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用经济波动的数量模式揭示经济周期波动，国内学术界有人持质疑态度。2001年6月2日，在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召开的第169次“双周学术讨论会”上，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陈平教授做了一个题为“持续经济波动对宏观经济学的挑战”的主题发言。他认为，现有的宏观经济学说都不能很好地解释宏观经济波动和经济周期。例如，奥地利学派为了回击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可避免的论断，弗里希运用均衡经济理论提出，市场经济应该是稳定的，就像钟摆一样，自动摆来摆去就停了。弗里希1933年提出一个噪声驱动模型，认为货币运动是内生的而不是外生的，经济波动是噪声导致的，主要的噪声就是货币造成的，就是中央银行在那里乱发钞票，其次才是技术革命。弗里希因此获得196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而在数学上，萨缪尔森提出了乘数—加速数理论来加以解释，实际上这就是钟摆模型，最后解出来是一个二阶差分方程，是一个离散事件，周期性振荡只能发生在一段小的边界上。这是一条线，而不是一个区域。没有一个经济学家会相信均衡会发生在这条线上。只要这个系数变动一点点，则振动要么爆炸要么衰减。这是线性模型所不能允许的，所以要走到非线性模型而不是线性模型。根据我们得出的方程，这个区域是一个带，在这个带里面的任何一点都是周期运动的，可以是双周期运动，也可以发生混沌现象。而实际上，混沌现象是非常复杂的现象，就是说它的振幅是非规则的，不像正弦波。历史上无论是美国的经济波动还是其他国家的经济振荡的幅度，远远超出了弗里希的噪声模型和萨缪尔森加速数模型。还有卢卡斯理性预期模型，导出相同的经济波动样式，费里德曼的预期假说，都不能很好地说明周期规律。
陈平认为，按照混沌分析，经济波动最差也有40%以上的方差可以用混沌现象，也就是内生的振动来解释，这个比例最高可达80%以上。用熊彼特演化学派的观点来看的话，正常情况下的经济波动是起了一个新陈代谢的作用。在经济扩张期，很差的企业都会赚钱；而只有在经济收缩的时候，经营不好的企业才会破产，原来处于垄断地位的公司也才会感到自己的地位受到动摇，因为那些小的公司都是在紧缩时期进来挑战大公司的。卢卡斯在1972年写了一篇非常著名的文章，发展了一个模型，后来得了诺贝尔奖。从这以后全部经济学家都是根据卢卡斯建立的微观基础模型发展自己的理论的，例如新凯恩斯主义寻求价格、工资刚性的微观基础，还有人讨论创新等等。陈平认为，不能理解有“理性预期”这个东西。一旦有了理性预期以后，市场只能放大微观的噪声，也就是说在供给或需求方面的很小的噪声就会产生很大的波动。
所以，陈平指出，从演化经济学派的观点来看，经济波动，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波动，并不是传统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浪费、一种损失，只要不发生像大萧条那样的过度波动，经济波动可以起到技术更新和组织变革的作用。
巴曙松在讨论“中国金融改革的滞后环节”时指出，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金融决策日益强调超前性和预警性。从宏观经济决策角度看，以货币政策为例，究竟应当如何衡量通胀压力？显然CPI是不够的，对于货币政策决策的参考意义不大，但是目前我国没有公布核心 CPI。通过简单的测算可以看出，2004年的核心通胀水平并不高，2005年的物价走势，在宏观决策方面，还是应当看核心CPI，否则可能会导致方向性的失误。但是，目前我们的宏观金融决策，主要依赖的指标基本上都是滞后的指标，例如 M0 、M1 、M2 、GDP增长率、外汇储备规模、CPI。我们如何能够期望仅仅依靠这些滞后的指标来进行超前性、预警性的宏观金融决策呢？
从微观市场决策看，许多金融决策依赖的市场信息我们没有统计。中国的大豆期货投资者遭遇了一次因为统计信息缺乏导致的“大豆危机”，中国的期货投资者进行大豆期货的投资决策时，曾经依靠的是美国有关机构对于中国大豆的统计，美国的期货投资者就可能会利用这个缺陷，在对美国的期货投资者有利的时候调整自己对于中国大豆的统计数据，使得中国的大豆投资者遭受损失。类似的惨痛教训显示出，金融统计信息体系的改革和完善也应当是整个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哪怕是目前的一些滞后的、有限的经济指标，例如 CPI，其透明度也十分有限。在 CPI的统计中，整个商品篮子的构成如何？这个商品篮子如何调整？调整的规则是什么？都是不透明的。同样，目前我们公布的CPI指标过于笼统，对于不同地区、不同收入阶层，应当有分别的 CPI统计信息。例如，对于2004年以粮价为主要推动力的通货膨胀，不同收入阶层所感受到的物价压力是不一样的。同时，对于宏观金融决策来说，必须要公布核心物价指数。
在宏观金融决策中，有许多指标实际上是具有超前性和预警性的。例如，在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下，库存波动是衡量经济周期波动的重要指标，需要区分的是，库存究竟是如何波动的？库存究竟是生产还是销售环节？生产环节究竟是原材料还是产成品？对于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得出的金融政策结论是不一样的。再比如，对于整个经济增长活力的判断，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下有一个视角独特的指标，考察的是新开工的企业和倒闭企业之间的比率。如果在紧缩时期，关门的企业在增多，但是新开工的企业更多，这说明经过紧缩，经济增长的动力依然强劲，企业家对于未来形势的判断还是比较乐观的。国际上通常还运用经理人采购指数、消费者信息指数等判断经济增长活力。
狡诈者轻鄙学问，愚鲁者羡慕学问，聪明者则应用学问。
[英]费·培根枟人生论·论读书枠
研究中国经济周期的学说史，不能不涉及到学说的发展或学派的形成。西方国家关于经济周期的研究按照研究目的、研究方法或者按照经济周期成因分析的观点不同，分成不同学说或学派。例如太阳黑子说、灾变说、消费不足论、自然周期学派、政治周期学派等。
在中国，有关中国经济周期的研究是否也形成了不同的学派，至少目前看来还没有人明确地划分出不同的学派。
著者认为，一项理论研究是否形成不同的学派，起码应当具备几个基本条件：一是一种观点或研究方法得以长期坚持并且可以贯穿始终；二是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形成一定的群体，相互观点得以支撑；三是各种学说具有代表性的论著予以支撑。
到目前为止，尽管我们看到人们对中国经济周期成因和对策主张有所不同，但是我们还没有看到国内有关研究具备学派形成的基本特征。因此，我们还不能就中国经济周期的“学派”发表什么评说。但是，我们可以以此进一步观察，对中国经济周期研究的不同见解做更为深入的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