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当年著者开始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周期问题时，为了避免理论上的唐突，最先发表的相关论文，就是关于前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的周期性。
1989年，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在这些国家已经中断。但是，1988年以前，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史，却依然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其中前苏联70余年的社会主义经济周期运动最富有典型意义。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周期波动在很大程度上同属于前苏联类型。
据当时著者分析，前苏联从 1951—1980年期间，其国民收入增长速度平均3—5年左右就有一次起伏，由于这些波动基本上处于增长型周期，当时把它定义为增长短周期。导致前苏联这种经济增长周期波动的主要原因：一是周期性比例失调，被迫进行阶段性调整，前苏联自20世纪50年代以后，先后进行了4次较大规模的经济调整，以缓解计划经济冲动导致的比例失调；二是阶段性积累和投资高峰直接导致的国民收入大起大落，20世纪50年代后的30多年，前苏联的积累率始终保持在25%以上，一些高积累率高峰年直接导致当年经济增长的高峰；三是受农业歉收的影响，前苏联气候寒冷干燥，农业受自然因素影响很大，其中，1963年、1965年、1975年、1979 年，当年谷物产量下降分别为 23 。3%、20 。4%、28 。4%和24 。7%，直接降低了当年的国民收入；四是经济体制改革中新旧体制摩擦，阶段性、局部性经济刺激效应递减。上述诸因素中，决定性因素是周期性比例失调和阶段性投资波动。在前苏联高度集中的体制下，计划失误必然导致不平衡，每过几年矛盾就会尖锐起来，就需要进行调整。于是循环往复，形成几年一度的周期波动。
前苏联经济周期波动，作为社会主义经济运动明显区别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运动。一个是前苏联周期波动不是表现为危机—萧条—复苏—高涨，而是表现为失调—调整—高涨—再失调；二是周期低谷不是表现为生产绝对下降，而是整个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的放慢，即增长型周期；三是最为典型的是前苏联的比例失调，不是生产过剩，而是物质短缺。这一点，以后许多国内学者进行比较研究时，都得到共识。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2000年完成的课题———中华社科基金项目“前苏联解体原因探析”中认为，前苏联经济模式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集中表现是长期存在短缺性经济危机，并最后导致衰退性经济危机。
他们指出，前苏联经济模式是一种短缺经济。这种短缺首先表现为不能满足人们基本生活需要，被称为绝对短缺。绝对短缺的最突出方面是消费品短缺。从食品、衣着到其他生活用品都存在短缺，或者是总量短缺，或者是品种短缺。居民为购买食品和其他消费品经常花费好多时间进行排队、寻找、等待。一些长期严重短缺的商品只好实行配给制度，凭票定量供应。十月革命后前苏联长期实行粮食定量供应，实行农产品义务交售制后取消了这一制度，但是由于产量停滞不前，粮食一直不能充分满足国内需要，1963年农业严重歉收，在全国又实行了粮食配给制度，国家抛售大量黄金从国外进口粮食。在采用前苏联经济模式的其他国家，问题更为严重，有的国家在改革开放前一直实行粮食和其他消费品的凭票供应制度。人们为得到某种行政配给物品或排队购买物品常常等待好几年。最让人难以理解、也最能表明体制弊病的是，许多本为极其普通的一般商品，既不存在技术问题，也不存在资源问题，可就是不能满足需要。至于那些与新技术有关的产品就更是可望而不可及了，于是托关系、找门路、请客、送礼、批条子等等，最后还得花高价才能买到一个质量和性能远低于国际市场标准的所谓“高级消费品”，而这在市场经济国家只是堆满货架垂手可得的普通商品。不仅消费品短缺，生产资料也短缺。企业为生产，建筑为施工，到处跑原料，跑设备。为了保证生产正常进行，企业被迫超定额储备甚至囤积原材料，这更人为地加重了生产资料的短缺。
课题组发现，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兴起，前苏联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在信息产品生产和服务方面前苏联远远被抛在后面，个人电脑、远距离通讯等极其落后。与信息化相关的消费类电子产品，如彩电、音响、录像机、摄像机等等，前苏联也极其落后，除彩电外其他几种几乎都不能生产。随着关系解冻，经济开放，与西方的巨大反差一下子暴露无遗。商品短缺、技术落后和生活差距引发信仰的狂澜，短缺性经济危机导致爆炸性信仰危机。
前苏联经济模式的短缺性危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与经济的增长相伴随的，形成一方面是生产的增长，一方面是所需产品的短缺。从短缺到衰退，前苏联经过了一个漫长的生产效率下降时期。
这里有一个理论问题，即马克思在枟资本论枠中曾揭示，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存在着一般利润率下降的规律。与此相应，是否社会主义生产的发展也存在着基金产值率和单位投资产出率下降的规律。该课题组认为，前苏联生产效率（基金产值率和投资产出率）下降与一般利润率下降规律有一定关系，或者说一般利润率下降规律是前苏联生产效率下降的部分原因，但不是它的全部原因。理由是：前苏联生产效率下降不仅表现为基金产值率下降，而且表现为物质消耗率上升。在 20 世纪60年代以来的各五年计划中（1976—1980年除外），社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均高于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这是消耗率上升的有力证明。短缺和效率下降并存，必然导致经济增长速度逐步放慢，最后转为负增长，于是前苏联经济从短缺发展到衰退性经济危机。
同西方国家的经济危机相比，如果说短缺性危机是前苏联经济模式所特有的，那么衰退性经济危机则是共有的。不过西方国家的经济衰退是在生产相对过剩的情况下发生的，衰退是对过剩的缓解；而前苏联的经济衰退是在商品短缺的情况下发生的，衰退不是对短缺的缓解而是加重。这就是说，衰退与短缺并存，将会形成衰退加重短缺、短缺使衰退难以摆脱的恶性循环局面，加重危机的发展。
课题组认为，前苏联经济的短缺性和衰退性危机是由前苏联经济模式的基本特征所决定的，首先是由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所决定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没有在体制内形成以满足人们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为目标的运行机制，且体制本身缺乏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久而久之导致功能衰竭，加之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必然形成短缺经济。而短缺经济加数量型耗费型经济，或者说短缺经济与粗放型经济共存，迟早会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停滞和衰退，于是短缺性经济危机发展为衰退性经济危机。
此外，畸形落后的经济结构与经济危机，国民经济军事化与民用工业落后，社会生产两大部类对比关系失衡与消费品不足，经济增长方式未能根本转变，粗放型增长方式必然导致衰退性经济危机。衰退性经济危机的发生和发展，表明前苏联经济模式已走到了尽头，结论本应是彻底改革前苏联经济模式。但是，由于前苏联领导人把前苏联经济模式、特别是把计划经济体制等同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便误导人们把经济危机的根源归结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这样，就形成了“前苏联经济模式———短缺性衰退性经济危机———诿过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扭曲逻辑过程，成了前苏联巨变和解体的经济根源。
马克思在枟政治经济学批判枠序言中精辟地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该课题组认为，前苏联的剧变和解体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失败，而是前苏联经济模式的失败。失败的原因，归根结底是前苏联经济模式所能容纳的生产力已经充分发挥出来，其历史局限性越来越突出，逐步从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变成生产力发展的桎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