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50年代起，东西方学者有关社会主义经济周期的研究逐步形成了三个较大的学派，它们分别是：“自然周期”学派、“行为—制度”学派和“政治周期”学派。这三个学派分别从不同角度阐述了社会主义经济周期的根源和机理。这三派学说对我们国内学者的研究，在角度和方法上都有不少借鉴价值，为此有必要对于这三派学说的贡献和局限性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5.4.1“自然周期”说
从否认社会主义存在经济周期到承认其存在，“自然周期”学派是有功劳的。这批学者最初是在严格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相区别的前提下，承认社会主义存在经济周期波动的。早年，在前苏联学者看来，经济周期波动与负增长率或生产绝对下降是一回事。后来，一些学者看到了前苏联“增长循环”的现实。前苏联学者哈维娜（S 。Havina）女士分析了1928—1940年和1947—1966年前苏联工业生产增长率变动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苏联在通常和平时期，工业生产从未出现危机式的下降”，但“工业生产增长率的波动确实出现过。”
自然周期学派的基本观点，是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周期的产生与制度无关，其根源在于生产的“自然”规律。他们先后论述了三个“自然”周期规律，即两大部类交替增长规律、固定资产再投资规律和技术进步规律。
一批前苏联学者很注重从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中寻找根据。A·诺特金（A 。Notkin）提出，假设劳动力资源已全部被利用，则现期第二部类消费品生产的扩大，只能建立在前期第一部类资本品生产扩大的基础上，而资本品的生产扩大又以对消费品生产的投资为基础。所以，资本品生产的扩大伴随着消费品生产的收缩；在第一部类高速增长之后，又带动第二部类的快速增长，从而发生两大部类的增长错落。诺特金指出，前苏联经济在1941—1965年的25年中有一个“再生产周期”，其中第一阶段（1941—1950年）第一部类的增长率比第二部类高3 。5倍，第二阶段（1950—1965年）由于第二部类快速增长，两大部类增长率速差降为1.2.诺特金认为，由于现代生产是多部门、多层次的活动，社会主义并不会因为有了宏观经济计划而消除两大部类的增长波动。
另一个“自然”规律被称作“再投资”周期。波兰学者 O·兰格（O 。Lange）1961年著有枟再生产和积累理论枠一书。书中指出，固定资产的更新报废，不是以固定速率进行的，即使在简单再生产条件下，由于资本设备的不同物理寿命和精神寿命，某一时期就可能出现固定资产替换高潮，另一时期则会出现替换低谷，从而使固定资产的再投资出现波浪式的进程，兰格把它叫做“再投资周期”。然而，兰格认为社会主义的再投资周期与资本主义的商业周期根本不同。资本主义的固定资本更新波动是商业活动引起的，也就是说由市场利润诱导的；而社会主义固定资产再投资是由国家计划安排的，不具有商业性质。哈维娜也有类似的看法。
种场合下，假定技术进步为中性，则技术进步通过追加新投资，用资本集约度高的新设备替换资本集约度低的旧设备，使劳动生产率有所提高，加上新投资本身也形成一个国民收入净增量，反映在资本—产出比率上会多出一个额外的增量；然而，随着技术潜能的逐渐耗尽，这一额外增量会逐渐缩小，整个社会增长率水平又会回到初始水平，从而形成一个增长率涨落周期。在后一场合下，技术进步通过加速折旧，缩短设备生命周期，同样可以产生一个额外的增量，直到新的设备周期结束，旧设备更新完毕，国民收入增长又回到初始水平，从而完成一个加速更新周期。显然，制度的不同，可能会改变技术运用的方式和方向，但无法改变技术能量释放的周期轨迹。
三条“自然”规律的揭示，使人们发现了生产的非均衡性，触及到社会主义经济周期波动的一般性因素。不难看出，自然周期学派没能抓住社会主义经济周期的特殊生成机理，更不可能揭示出社会主义不同体制下的周期机制，因而，他们对社会主义的周期波动就不可能给出一个完满的回答。
5.4.2“行为—制度”说
“行为—制度”学派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最为流行的学派，他们的学说在这三派学说中影响最大，也是体系最为完整的一个。这一学说的核心意识认定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及企业的扩张和收缩行为是导致经济波动的根本原因，而政府和企业的行为又是计划体制决定的。这一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波兰学者A·卡宾斯基（A 。Karninski），捷克学者 J·戈德曼（J 。Goldmann）、K·库巴（K 。 Kouba），前南斯拉夫学者 B·霍尔瓦特（B 。Horvath）、A·巴耶特（A 。 Bajt），匈牙利学者T·鲍尔（T 。Bauer）、K·A·舒茨（K 。A 。soó s）、J·科尔内（J 。Kornai）。一些西方学者也持有这些观点，如美国的 G·斯泰勒（G 。Staller）、马·拉科夫斯基（M 。Rakovski），荷兰的 P ·布特（P 。Boot），前西德的施尔坦·萨博夫、J·科斯塔等人。
“行为—制度”学派的分析多半是从投资活动开始的，这是因为，投资既是国民经济增长的显性制约因素，又是计划控制最直接的活动。从现有的文献看，最早涉及社会主义投资周期的首推波兰学者卡宾斯基。1958年，他的枟波兰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问题枠一书出版，书中将波兰1950—1957年的投资活动分为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投资急剧扩张，后一阶段投资速度下降，前后构成一个完整的投资周期。后来，另一个波兰学者 R·切林斯基论证了波兰1950—1960年的两个投资周期。至此，有关计划体制下的投资周期进而经济周期的研究拉开了序幕。1966年，前南斯拉夫学者霍尔瓦特在南斯拉夫枟经济学家杂志枠上发表“南斯拉夫的经济周期”一文，1969年该文成书以斯拉夫文出版。该书就前南斯拉夫的投资周期、创新周期、工业周期、农业周期、货币信用和价格周期、进出口周期、政治周期以及长周期一一作了分析，并做了国际比较。这本书，至今仍是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周期难得的文献。再就是匈牙利的鲍尔（1975年）和A·布罗迪也先后出版了自己的专著。前西德的萨博夫也有过专著。
“行为—制度”学说由三个相互关联的理论组成：投资冲动理论、瓶颈理论和周期阶段理论。这三个理论对于计划体制下经济运行的描述、对于投资波动制度因素的分析可以说是开创性的。
三个理论从制度方面完整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周期机制。其中，投资冲动理论实际上就是分析周期的发生机制问题，后两个理论涉及的则是周期的制约机制和传导机制问题。三种机制构成完整的周期机制。发生机制揭示周期扩张的动因，制约机制指增长与发展障碍，传导机制指经济变量相互传递效应。
关于投资冲动的动因，“行为—制度”学派有不同的解释。早在20世纪60年代，捷克学者戈德曼和库巴认为，计划经济中的投资狂热主要来自于中央计划当局的“赶超压力”。他们考察了1950—1964年间前民主德国、波兰、前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四国的经济波动史，发现这些国家为迅速摆脱经济落后状态，以及出于赶上和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需要，热衷于制定雄心勃勃的发展计划，追求高速经济增长。这种“赶超压力”直接转化为“投资压力”，迫使计划部门不断提高积累率，追加投资额度，一再超出计划指标，过度投资加剧了国民经济紧张状态，最后不得不降低投资速度和生产增长速度。戈德曼和库巴指出，尽管投资冲动是一种主观狂热，但这种狂热还是以苏式集权模式为基础的产物，并且凭借可以动员一切产品和生产后备的中央计划制度，可以推进高增长计划。
20世纪70年代，匈牙利学者鲍尔和舒茨根据他们的研究认为，战后中央计划体制建立初期，上层决策部门的“赶超冲动”还是很突出的，但是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来，计划当局的“速度意识”开始淡化，高增长不再是无条件的了，中央的战略目标开始有所变化，这时，来自体制内部的投资压力逐渐增强。鲍尔指出，东欧各国所谓传统的“中央计划体制”，实际上并不是一种完全的中央集权，在经济决策系统的不同层次之间，经常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决策权分配，中央的计划来自于部门和企业的计划汇总，形似一种“金字塔”式的等级计划制度。企业、部门常常为争取投资与中央讨价还价，迫使中央批准更多的投资。而中央面对下级的投资压力，常常是无能为力的。鲍尔因此把这叫做“投资计划交易”。中下层部门和企业之所以滋生这种无止境的“投资饥渴”，主要有四条原因：其一，这种计划体制往往以完成计划好坏来评价企业领导的业绩，而投资所创造的新生产能力使企业更容易完成计划；其二，随着投资而来的企业规模扩大可以提高企业领导的社会声望；其三，企业明白，上级机关要想给他们追加计划任务，必须得给他们追加投资；其四，投资是不付任何代价的，企业没有财政风险，即科尔内所说企业“预算软化”。此外，企业还有许多“计谋”来迫使上级追加投资。比如“钓鱼计划”，企业在头一年先做一个较小的投资预算，一旦这个预算被接受，在以后的年份里追加的投资即使再多，中央部门也得承认。
鲍尔和舒茨这种“企业压力”说，以及戈德曼的“赶超压力”说，对于中央计划体制中的“投资狂热”的描述，可以说是既精辟又形象。在中国，这两种投资压力都存在，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来自地方和企业投资冲动似更加不可遏制。这一点，鲍尔在总结1986年以来匈牙利改革进程的经验时，已经注意到这种发生机制的改变。
“瓶颈”理论是“行为—制度”学派颇具特色的理论。所谓“瓶颈”，用戈德曼的话说就是投资“障碍”，霍尔瓦特叫做增长“闸限”。瓶颈理论推动了非均衡学说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应用。该学派学者普遍认识到自发市场经济中投资约束来自“有效需求不足”，而在计划体制下投资障碍来自于供给方面。计划经济中的投资制约机制是一种资源约束型制约机制。该学派主要论证了三个瓶颈：资源瓶颈、消费瓶颈和外债瓶颈。
资源瓶颈主要是指投资品的短缺。戈德曼和库巴认为，每当增长率超过了平衡增长所需要的理想速度时，就会出现原材料基础工业跟不上加工工业发展的趋势。为了对付资源短缺，许多企业不断增加物资储备，结果加剧了供不应求的局面，直到经济回升，供给形势缓和，物资囤积现象才会有所缓和。这种“社会主义投机行为”通过“存货周期”强化了经济周期。
消费瓶颈是指消费品短缺和消费水平的压力。R·切林斯基很早就看到了消费与投资的对应危机。他指出，一方面，中央计划投资总是优先投入重工业部门，农业和消费品工业投资很少，使有限资源从消费品生产中抽走，造成消费品生产严重滞后；另一方面，过度投资挤占了国民收入中的消费基金，在周期高涨阶段已经埋下了消费水平下降的危机，一旦消费短缺的矛盾恶化，就会导致投资萎缩。阿根廷学者 J·奥列维拉（J 。Olivera）早就指出，居民对消费水平的强烈不满最终迫使中央修改投资计划。这种靠牺牲消费而实现的高投资，前南斯拉夫学者巴耶特称之为“增长对抗”，鲍尔则把这种周期叫做“消费均衡”周期。
外债瓶颈是指进出口失衡造成的外债压力和供给缺口的压力。戈德曼认为，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着巨大的进口压力，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不得不大量进口原材料和机器设备，弥补供给缺口，尤其是那些资源小国。在进口投资品的同时，又不得不大量进口消费品以满足居民的消费需求。这一来，本来可以用于进口投资品的外汇减少了，使本来可以用于出口的商品被国内消费了。鲍尔将这种用减少出口来弥补国内缺口的经济增长称之为“出口均衡”。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又通常缺少可以向西方市场出口的各类商品，常年进口大于出口，使这些国家外债累累（据1989年初统计，前苏联和东欧六国共欠外债已达1300亿美元，其中前苏联401亿，波兰382亿，前民主德国191亿，匈牙利170亿，保加利亚69亿，前捷克52亿，罗马尼亚31亿）。
三个瓶颈构成了投资增长的最高上限，由此决定了计划经济的“可运行区间”。
周期阶段理论是关于周期传导机制的具体描述。霍尔瓦特将南斯拉夫式周期划分为六个阶段：（1）萧条；（2）谷底（即向上转折点）；（3）复苏；（4）高涨；（5）峰（即向下转折点）；（6）衰退。鲍尔则分为复苏、高涨、停顿和衰退四个阶段。
“行为—制度”学派成功地描述了社会主义特有的周期机制，这一贡献与“自然周期”学派的工作异曲同工、相得益彰。他们分别从不同角度勾画了计划体制条件下周期波动的形成机理。遗憾的是，双方都没能将对方的分析与自己的理论相融合，这样，每一种学说都不能成为一种完善的理论。
5.4.3“政治周期”说
如果说“自然周期”学派和“行为—制度”学派还立足于经济活动本身因素分析的话，那么，“政治周期”学派则热衷于从经济活动以外去寻找经济波动的成因。“政治周期”学派认定，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波动主要是由政治变动造成的，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不稳也呈现一定的周期摇摆性。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以西方人居多。例如，法国学者 B·沙旺斯（B 。Chavance），前西德学者 F·弗莱西克、J·科斯塔，日本学者希马库拉（T 。Shimakura）等。
这批学者对“政治周期”一词的内涵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就他们引证的意思看，大体有两重含义：一是指中央政府的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反复不定，形成“政策周期”；二是指上层政治冲突和社会政治运动周期性地爆发，形成“权力更迭周期”或“运动周期”。显然，就上层政治变动而引起经济波动这一点上，这里的“政治周期”与西方经济学中的“政治周期”一词相似。在“政治周期”学派看来，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波动更无规律、更为剧烈，对经济的影响更为直接。
前西德学者弗莱西克和科斯塔研究经互会国家的经济危机，指出苏东诸国的经济波动具有明显的“政治周期性”，也就是说，制定计划的官员搬用政治家们的政治决策程序从而造成经济增长的忽高忽低。早在20世纪20~30年代，前苏联在斯大林领导下，一味地追求高增长，号称“布尔什维克没有攻不克的堡垒”。自上而下地强制农业集体化，带来消费品短缺和为工业强制积累的一系列错误。此种战略和唯意志论的做法一直延续到 20 世纪 70 年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戈德曼和弗莱西克把这种政策活动看作与随机因素等同的外生变量，由此引起的波动被称之为“准周期”。
值得重视的是，西方学者不少人对中国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法国经济学家B·沙旺斯指出，在中国的六次衰退中（1954—1955年、1960—1961年、1967—1968年、1974年、1976年、1981年），其中三次大衰退与三次政治大动荡有关：20世纪60年代初的危机来自“大跃进”的失败；1967—1968年的低谷源于“文革”的动乱；1976年的萧条与周恩来、毛泽东相继去世的政治危机紧密相关。”
日本学者希马库拉说，中国每一次经济波动，总能在政策变动中找到根源。比如，重大的变动常发生在每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第一个五年计划除外，1958年、1966年、1971年、1976年）。D·帕金斯（D 。Perkins）和陈储元提出，中国的发展战略转向具有很大的随意性，跃进和调整都没有缜密的计划。
政策的反复性还体现在各个领域。帕金斯谈到中国的人才政策，对技术人员时而信任，时而在“红”与“专”之间走钢丝。陈储元发现了一个“人口政治周期”。建国后，先批马尔萨斯人口论，后批马寅初，节制人口生育计划几出几灭，导致中国人口剧增又无规律。“农业政治周期”也是陈储元的创造。他说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农村有一种“充公周期”，即私有财产的合作化、公社化之后又有所回缩市场的变动，加上对农村市场时而宽容、时而限制的态度相互交替，农业收成极不稳定。
经济制度的变革上，也有一种“钟摆运动”。希马库拉描述了“经济管理体制的周期改革”：集权导致僵化，于是决定分权；分权又产生无组织混乱状态，所以又重新集权。如此反复无穷。这种天平制造商的游戏从1958年起就可以看到。
希马库拉用中国决策体系的矛盾来说明这种周期。他认为，在决策权力体系中，有“激进派”和“保守派”之争，每一派都力图争取最高决策者的支持。这三角游戏构成了隐蔽的周期波动调节器。另一位日本学者 J·C·阿米兰提出了一个“改革周期”。他认为，这种周期是由于改革意图不完备、不一致造成的，要知道中国今后的改革是否会避免“钟摆运动”，目前还为时过早。
这些学者还谈到了中国“政治周期”有其独特的理论根源和社会根源。沙旺斯指出，毛泽东本人曾对政治的周期变动做过高度概括：一是认为事物总是“波浪式发展”或“螺旋式上升”的；二是宣布“两条路线斗争”几年还会重复一次。在社会基础上，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构成社会组织和社会矛盾的特殊模式。这一切必将导致唯意志论和“政治周期”。
“政治周期”学派看到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化”，揭示了社会主义经济波动机制的又一重大特征，应该说是很有见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