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经济周期未来走势，在2005年中国经济周期研讨会上，著者提出，从中长期看，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产业快速升级阶段，经济周期的特征集中体现在高位产业成长平台上的高位振荡、收敛式波动和短缺失衡等方面。锻造稳健成长态势和治理短缺失衡，主要应当依靠中长期的“强势均衡”产业政策。
（1）高位振荡。著者认为，经济发展史上，后发国家经济增长起点较低，工业化起飞时期的产业升级速度通常较快，经济增长趋势线就很高，产业成长平台就较高；进入工业化成熟期，增长基数较大，产业替代速度下降，增长趋势线和产业成长平台较低。20世纪60年代至 80 年代，日本、韩国、新加坡、泰国和中国的台湾省、中国的香港等国家或地区，在其工业化中后期成长阶段，新兴产业对传统产业呈现剧烈替代过程，经济增长趋势线都比较高，有的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率连续若干年都保持在9%以上。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大多已经进入稳定期或成熟期，产业替代表现为平缓的进程，经济增长趋势线逐步下滑，速率平缓。中国上个世纪80年代已经完成了一次工业化的任务，工业产值和制造业的产出已经构成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主体，出口结构中工业制成品超过了80%以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受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中国产业结构开始出现快速升级的趋势。生物制药、电子信息、环保技术等高新技术产业快速成长；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以来，利用信息技术改造的冶金制造、石油化工、装备制造、汽车制造等重化工业的快速成长，构成中国工业化中期和后期产业升级转型的主要特征。决定这种产业升级速度的主要因素，一是技术进步的速度，二是新兴产业的高速投资能力。
（2）收敛式波动。依据经济波动定理，有高山就有峡谷。通常情况下，经济增长率越高，波动趋势越可能发散，即振荡区间会扩大；经济增长率越低，振荡空间越小。经济波动的收敛是指经济增长率或经济扩张和收缩的振荡区间缩小的趋势；而发散是指这种区间的扩大趋势。如果按照传统的经济周期分类来看，发散型经济波动容易导致古典式经济周期，即经济增长率出现绝对下降的局面；而收敛型波动多半表现为增长型周期，只是一种在正增长率情况下的微幅波动。中级工业化以来，我国产业升级平台势位高，经济波动应当表现为大幅振荡局面。但是，近20多年来，我国经济增长波动的幅度并没有表现得异常剧烈，反而呈现收敛态势。经济波动呈现收敛趋势，主要有三个方面基本因素：一是由于产业替代能力较强，新兴产业的成长能力完全可以替代衰退行业，产业替代加剧；二是产出的构成已经从以制造业为主变为服务业占主导，后者受经济周期的影响较前者小；三是新技术革命导致新经济的增长潜力加大。
（3）中程周期拉长。对于中国1978年以来的经济周期分期，学术界看法不同。比较公认的周期低谷期为 1981 年、1986 年、1990年和1999年，也就是先后出现了四个周期低谷。据此预测，自2002年第五个经济周期上升阶段计算，第五个经济周期上升期起码会持续到2007年，低谷期可能会延伸到2010年前后。也就是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第四个经济周期和第五个经济周期可能会延长到平均10年左右。果真如此的话，那么中国经济周期的延长就可能成为这一时期经济周期的新特征。
（4）中长期“短缺失衡”。市场经济中的短期总量失衡，大多数是普通制成品的生产过剩，表现为有效需求不足。但是从中长期来看，同样存在着产业短边的失衡。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总量失衡表现为总量过剩与结构性短缺并存：于是，在高位成长平台中的收敛趋势，有两种衰退因素并存。一种是生产过剩型不景气；另一种是资源抑制型紧缩或资源性“短缺失衡”。例如近几年的煤炭、电力、水泥、石油产品短缺对经济增长的制约。两种收缩可能同时发生，有时可能间错出现。过剩型不景气是循环发生的，资源抑制型紧缩也是周期性的。过剩型和资源抑制型两种不景气导致的经济收缩，最先可能发生在一些行业和部分产业，之后会出现全面调整，经济增长受其影响而放缓步伐。
真正从源头解决短缺失衡，归根到底要依靠中长期的产业成长和产业增长平衡，也就是积极发展资源性产业，通过产业调整实现供给改进。为此，我国今后高成长平台中的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特点，决定了经济周期调控不能仅仅依靠短期需求管理，还需要依靠中长期综合供给政策来实现。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李建伟认为，收敛性与增长高位平台没有必然关系，因为收敛是向一个中间趋势线回归，不是振幅大小。
陈乃道也对新一轮经济周期进行了展望。他主编的枟中国经济———新一轮经济周期愿望枠一书从财政货币政策、经济结构调整、国有企业和中小企业的改革发展趋势、高新技术产业、房地产业、农村市场、资本市场等多个角度，对我国新一轮经济周期进行了研究分析，客观地描述了我国经济的发展空间和未来趋势，以及各相关增长点的支撑效应与发展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