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财经大学的李广众（2001年）认为，中国确实存在财政危机。具体表现为：一是“钢丝财政”，它是指地方财政过分依赖于单一的财源，财政运行风险重重的现象。财源的单一使得地方政府将税利的征收重点集中于一个或几个企业，如红塔集团每年提供的利润和税收占整个云南省财政收入的60%~70%。二是隐性负债。政府的隐性负债主要指政府的社会保障资金，特别是养老金的欠账。三是或然负债。或然负债是指政府的可能支出。政府是公共风险的防御者，是微观主体最后的担保者。目前，政府或然负债主要集中在应对金融风险中不确定性的支出。“政府—国有银行—国有企业”三位一体的特征决定了银行不良资产的最终化解必须由政府财政负担。四是金融抑制收益。金融抑制收益其实是一项隐性的税收，它是指政府部门通过压制国内利率水平以及控制资本流动使其国内融资成本人为降低，进而获取的收益。可见，中国财政的危机并不仅仅表现为债务负担过重，财政赤字过大以及行政支出中的“十羊九牧”现象，这些显性的风险是容易引起我们注意的，而其背后的公共风险才是我们必须高度警惕的，这些风险的扩展加速了财政危机的到来。
财政危机产生的原因可能来自政府的双重目标。诺斯（1991年）曾经明确指出：政府在追求正当性最大化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存在着两难的选择，在历史中经常会出现财政目标偏离社会目标的现象。具体表现为，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而不惜采取损害社会经济发展的措施，这就是“诺斯悖论”。政府之所以会面临两难的选择，关键的一条在于社会目标是长期的，而财政目标是短期的，二者的关系其实是一种源和流的关系。正当性最大化这个目标实现的经济基础有二：一是有一套与产权保护、激励与约束、法制化相结合的市场制度；二是体现公平与效率的分配制度，后者其实就是财政问题。前者是做蛋糕，后者是切蛋糕。
中国现在之所以没有发生财政危机，一个主要的原因是财政危机的表现形式问题。作为政府核心的“财政”，一旦出现危机意味着政府出现了危机。在三权分立的西方国家，财政危机、政府更迭的事情常见，而在中国，则不会发生这种事情。虽然1994年枟人民银行法枠的出台从制度上割断了财政部与中央银行间的直接融资渠道，但由于财政、金融工作的统一领导与统筹规划，财政危机往往间接表现为金融危机。
目前来看，以下几点可能导致中国金融的潜在危机。巨额的不良资产主要是在“政府—国有银行—国有企业”三位一体的体制下，国有银行替代财政向国有企业输血而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银行成为“人质”的结果，此为其一。其二，国有银行核心资本不足。其三，证券市场的泡沫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圈钱”为国企解困，“一股独大”造成的。其四，现在的扩张性政策，可以理解为一种政府试图用通货膨胀来对付通货紧缩的主张。
因此，表面化的金融危机就是财政危机。我们之所以没有感觉到财政危机的到来，只不过是因为金融的管制推迟了金融危机的到来罢了。但无论如何，财政危机与金融危机唇齿相依的关系是存在的。
技术的进化极大地增加了每一个人得到的信息量，生活者被卷进了信息的洪流。
[日]谷口正和枟第三感性：一种新的观察和分析方法枠
20世纪80年代之后，一些西方经济学家提出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受到了经济学界的普遍重视。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认为，经济波动主要是由外生的实际因素引起的，包括科学技术的突然变化、生产力的变化以及消费者偏好的改变、自然灾害、政治动乱、石油价格的变化等等。以技术进步为例，因其具有不确定性，既有发生突破性进展的时期，也有进步缓慢甚至停滞不前的积累时期。例如，人们当初不能确切预测电脑何时被发明出来，互联网络何时得以普遍应用。技术进步的不稳定性，使得GDP的增长速度也不稳定，从而形成经济的周期性波动。
现代经济学中产生了新经济增长理论。相对于19世纪中叶马歇尔、熊彼特的报酬递减增长理论，现代新经济增长理论建立在现代自然观基础上。均衡被秩序和混沌的边缘所代替，非线性随机过程，计算机的模拟程度已经可以解决现代一些问题。传统时代，粮食、化肥、水泥等大宗产品的成本是由人力、土地、原材料构成，报酬递减率容易发生，如今信息、知识、技术成为主要生产要素，连续投入信息、技术会发生报酬递增。新经济增长理论由 P。 M 。罗墨1986 年的论文“递增收益与长期增长”和 R 。E 。卢卡斯1988年的论文“论经济发展机制”提出。他们认为内生即技术进步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为此，加快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对于支撑我国长期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