆发的各皇子党的斗争以外，似乎四海承平，盛世昌隆，朝廷上下正准备庆贺皇帝的六十大寿。当时的康熙帝，功勋卓著，踌躇满志，他要求国家稳定，社会稳定，皇族宗室内部稳定，为他将来安安稳稳地交班让位奠定基础。
然而事与愿违。康熙帝历经革旧鼎新，养兵恤民，急图善治，终于创造出这样良好的政治环境，此时偏偏发生了株连三百余人，震惊朝野的文字狱大案——戴名世《南山集》案。
戴名世，清代文学家。字田有，字褐夫，号药身，又号忧庵。安徽桐城人。因家居桐城南山，后世遂称“南山先生”，也称为“潜虚先生”。
戴名世三十四岁时被督学使者李振玉荐入国子监。作为一个正直284的文士，他不愿“曳侯门之裙”，因此只能过着冷落、孤寂的生活。
此后，他在京师与徐贻孙、王源、方苞等人相聚，往往“极饮大醉，嘲谑骂讥”，使达官贵人们侧目。戴名世与方苞等人的结合，是以针砭时弊、振兴古文为共同旨趣的。他们每每“酒酣论时事、吁嗟咄嘻，旁若无人！”这毫无意间招来了公卿大夫们的仇视和攻击。戴名世早就立下了“欲上下古今，贯穿驰骋，以成一家之言。则于古之人或者可以无让”的宏大愿望。当时，因为明史资料散逸颇多，有些又失于记载，因此尚无人能写明史。而戴名世每以史才自负，他很想仿效妓记形式，作出纲目，然后广泛搜罗资料，相互参证，力求真实，写出一部有价值的著作。因此他广游燕赵、齐鲁、河洛并江苏、浙江、福建等地，访问故老，考证野史，搜求明代逸事，不遗余力。后来他写了一本记录明末历史的《南山集》。
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戴名世的弟子尤云鹗把自己抄录的戴氏古文百余篇刊刻行世。由于戴氏居南山冈，遂命名为《南山集偶抄》，即著名的《南山集》。此书一经问世，即风行江南各省，其发行量之大，流传之广，在当时同类的私家著作中是罕见的。
戴名世的晚年，基本上持一种与清政府合作的态度。康熙四十四年（1705午），戴名世年已五十二岁，赴顺天乡试，中第五十七名举人。第二年参加会试未中，复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再试，中会试第一名，殿试以一甲第二名进士及第（俗称榜眼），授翰林院编修，在京供职，参与明史馆的编纂工作。
康熙五十年(1711年)十月，左都御史赵申乔以“狂妄不谨”的罪名弹劾戴名世，谓其“妄窃文名，恃才放荡，前为诸生时，私刻文集，肆口游谈，倒置是非，语多狂悖，逞一时之私见，为不经之乱道，今名世身膺异教，叨列巍科，犹不追悔前非，焚书削板；似此狂诞之徒，岂容滥侧清华？臣与名世，素无嫌怨，但法纪所关，何敢徇隐不言？”康熙帝命刑部审核此事。刑部官员从《南山集》的《与余生书》
中找到了“罪证”。侮余生书》是戴名世写给他的一个门人余湛的。
余湛曾偶然同僧人犁支交谈，说及南明桂王之事。犁支本是南明桂王宫中宦者，桂王被吴三桂所杀后，他遂削发为僧，皈依佛教。犁支是亲自经历过南明朝之人，他所述之事应当比较可靠。戴名世得知此消息后，忙赶至余生处，但犁支已离去，二人未能晤面。戴名世于是嘱咐余生把所听到的情况写给他，并与方孝标所著《滇黔纪闻》加以对照，考其异同，发现了一些可疑之处。于是戴名世又写信给余生，询问犁支下落，欲与其“面谈共事”。这就是戴名世因而获罪的悔余生书》的由来。
康熙龙颜大怒，刑部遂穷究猛治，以“大逆”定狱，提出了株连九族的惩办意见，拟将戴名世凌迟处死，其“弟平世斩决，其祖、父、子孙、兄弟、伯叔父兄弟之子，俱解部立斩，其母女妻妾姊妹、子之妻妾、十五岁以下子孙、伯叔父兄弟之子，给功臣为奴”。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二月又下诏“法外施仁”，把戴名世凌迟改为斩首，其家人等皆加恩宽免。
与此事有瓜葛被株连者甚众。为刻《南山集》出资的尤云鹗、刻《南山集·孑遗录》的方正玉、为《南山集》作序的方苞等人以绞刑论处。后来康熙又出于收买人心的需要，将原定处死的近百人改为流徒黑龙江宇古塔，罚入汉军旗籍。这时余湛已先死于狱中。后来康熙得知方苞擅长古文，是个难得的人才，遂又下令将其召回，赦免其罪，加以任用。又因《南山集》多采用方孝标《滇黔纪闻》中所载南明桂王明史事，遂牵连至方氏宗族，一并治罪。当时方孝标已经去世，也因《滇黔纪闻》文字案被剖棺戳尸，妻儿等人被发配流放于黑龙江（后亦被宽免），财产尽没入官。《南山集》案牵连人数达三百人之多，是清前期较大的一桩文字狱案。而戴名世、方孝标的所有著作及书板被清查以烧毁，列为禁书。
《南山集》一案，究其原委，只是因为戴名世《与余生书》中叙弘光帝南京一段，并于文中书“永历”年号等；至于《孑遗录》，虽286然记述了明季桐城被兵乱始末，有弘光年号，但也并无特别直接触犯清廷权威的言论。对于南明年号问题，乾隆四年曾修明史，特别到了嘉庆朝，皇帝特谕：甲申以后存福王年号，丙戍以后存唐王年号，戊予以后存桂王年号。这实际上已经不存在因写南明年号而获罪的问题了。《南山集》案之所以处置如此酷烈，株连如此广泛，还是由当时清王朝的政治大气候所决定的，也就是清廷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钳制的需要。中国历史上的许多王朝在创建不久，都会紧系文网，对文人进行弹压与恐吓，这似乎已成惯例，而清代尤甚。《南山集》案发时，明清之际的一批遗民如顾炎武、黄宗羲、冒辟疆等人虽已故去，但他们提倡“反清复明”、讲究“夷夏之别”的影响仍然存在，其弟子布于天下。清廷兴“庄氏《明史》案”、“《南山集》案”，就是要借此以起到敲山震虎、杀一做百的作用。由于清政府抓住此事大作文章，《南山集》案就由单纯的年号、明史事而渲染成了旨在谋反的叛逆之举，戴名世也因此被推进了万劫不复的绝境，连清廷重臣大学士李光地亲自出面，“欲疏救于万死一生之地”，也“卒不可得”。
此外，在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民间说唱艺人徐转，因用说唱的方法写历史。这本是一代创举，但足康熙认为他亵渎历史，将徐转问斩。
清朝文字狱集中发生在“康乾盛世”时期。“康乾盛世”既创造了前无古人的历史功绩，也留下了贻患后世的历史过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