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编辑出版方面的研究文字表明，自唐代以后，文化界对雕版印刷过程中审稿校勘等工作极重视，凡书籍刊印之前都设有初校和详校，校官都是当时某一方面研究的精深之士或着名学者。及至宋元以来，很多大书坊都延聘“通儒”“博学”之类的大学者担任编辑工作。如明代汲古阁主持者、着名编辑出版家毛晋，自己是当时着名的藏书家，他延聘的从事校勘者，都是业有专攻的学者兼任专职编辑。所以，自古以来，我国的编辑出版事业都是由着名的学者来承担和完成的。
第三，从编辑主体所体现的文化特征和社会行为看，我国古代的编辑基本都是一身数任，再现的是多重社会角色。作为最初的编辑，所体现的社会角色首先是史官，而史官本身又是由着名的文化人或学者来担任。此后在编纂与出版这个行当里，许多社会历史编辑家所体现的都是这种多重社会角色，他们首先是专职史官或其他政府官员，其次才是文化建设的实施者：也只有这种博学与通才式的人物，才能充任专职史官或其他政府官员之职。从孔老夫子整理“六经”，到刘向、任宏等人，再到司马迁、司马光等都是如此。就是这种文化行为和社会特征，完善和推进了我国编辑出版事业的发展。宋代以后出现的私家经营书坊并出版的书籍，又是另一种文化现象。因为这些书坊的主人多为富豪，且家藏图书甚丰，他们经营出版的书，同样体现着多重社会角色。他们既是藏书家、版本学家和校勘家，又是书商；不但编纂图书，而且经营图书，体现着另一种社会角色和文化特征。
二、古代编辑活动的文化积累与积累形式
中国历史悠久，文化多元。如果以江河喻文献资料，则是一条博大精深的文化之河。在这条文化长河中，文献资料记载着中国的历史，扮演着纷繁复杂的角色。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进程，伴随着人类文化的发展，人类文献资料也在伴随着时代车轮的推进而不断增加，包括文字的记载和口头的创作。对此，那些关注人类文化进程的文化人便开始收集、整理和积累那些分散的、处在游离状态的文献资料，加以整理和归类，便成为一种文化积累。
（一）《礼记·王制》记载，说周王朝时曾在民间广为采风，收集民间口头创作，并专门设立乐官，将收集到的不同形式、不同内容、不同音韵的诗歌、颂辞等加以整理，使其整齐归类在历史资料的积累方面，《汉书·艺文志》载，“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而且是“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记载史料的渠道是畅通的。随着这些早期的文艺作品和类似于“起居注”的历史史料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当时的文化人便逐渐把当代或者前代人留下来的史料加以汇编，使其成册，便有了如《虞夏书》《商书》《周书》《诗》《春秋》之类。研究中国编辑思想史的学者们管它称为“述而不作”的编辑活动时期，这一时期的编辑活动自然以孔子为代表。
“述而不作”的编辑思想，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编辑思想之一。对此，历代研究编辑思想的学者们都有不同程度的认识。从司马迁、班固，到东汉王充等人，他们都认为孔子是作《春秋》，而不是述。清代学者刘宝楠在《沦语正义》中解释说：述是循旧，作是创始。杨伯峻先生在他的《沦语译注》中解释得更为通俗明白，他说“述而不作”就是“阐述而不创作”的意思。历代学者们对此有不尽相同的看法，我认为这种汇集成册的过程，本身就包涵着选择，“选择”就意味着“作”。在范文澜先生看来，孔子编辑整理“六经”，并非只述不作，而述与作是不可分的。这是有道理的。我们应该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评论孔子“述而不作”的思想对历史文献收集与选择过程中的利弊。
春秋战国时期，呈诸侯林立、文化多元之势。政治上的大动荡和思想文化上的“礼崩乐坏”，使只有官府才能掌握的文献资料大量流失民间，从而为私人的编辑活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孔子的编辑活动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进行的。首先，从保存资料的角度看，这种做法保存了古代文献，而且保存了古代文献的原貌。其次，在保留资料的过程中，注重文献的思想性和教育功能，对有疑阙者也是择善而从。第三，所述之史料取之有据，不收集、不网络带有臆测性的史料。从这三点看，孔子在编辑成书的过程中是既述而作的。这种编辑思想实际上影响着我国每个朝代的文化建设者。有的研究者认为，孔子“述而不作”的编辑思想曾为中国古代的编辑者在积累和传播文化方面起过思想原则和方法的作用，这是积极的一面；但它也曾束缚编辑者，因袭旧学，在一个封闭的思想圆圈中徘徊，失去了创新进取的精神，这是消极的一面。戴文葆先生在《历代编辑列传·孔丘》一文中指出：“在编辑工作中，孔子整理古代文献都有倾向性。编《尚书》《春秋》，都是借整理史料来申述自己的政治见解。”这一观点是比较中肯的。从文化积累与传播的角度讲，孔子“述而不作”的编辑思想对后世的影响和它所产生的巨大作用是记载史册的。正如着名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所说的：“中国封建时代已经过去了，当作偶像崇拜的孔子也跟着过去了，但孔子对古代文化的伟大贡献和他在历史上的崇高地位，并未失去。因为他删订六经，保存了三代旧典；因为他创造儒学，形成了中国封建时代的文化核心；……他给中国人民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中国人民必须珍重这一份遗产。”历史进程、文化的发展都说明了这一点。
（二）打破“无序”状态，开始体现一种编辑美学思想
经过春秋战国的纷乱局面和“百家争鸣”文化融合之后，随着新文献的不断发现和增多，大量文献资料的整理再度提上日程；同时，新的社会文化生活的需求伴随着时代的更新而出现，即人们已经不再仅仅是满足于春秋战国以来的收集和选粹，尤其是西汉立国之后。
新的文化要求，对编辑提出了新的要求，对编辑活动更加重视，对文化典籍整理也趋于更加严格和完善。着名文化人在反思自春秋战国以来社会发展背景，研究这一历史时期文化发展的脉络，尤其是文献典籍。同时，融入了新的文献思路。他们在当时所获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把来自各个渠道的多种多样无序的文献资料排比归类，融会贯通，再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筛选取舍，打破了各种文献资料原有的来路和体例，按照新的思路重新组织和运用文献，以新的体例撰写新的内容，这就是“集天下之书为一书”，从而达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文献资料择取和运用的规范，就是文化的规范。从编辑的角度说，文献的运用已经打破春秋战国以来的无序状态，已经体现了一种新的编辑美学思想。这就是司马迁和他的《史记》的面世，并以此为代表。
司马迁《史记》的编撰，是对汉代以前文献典籍的优化、组合和重构。这种编辑活动，与孔子修《春秋》等典籍不可相提并论。孔子编纂《春秋》、《尚书》等典籍的过程中，其指导思想是“述而不作”，而司马迁则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其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在《史记》的编撰过程中的思路是“考事”、“稽理”、“研究”、“贯通”，是从历史大背景的意义上，是从宏观的角度来融会、取舍和选择史料的。这种对文献典籍选择的范围之大，评价的力度之强，实际上是远远超过孔子编辑《春秋》等典籍时的力度和水平的。从编辑的角度讲，是大大地开拓了编辑活动的视野，提高了对编辑学识和能力的水平与要求。无论是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文化的角度、编辑的角度，《史记》都是中国编修史书的光辉典范；司马迁是中国古典编辑活动的优秀代表。
司马迁编撰《史记》过程中文化与典籍选择的态度和做法，不但成为后代文化人编纂历朝史书所遵循的楷模，而且为历代封建皇帝所重视，都要组织当时着名学者们来修撰当代的史书。从社会的角度看，的确是繁荣了社会文化生活，推进了文化的积累和传播：从巩固其政权及其稳定看，也确实是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从班固的《汉书》，到清代的《四库全书》无不如此。从另一个层面看，司马迁编纂《史记》的过程，本身就是对西汉之前中国典籍文化的一次大的收集、筛选和淘汰，这种做法符合现代科学系统的结构观点。因为人类历史在不断地进化，历史文献也在不断地增加，如果不是从科学的角度对文献典籍进行收集选粹，优化重构，中国的文化典籍会随着年代的增加而显得庞杂无序。所以中国典籍文献的积累，本身就是一种选择的过程。正是在这一点上，司马迁和他的《史记》成为我国自西汉以前的典籍文献由无序走向有序的开端；同时，也是人类精神产品呈现有序化的开始。尤其要紧的是，在对中国古典编辑活动的有序化产生了无法比拟的历史性作用的同时，也形成了中国编辑美学思想的雏型。
我们说司马迁的《史记》是典籍文献有序的开端，主要是指编辑内容方面的有序。而真正从形式上的有序看，是西汉刘向、刘歆父子第一次明确地对书籍进行分类和编目而成的《七略》。这种书籍分类思想的诞生，在形式上是对中国书籍第一次进行有序化的整理。从深层次意义看，典籍文献的有序化则表现在，首先是对那些最能反映人类认识进程，记载人类文明程度，代表人类智慧和文化前沿，体现社会学术思想和优秀言论的文献典籍的积淀和传播。其次，是对那些经不住时间和历史考验的思想或言论，或失去存在价值的，便被典籍整理和文化选择的编辑者所淘汰，其实，是被历史文化的长河所淘汰。而得以传播的恰是那些具有社会价值、最能代表先进文化精髓和学术思想高锋的文化典籍。无论积淀、传播，或是淘汰。都反映了编辑者的思想和文化意识，显示了编辑文化学的社会作用。西方文化学家波普尔认为：在人类文化长河中，历史文化都不可避免地具有两重性——科学性与伪科学性。中国古代的文献典籍也存在这个问题，这就要整理和选择，积累和传播科学的东西，把不同历史，不同时代，不同学科的有价值的文化典籍筛选优化，使之在有序化的基础上得以积累和传播。
宋夏时期的印刷术及其特点
印刷术，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四大发明之一，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过巨大的贡献，它极大地促进了人类文化和整个社会的进步。马克思把印刷术的发明称为“最伟大的发明”，是“科学复兴的手段”和“创造精神发展必要前提的最伟大的推动力”。我国的印刷术发展到宋代，是一个里程碑，是我国印刷史上的辉煌时代。宋代的图书编辑事业进入全面发展阶段，雕版印刷术已经发展到很高的水平，活字版印刷技术就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它是印刷技术的一次历史性革命。两宋印刷术的快速度高质量的发展，影响和推进了与宋朝对峙时期西夏、辽、金印刷业的出现和发展。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追溯梳理和论述了宋夏对峙时期中原印刷术的繁荣对边地西夏印刷业的出现和发展的直接作用与影响，以及西夏印刷业的承袭特点。
一、宋代印刷术发展的背景
隋末唐初发明的雕版印刷术，先在民间而未在官方，也没有引起统治者的重视，佛教僧侣是印刷术的直接使用者，雕版用于佛经的印刷，极大地推动了印刷术的提高。唐代中期以后，是雕版印刷术快速发展的时期，印刷品除佛像、佛经外，儒家经典着作和民间流行的读物亦在印刷之列。
唐代是我国历史上政治、经济和文化高度发达的时期。经济的繁荣，文化的发展，必然需要为社会提供大量的书籍，而先前那种传统的手抄书则远远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民间印刷业依然勃兴。同时，唐代的佛教文化极为发达，在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下，天下寺院林立，到处大造佛像，僧侣人数大增。对于需要一种能快速且大量制造佛教宣传品的佛教组织来说，雕版印刷术首先赢得了机遇，为佛教僧侣所看重并介入使用。向达在《唐代刊书考》中说：“中国印刷术之起源与佛教有密切关系。”所以，佛教印刷品成为唐代印刷业的主体：同时，也带动和推进了其他书籍的印刷。唐代灿烂夺目的文化就是凭借当时的雕版印刷术得以保存和流传下来的。
五代十国时期，偏安于东南的吴越国，佛经的印刷依旧非常兴盛。在中国印刷史上，由政府组织、用雕版印刷的先进手段印刷整套儒家经典着作，开始于五代后唐时期，主要发起人和组织者为历经数朝的宰相冯道，他主持完成了《九经》的校勘、刻印工作。历史地看，这不仅仅是《九经》的印刷，这种政府行为的介入，改变了印刷术独在民间发展的状况；同时也成为印刷术得以提高、印刷业快速发展的基础。它对后来印刷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宋代辉煌的印刷业，就是唐、五代时期奠定的基础。五代人和疑亲自写版，请人刻版印刷，开历史上私人刻书的先河，成为宋代印刷术繁荣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宋代的雕版印刷与活字印刷
雕版印刷术，在中国印刷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传统印刷业主要包括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础上生成发展的。而这两种印刷形式在宋代齐头并进，得到长足发展。
宋代，是我国雕版印刷业发展的鼎盛期，也是我国历史上编辑事业兴盛的重要时期之一。宋初，在帝王的倡导下，无论官府衙门，还是官僚士绅，都极为热心从事书刻。尤其是随着城市文化的繁荣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专业书商开始出现。这样一来，印书种类多，印刷精良，规模大，在历史上都是罕见的。就雕刻和印刷技术看，刀法纯熟，纸墨精莹，校勘缜密，字体清秀美观，成为后世人倾慕的书法艺术。保留下来的宋版书籍，亦备受后人珍视。
宋代印刷术，不但雕版印刷达到鼎盛程度，而且发明了铜版印刷，用铜版印刷纸币“会子”。同时，宋代还发明了型版套色印刷，只是这套印刷技术当时只用于印刷纸币和佛像。更为重要的是，在庆历年间（1041-1048），毕舁发明了活字印刷术。新型的雕版印刷技术的诞生，使书籍的生产出现了历史性的飞跃，但雕版印刷，每种书必须自刻一套印版，用过即废。而活字印刷，一套活字便可印许多种书籍，大大减少了雕字的过程，提高了印刷效率。从这个意义上说，活字印刷的发明，是印刷史上的一场伟大的技术革命；同时，在人类文明史上，在东西文化的传播史上起过重大的历史作用。
三、宋代雕版印刷术对西夏的影响
（一）宋代的出版印刷管理机构及其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