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二十年(1681年)，清廷经过八年的艰苦战争终于平定了三藩，但在和三藩的争斗中，康熙深深感到了来自北部的威胁。康熙四年（1665年），沙俄军队重占我国黑龙江上游流域的雅克萨，在我国的势力不断增大；康熙十四年(1675年)，漠南蒙古察哈尔部布尔尼联合昭乌达盟奈曼部王扎木山举兵造乱；同年，青海厄鲁特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在河西骚乱。面对内忧外患的政治局面，康熙当时采取了南北分治的战略，即在北部通过宗教首领协调蒙古各部之间的关系，在南部集中精力撤除三藩。当南部大势已定之后，康熙随即将军政注意力迅速转向北方，想全力解决沙俄入侵及民族分裂问题。康熙十六年(1677)，康熙开始北巡，视察蒙古形势。二十年，康熙决定第二次北巡。
四月七日，康熙北巡的队伍出喜峰口，经宽城进入蒙古卓索图盟喀喇沁旗，率附近各盟旗王公贵族及喀喇沁骑兵队北上。沿途一面射猎，一面与王公贵族探讨社稷安危大计，一面相度地势，希望能找到一块理想的皇家猎场。
我国古代北方民族大都骁勇善战，剽悍尚武，满族以骑射为业，早在关外时期，八旗劲旅都拥有极强的战斗力，它在和明军的交战中屡克强敌，所向披靡。经过清人的百战创业，终子建立起了统一全国的大清王朝。辉煌的开国史，使清代统治者牢牢记住了“马上得天下”和“以武制胜”的宝贵经验，因此，清统治者对武备极为重视，对“国语骑射”的民族传统更是看重。
在满人看来，打猎就象征着打仗。因此，他们就通过行围打猎来训练士卒，不断提高八旗劲旅的骑射技能，以保持旺盛的战斗力。顺治皇帝在位时，就曾于顺治四年和八年，在张家口和独石口举行塞外行围，这可以说是行围秋猕的开始。
按照我国古代礼仪，皇帝四季狩猎分别称为春搜，夏藐，秋猕，冬狩。春天是动物繁殖的季节，打猎时要选择没有怀孕的禽兽，所以称为“搜”。夏天是庄稼生长的季节，打猎时要保护庄稼，所以称为“藐”。秋天是万物收获的季节，“猕”就是杀的意思。“狩”是围收的意思，也就是说秋冬行猎不必有那么多的顾忌。清朝皇帝把秋季定为最佳狩猎时期，几乎每年都会组织大批人马到围场进行狩猎，即“木兰秋猕”。“木兰”是满浯，在汉语中为“吹哨叫鹿”的意思，满人在狩猎时，用桦树皮削剪卷拢成口哨，吹出“鹿鸣悠悠”，模仿公鹿嘶嘶、母鹿咪咪的声音，诱来鹿群入围。
康熙帝继承了顺治行围秋猕的这一传统，并进一步将它发展为训练八旗将士的大规模军事演习，以此达到以兵治国的目的。
四月底，清廷以喀喇沁、敖汉、翁牛特、察哈尔、克什克腾旗敬献牧炀的名义，设置了皇家猎场——木兰围场。木兰围场位于内蒙古中心地带，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是清代前期北京通向漠南蒙古、喀尔喀蒙古、东北黑龙江以及尼布楚城的重要通道。围场内山峦起伏，森林密布，松涛如海。在这郁郁苍苍的深山老林中，到处都是各类飞禽走兽，在其他地方少见的虎、豹、熊等猛兽也屡见不鲜。并且这里地形复杂，特别适合用于训练骑射和以猛兽为假想敌的军事训练。康熙在此设立围场，当然还有更深远的考虑，他希望通过在此举行的秋猕大典，加强内部沟通，团结各蒙古族，以遏制沙俄对北疆的侵略，达到巩固政权、统一全国的目的。
木兰围场建立以后，康熙几乎每年都来这里举行秋猕。为了保持52八旗尚武的习俗和旺盛的战斗力，每年都有八旗官兵在这里轮训。另外，各部院的官员也必须参加。各地蒙古王公贵族也要率领属下前来，通常都有上千的骑兵、向导、随围枪手、长枪手等，规模很大。
行围的过程中和打仗一样，要求纪律严明，触犯者以军法处置，一般为期二十天左右。
皇帝每岁的秋猕，是朝廷的一个壮举，也有严格的行围仪阵。
首先是祭天、起驾、行宫。每当皇帝出宫前必先降旨，地方的相关官员衙门要做好预备，驾行前一日，遣官以秋猕虔告奉先殿祭天奉祖。届期，皇帝戎装骑马出宫。秋猕队伍浩大，从京师至围场沿途按里程、地势设立行宫，供皇帝饮茶、食宿、办公使用。
其次是入围、行营、行猎。入围有东西两个崖口。入围后即选择适中位置，相度地势，搭设行营。行围时采取内方外圆，在围中设帐，并加以军队保卫，整个帐营职能部门俱全，皇帝住在中间的黄幔城，黄幔城外是内城，再外面是外城。外城的周围设有内阁六部、督察院、提督衙门等机构的卫帐。最外围是蒙古等王公贵族的营帐。八旗兵按照固定顺序分左右两翼，驻扎在御营周边。行猎的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甸猎”，满语“阿达密”，即皇帝带人边走边骑射。二是哨鹿，即满语“木兰”。行猎时，有专职人员头戴假画具，以哨鹿子发出鹿鸣之声，以此诱鹿前来，进行捕杀。三是围猎。围猎又分为布围、请围（待围）、观围、罢围。布围，范围一二十里、三四十里不等，视山川大小远近撒围，形成包围圈，此时围而不合，待把动物聚集在一起时，黄旗指挥缩围，直到“人并肩马并身，严严实实如铁桶一般”，完成合围；请围，亦称待围，当围合成时，全军脱帽、举鞭、束马，高呼三遍“玛喇哈（围毕意）”，指挥官高呼“围毕，请皇上猎”；观围，分为观皇帝猎和皇帝观猎，即皇帝亲自参加狩猎和皇帝观他人狩猎，皇帝出城，一是检阅围猎队伍，二是看围内野兽多少；
罢围，随着夜幕降临，一天的驰骋射猎结束，执事为未获得兽物请命，允其留生繁衍，收兵罢围，犒赏军队，待饱餐之后，蒙古乐队奏起悠扬的蒙古乐曲，众人则翩翩起舞，引吭高歌。
每届木兰秋3结束后，东道回銮驻跸张三营行宫，西道驻跸于阿穆呼朗图（今布古沟）行宫。康熙时期凡随围蒙古王公等，围场随围时相互宴请。在每次宴席间都要表演什傍（蒙古族的一种民间乐名）、相扑（蒙古族的一种摔跤形式，为蒙古族之所最重）、教桃（音tao，驯生马）、诈马（选良马数百匹，去鞍鞯列于二十里外，幼童骑马进行比赛，最先到达终点者为胜，胜者加以犒赏）等，借以助兴。塞宴四事后，清帝为答谢蒙古诸部首领，进行隆重的赏赐，至此，木兰秋猕也就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康熙皇帝在整个秋猕过程中，从早到晚在马上度过，不惧辛劳。
据有关资料统计，康熙一生到木兰围场四十多次，直到康熙六十一年逝世之前，已经六十九岁高龄的他仍然举行木兰行围，足见他对行围的重视。通过一年一度的木兰秋猕，不仅达到了训练八旗官兵的目的，更为重要的政治意义是，康熙借此机会接见蒙古诸部上层人物，使之拥戴朝廷，守卫边疆，这对加强满蒙之间的联盟、巩固北部边防十分重要。
为了加强蒙古地区的管理并交好蒙古王公，清朝规定蒙古王公分为“年班”与“围班”定期朝见皇帝。由于蒙古诸部多居于高寒地带，进入内地后，往往受不了较热的气候而“出痘”，因此，蒙古人54常常以进塞为惧。清政府就根据实际情况规定，凡已经出过痘的具有免疫力的蒙古王公，每年年末轮流进京朝见皇帝，这称为“年班”；
那些没有出过痘的蒙古王公，为使他们也沐浴到皇上的恩泽，安排他们在塞外轮流陪同皇帝打猎，参加秋弥，这就称为“围班”。康熙选在广阔而凉快的木兰围场接见他们，是为蒙古王公身体状况考虑而做出的措施，因此蒙古诸部十分感激。木兰秋猕给那些未经出痘的蒙古王公接触皇帝、感受皇恩提供了场所和机会。在行围期间，蒙古诸部随同皇帝一起参加，在秋猕结束时，除内蒙古卓索图盟、昭乌达盟二盟盟长尽地主之谊，宴请皇帝和众大臣外，皇帝还要回请蒙古王公，对他们大加赏赐。通过这些活动，清朝既向蒙古王公展示了强大的武力，起到震慑的作用，同时加强了联系，增进了团结，密切了感情。
木兰秋猕渐成定制之后，因每次参加出塞行围者达万余人，其中的食物、装备供应，都成了很重要的问题。此外，皇帝出塞，除了带着妃子伴驾之外，还有众多的皇子、皇女随往，这样就需要在途中建立一些离宫别馆。用以补充物资、中途休息和住宿。而且，塞外荒无人烟，风沙很大，如果遇到雨雪天气，临时而搭设的幔城、帐篷根本抵挡不住狂风暴雨的袭击，因此，建立坚固呵供长久使用的行宫也就势在必行。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康熙陆续在北京至古北口外一共兴建了十七处行宫，避暑山庄就是其中之一。
避暑山庄坐落于承德市，初名热河行宫，也称承德离宫。
康熙四十二年，康熙与皇后、皇子、诸大臣来到热河下营，这里优越的地理环境深深吸引了他。承德四周群山环抱，南北景色兼而有之，繁茂的大树直通天际。
不仅热河的气候及地理条件使康熙甚为满意，而且这里南近北京，来往方便，奏章可快速到达，于皇帝处理军国大政无误。另外，又北邻蒙古，蒙古未出痘的王公来觐见皇帝也很便利。在诸多条件俱佳的情况下，康熙决定修建热河行官。
康熙四十七年，热河行宫初步建成，其清幽澄洁之胜，据说是“西湖不及也”。热河行宫初步建立后，成为古北口外诸多行宫的中心。康熙每年都有几个月居住在热河行宫。为了处理政务，大学士、各部院大臣也随同前往，热河行宫逐渐成为清代的第二个政治中心。
热河行宫初步建成后，又进行了第二期的营建，重点是修建正宫。康熙五十年（1711年）宫殿区完工，康熙写了《避暑山庄记》，叙述选址营建山庄的经过，在这一年，热河山庄以避暑山庄命名。通过其名字，可以知道山庄主要用于避暑、消夏，而“山庄”的称呼反映了康熙追求自然的韵味。
康熙四十二年后，康熙几乎每年都来山庄，口外凉爽的气候，对他紧张工作之余身体的调养十分有益。他还经常与妃子、皇子们在山庄内游湖赏景、看戏、嬉戏取乐。可以说避暑山庄带给政务繁忙的康熙许多快乐，成为他所喜爱和久居之所。
避暑山庄是皇帝的消夏宝地，作为第二政治中心，它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乾隆皇帝对此评论道：“我皇祖建此山庄于塞外，非为一己之豫游，盖贻万世之缔构也。”所指的即是避暑山庄对于抚绥蒙古的重要作用。蒙古王公未出痘者随皇帝行围外，还要在行宫觐见，而且觐见的人数日益增多。皇帝与他们频繁接触，便于沟通感情，增加了解，有利于及时而准确地了解蒙古内部的情况和动向，起到了密切注视的作用。通过行围、觐见，皇帝赏赐给蒙古王公大量贵重之物，使其感戴皇恩的仁厚，从而心悦诚服地归顺朝廷，不生二志。对于蒙古王公来说，与皇帝接触的机会增多，对于他们加官进爵大有裨益。
因此，也很渴望有适当场合以满足需要。避暑山庄便成了理想之地。
皇帝每年用差不多半年的时间待在口外，从事政治、军事活动。避暑山庄成为其引见官吏、接见各民族王公贵族、外国使节及处理朝政、举行各种政治活动的场所，实际上成为康熙处理民族事务、加强北部边防的政治中心。
康熙充分重视北部、西北部少数民族崇信宗教的特点，在避暑山庄的外围修建了蒙古式建筑的溥仁寺，反映了他怀柔蒙古的思想和政策，突出体现了避暑山庄的政治意义。
秋猕之制与避暑山庄，是康熙为抚绥蒙古进行的重要举措，他的继承者雍正皇帝由于政务的繁忙和维护政权的需要，在短暂的执政期间没有进行秋猕行围，也未去避暑山庄，但他告诫继承人要遵行此制。他的儿子乾隆皇帝继承了康熙的衣钵，不仅对避暑山庄大加扩建，还经常巡幸避暑山庄和秋猕木兰。
自康熙二十年(1681)，康熙皇帝开始北巡，“木兰秋猕”此后逐渐成为定制，无特殊情况皇帘每年北巡都要举行秋猕大典。
清朝政府对蒙古地区的绥抚怀柔政策开始于皇太极，完成于康熙，发展于乾隆，继承于嘉庆。和坤说：“昔在太宗（皇太极）肇龙兴于诸部，至圣祖仁皇帝（康熙）绥怀藩属，整饬边防，我皇上（乾隆）膺下武以承庥，缵前文而展义。”方针是“慑之以兵，怀之以德”。“服则德之，逆则讨之”，“恩威并用”，而偏重于德。
基本形式是北巡秋猕。清代史学家魏源指出：“本朝抚绥蒙古之典，以木兰秋猕最盛。”北巡中所采取的一系列政治、军事、经济措施，顺应了明、清之际的历史潮流，客观上对发展蒙古经济、增强民族团结、密切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保障国家统一、抵御外来侵害起到了重要作用，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嘉庆皇帝在《木兰记》碑文中写道：“射猎为本朝家法，绥远实国家大纲。”一语道破其中含义。
“木兰秋猕，为亿万斯年世世子孙所当遵守毋忽之常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