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历史上的每一个时代，都离不开一种起主导作用的意识形态来规范社会生活的基本价值。清朝入关之后，就面临着两个重大的使命：一是在军事上必须迅速肃清全国各地的抗清势力，真正实现对全国的统治；二是确立一种意识形态以整合思想、维系人心，重建社会政治和伦理秩序。对于前者，由于清朝素有崇尚勇武的传统，因而以武力镇压各地抗清力量的战争进展顺利。而关于后者，在顺治和康熙初年的中央政权内部却存在着十分尖锐的分歧与矛盾。到底是继续重骑射、尚勇武，还是改弦易辙，以文教治天下？是维护满族的多种信仰，还是隆师重儒、独尊儒术？是让满州贵族继续垄断政治权力，还是重用经术人才、礼遇汉族官僚士人？这些矛盾和疑问，从根本上来讲就是用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来重建社会政治和伦理秩序。对这个问题的不同选择，会直接关系到清初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顺治执政短暂，但在其遗诏中开篇即责备自己：“自亲政以来，纪纲法度，用人行政，不能仰法太祖、太宗谟烈，因循悠忽，苟且目前，且渐习汉俗，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以致国治未臻，民生未遂。”康熙即位之后，著名理学家熊赐履上疏皇帝，痛陈当前“学校极其废弛，文教因之日衰”，“感世诬民，充塞仁义，斯道之沦晦，未有甚于此时者也”。由此可见，清初，在朝廷内部两种文化观念的斗争是何等的激烈。如果这一问题得不到圆满的解决，满汉民族矛盾就无法从根本上缓和，清朝政权也就不能长治久安。
自幼即对儒家学说充满浓厚兴趣的康熙帝即位之后，在以熊赐履为代表的一批汉族官僚的推动下，以巨大的热情投入到儒学的学习中，“殊觉义理无穷，乐此不倦”。康熙十六年十二月，他在御制《日讲四书解义序》中，明确宣布清廷要将治统与道统合一，以儒家学说为治国之具。他说：“历代贤哲之君，创业守成，莫不尊崇表章，讲明斯道。联绍祖宗丕基，孳孳求治，留心问学。命儒臣撰为讲义，务使阐发义理，裨益政治，同诸经史进讲，经历寒暑，罔敢间辍。兹已告竣，思与海内臣民共臻至治，特命校刊，用垂永久。爰制序言，牟之简首。每念厚风俗，必先正人心，正人心，必先明学术。”
“诚因此编之大义，究先圣之微言，则以此为化民成俗之方，用期夫一道同风之治，庶几进于唐、虞三代文明之盛也夫。”康熙帝的这一态度为清朝内部持续数十年的治国方略的纷争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此后，儒学在清朝社会，特别是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获得了正统的、合法的主导地位。
儒学是我国古代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学之道，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可以说世间的一切人事活动，儒学无不关切。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一直受到历代帝王的青睐与推崇，因为不尊孔重儒便不足以表明自身统治的合理合法性，既不合理，也就难以抓住民心，得到大众，尤其是知识分子阶层的认同和支持。对于入主中原的少数氏族统治者来说，是否尊孔更直接关系到能否稳固其统治的根基。清朝早在康熙的祖父太宗皇太极时就已开始接触儒家典籍；其父顺治帝更是因“笃好儒术”到了“手不释卷”的地步。及至康熙即位，大有乃父遗风，他从治理国家的实际需要出发，将“崇儒重道”当做了一项重要的基本国策，并且不遗余力地认真施行。
康熙立身治世可谓赫赫于史，与历史上的明君相比也有长处。他一生勤学，研经究史，“体诸身心，措诸政事”，以立身致用为宗旨，以弘扬道德、治统为己任。他屡次御制文章以阐释儒家思想的精微深邃，以儒学治国，日仁、日义，养也、教也。对于儒家的民本主义之精华，他予以况现升华，儒家王道的大一统思想，他践履辉煌。
150要“崇儒重道”首先得了解儒家的典籍和思想，为此，康熙十年(1671年)二月十七日肇举经筵大典于保和殿，此后每年春秋二季照例举行。同年四月初十日，首开日讲。此后，在日讲官熊赐履等人的辅导下，从朱熹注的《四书》入手，继以《尚书》、《周易》、惜鳓和《资治通鉴纲目》，寒暑无间，孜孜问学。康熙帝接受儒家思想的教育，不仅熟读四书五经，而且对它们都颇有心得，他曾逐一品评儒家经籍，在论《书》时说：“治天下之法，见于虞夏商周之书，其详且密如此，宜其克享天心而致时雍太和效也。所以然者，盖有心法以为治法之本焉，所谓敬也，诚也，中也。”论《易》时他说：
“帝王道法载在‘六经’，而极天人、穷性命，开物前民，通变尽利，则其理莫详于《易》”，故其“尝博编简，玩索精蕴，至于大《易》尤极研求”。论《春秋》时他说：“《春秋》者，帝王经世之大法，史外徒心以之要典。”对于惜经》，他则认为：“古人立训之意，既政教、典礼、纪纲、法度以准持之矣，而感通乎上下之间、鼓舞于隐微之地，使人从善远恶而不知、优游顺适而自得，则必赖乎《诗》。”
故教至于绍勘而极微矣，治至于《诗》而极盛矣。朕思慕隆古淳熙之理，崇奖勃教，亦欲四海之民馑思贞德，以扬妙呦绗鼢，催进于温厚和平之教。”总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儒家诸经“俱关治理”，而由诸经所体现出来的圣人之道更是专制君主须臾不可离开的“一天之道”。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由于对儒家经典的熟读精研，他对“尊孔重儒”的政治意义是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的，因此，在他即位之后，他就利用一切时机向臣民宣扬自己对孔子的尊崇之意。
康熙八年(1669年)，他曾敕谕国子祭酒、司业等官说：“朕惟圣人之道高明广大，昭垂万世，所以兴道致治、敦化善俗莫能外也。
朕缵承丕业，文治诞敷，景仰先哲至德。”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他御驾亲幸阙里圣庙，亲行三跪九叩之礼，赞颂“至圣之道与日月并行，万世帝王咸所师法，下逮公卿士庶罔不率由”。并说：“朕向来讲求经义，体思至道，欲加赞扬，莫能名言。特书r万世师表’四字悬额殿中，非云阐扬圣教，亦以垂示将来。”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他又谕大学士等人说：“先圣先师，道法相传，昭垂统系，炳若日星。朕远承心学，稽古敏求，效法不已，渐近自然，然后施之政教，庶不与圣贤相悖。”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诏颁御制好L子赞序》及颜回、曾参、子思、孟轲四岱勤，对儒家圣哲竭尽称颂之辞。
康熙三十二年，又以重修阙里圣庙落成而特制碑文，诏颁天下：
“朕惟大道昭垂，尧、舜启中天之圣，禹、汤、文、武绍危微精一之传，治功以成，道法斯著。至孔子虽不得位，而赞修删定，阐精义于《经》，祖述宪章，会众理于一贯，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正人心，使尧、舜、禹、汤、文、武之道灿然丕著于宇宙，与天地无终极焉。
诚哉，先贤所称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者也！”康熙“崇儒尊道”并不只停留在对孔子的泛泛称颂上，他一再将“道统”与“治统”，“作君”与“作师”并提，不仅反映二者之间互相维系的密切关系，而且也表明他本人欲学习二帝三王之圣德，集“治统”、“道统”于一身，既“作君”又“作师”，从而掌握思想学/52术的最高领导权。他说：“朕惟天生圣贤，作君作师。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自尧、舜、禹、汤、文、武之后，而有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自《易》、《书》、勃、《牢L》、《春秋》
而外，而有娩渤、钛勘、《中庸》、徭子》之书。如日月之光昭于天，丘渎之流峙于地，猗欤盛哉！盖有四子，而后二帝三王之道传；有四子之书，而后五经之道备。四子之书，得五经之精意而为言者也。孔予以生民未有之圣与列国君、大夫及门弟子论政与学，天德王道之全、修己治人之全俱在僦语》一书；《学》、《庸》皆孔子之传，而曾子、子思独得其宗。明新止至善，家国天下之所以齐治平也；性教中和，天地万物之所以位育、九经达道之所以行也。至于孟子，继往圣而来学，辟邪说以正人心，性善仁义之旨著明于天下，此圣贤训词诏后，皆为万世生民而作也。道统在是，治统亦在是矣。”表面上看，康熙的这些言论是为颂扬儒家圣贤和赞誉儒家经典而发的，但实际上，他是要藉此表白自己既为“治统”之代表，又为“道统”之传人，“治统”与“道统”兼其一身。他在另一处说得更为明白：“世运代擅，隔千载，则必有神哲诞生其间，以承大统，以作名世。”而他本人当之无愧地是这种“隔干载”万诞生的“承大统”的“神哲”。
他还将圣人加以区分：“有行道之圣，得位以绥猷；有明道之圣，立言以垂宪。”“尧、舜、禹、汤、文、武，达而在上，兼君师之寄，行道之圣人也。孔子不得位，穷而在下，秉删述之权，明道之圣人也。行道者，勋业柄于一朝；明道者，教思周于万世。”他推崇明道之圣人，更立志使自己成为“兼君师之寄”的“行道之圣人”。
康熙一生都非常注重学习、研究儒家思想，曾自谓：“朕御极五十年，勤览书籍，凡《四书》、《五经》、《通鉴》、《陡理》等书俱曾研究。每儒臣逐日进讲，朕辄先为讲解一过，遇有一句可疑、一字未协之处，亦即与诸臣反复讨论，期于义理贯通而后已。”但是，他并非学者而是位居九五之尊的帝王，因此其对儒学并不以纯理论研究为目的，更“不徒空言”，而是期于“见诸实行”。在他亲政之后，他曾专谕进讲官说：“尔等进讲经书，皆内圣外王、修齐治平之道。朕亦孜孜详询，每讲之时必专意以听，但学问无穷，不在徒言，要惟当躬行实践，方有益于所学。尔等仍直言无隐，以助朕好学进修之意。”在解释之所以专重儒学的原因时，他这样说：“夫人君为学，必稽古孝究；人臣劝学于其君，必援古昔称先王。凡以百家纷纭，折衷于圣；众言淆乱，是正于经。其所孜孜汲汲者，将精其义以致用于天下也，岂毕口耳之为勤，徒资听说而娱睹听乎？朕自冲龄性绝嬉玩，顾独善书，自经史之余，苟其不谬于圣人之道、自成一家之言，未尝不博求而纵览焉。至于经筵进讲，则专于四子、五经。盖书契既兴，载籍浩繁，虽开卷有益，而有裨治道必以四子、五经为归极矣。
上自天人性命，下及民情物理，以至二帝三王以及所经营措施于政教者，其道甚明而其事易行。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而已。”康熙的确是以帝王实用之学的眼光来看待儒学与儒家经典的。他在论述专制君主依循儒道，以儒治天下的必要性时说：“脱惟古昔圣，所以继天立极而君师万民者，不徒在乎治法之明备，而在乎心法道法之精微也。执中之训肇自唐虞，帝王之学莫不由之。言心别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言性则日若有恒性，克绥厥猷惟后。盖天性问然之理，人心固有之良，万善所以出焉。本之以建皇极，则为天德王道之纯；以牖下民，则为一道同风之治。欲修身而登上理，舍斯道何由哉？”康熙的治国之策，是大力推崇程朱理学，但又对其进行了适当的改造。
儒学发展到宋代，经二程、朱熹等人进一步哲理化、系统化，形成为理学。明初朱学占统治地位，明中叶后王阳明学说迅速发展。但到明末，其空疏学风己使世人厌倦。明亡后，学术界不约而同地把亡国原因归罪于统治者的腐败与理学家的空谈误国，于是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逐渐兴起。
154在陆、王心学已威信扫地的情况下，康熙便大力推崇程朱理学。
但他尽量将朱熹与孔孟联系起来，并将理学向经世致用的实学方面引导。他称赞说：“自汉以来，儒者世出，将圣人经书多般讲解，愈解而愈难解矣。至宋时，朱子辈注四书五经，发出一定不易之理，故便于后人。朱子辈有功于圣人经书者，可谓大矣。”为利用它作为社会统治思想，特命儒臣重修永乐时编纂的《陛理大全》，并亲撰序言说：
“朕惟古昔圣王所以继天立极而君师万民者，不徒在乎治法之明备，而在乎心法道法之精微也。”指出理学精髓心性、道法，古已有之。
又在《日讲易经释义序》中写道：“朕惟帝王道法载在伏经》，而极天人、穷性命、开物前民、通变尽利，则其理莫详于《易》。”证明欲明理则必通经。这一论点与当时著名思想家顾炎武“经学即理学”的见解相吻合。康熙又命熊赐履、李光地等“素日留心于理学者”纂辑《朱子全书》，并在序言中深有体会地说：“读其书，察其理，非此不能知天人相与之奥，非此不能治万邦于衽席，非此不能仁心仁政施于天下，非此不能内外为一家。”又说：“朕集朱子之书，恐后世谓借朱子之书自为名者，所以朕敬述而不作，未敢自有议论。”表示他对保持程朱理学本色的关心。康赆于五十一年(1712年)二月谕大学士等：“宋儒朱子，注释群经，阐发道理，凡所著作及编纂之书，皆明白精确，归于大中至正，经今五百余年，学者无敢疵议。朕以为孔孟之后，有裨斯文者，朱子之功最为弘钜。”于是经议准，将朱熹从配享孔庙原在东庑先贤之列，升于大成殿十哲之次。翌年九月，《朱子全书》及《四书注释》刊刻告竣，康熙降谕，令速颁行。
此后又明令将朱熹所注《四书》，定为科举考试的必考内容，以致形成“非朱子之传义不敢信，非朱子之家礼不敢行”的社会风气。清康熙五十一年诏升大成殿配享位列十哲之次。
康熙钦定程朱理学为官方哲学，更“以为孔、孟之后，有裨斯文者，朱子之功最为宏钜”，并称其“读书五十载，只认得朱子一生居心行事”。他之所以如此看重理学，是因为理学是人们的“立身根本”，“于世道人心所关匪细”。尤其是朱熹所注《四书》，“皆内圣外王之学”，“朕读其书、察其理，非此不能知天人相与之奥，非此不能治万邦于席，非此不能仁心仁政施于天下，非此不能内外为一家”。根据这种讲求实用的认识，康熙虽重理学，却反对那种以理学自任、以“道统”传人自居而徒托空言，言、行相背的人。他曾说：
“日用常行，无非此理。自有理学名目，而所行之事全与其言背谬，岂可谓之理学？若口虽不讲，而行事皆与道理吻合，此即真理学也。”又说：“凡所贵道学者，必在身体力行，见诸实事，非徒托之空言。
今汉官内有道学之言者甚多，考其究竟，言行相背，如崔蔚林之好事，居乡不善，此可云道学乎？”他还说：“理学之书，为立身根本，不可不学，不可不行。朕尝潜心玩味，若以理学自任，必致执滞己见，所累者多。昔熊赐履自谓得道统之传，其殁未久，即有人从而议其后矣。今又有自谓得道统之传者，彼此纷争，与市井之人何异？凡人读书，宜身体力行，空言无益也。”由此不难看出，康熙的儒学思想充溢着一种强烈的经世实学精神。
康熙虽毕生勤奋学习儒家经典，推崇程朱理学，但并不是想当理学家。因为理学家脱离实际空谈心性，容易走向偏颇。他在晚年曾深有体会她说：“理学之书为立身根本，不可不学，不可不行。”然而，“若以理学自任，必致执滞己见，所累者多。宋明季世，人好讲理学，有流入于刑名者，有流入于佛老者。今又有自谓得道统之传者，彼此纷争，与市井之人何异？”他认为古书中不可凭信的地方很多，因而他主张“皆宜断之以理，庶不为其所惑。读古人之书，亦当自有定见”。从这一原则出发，虽然他一生始终推崇与提倡程朱理学，但他对程朱理学却与当时理学家有着不甚一致的理解，并在实践中形成了与理学并不完全相同的思想，这就是他的从实际出发、身体力行、讲求实效的务实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