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邦在他的一生中开了30次音乐会就建立了一种传奇式的荣誉，这在钢琴演奏史上别无他例。
1841年4月26日肖邦在中断了3年之后举行了一次音乐会，此后7年，他没有公开演出，直至1848年2月16日，他在巴黎举行了最后一次音乐会。他在音乐会舞台上的引退与他作为作曲家的声誉的提高同步，而这是符合他自己的愿望的。
肖邦的那么多次演出中，还有许多次是义演，没有索取过任何报酬。
1832年5月，正是巴黎发生瘟疫的时候。肖邦当时就是因为没有资金才没能离开，而且他不顾自己的经济困难，还参加了几场慈善音乐会，为巴黎人民免费弹奏了《f小调协奏曲》。
1835年的4月4日，肖邦为巴黎的波兰难民义演了《e小调协奏曲》。就在这个月的26日，他又参加了一次义演，没有索取任何物质报酬。
1838年的3月，肖邦在诺昂为同胞奥尔洛夫斯基的义演中，再次演奏了《e小调协奏曲》。
1842年，有人想请肖邦到身患重病的共和党人格得夫路阿·卡温尼亚克家里去，因为，他非常希望能够在临死之前再听一听美妙的音乐。
肖邦在房间里的一架破钢琴面前坐下来，开始弹奏。他的心中充满着对这位共和党战士的崇敬之情，所以这种感情完全表现在了钢琴上。音乐的效果是这样的好，所有在场的人都被这音乐感动。以至于卡温尼亚克竟然从枕头上抬起了头，脸上流淌着快乐的泪水。
他用微弱的声音喊道：“啊！这音乐太美了，这样让人理解的音乐啊！我再没有什么遗憾了。”
肖邦一生中做过这么多好事，演过这么多次的义务演出，可是，几年以后，在肖邦的葬礼上，演奏肖邦的《葬礼进行曲》的那些演员们，却索取了2000法郎的报酬。这真是太具有讽刺意味了。
肖邦具有独特的演奏风格，正如一篇评论中所描述的那样，他弹奏得那么平静、那么流畅，具有那么永恒的灵巧和细腻。
肖邦的经济状况以艺术家惯有的节奏时起时落。他的收入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学费，肖邦授课每小时收20个法郎，一天可得80法郎至100法郎。每月可得3000法郎。但这有一个前提，就是他的健康状况良好，但他经常带病坚持授课。
跟肖邦学习钢琴的绝大多数都是有钱的贵族妇女，但是有一些把音乐当作职业和终身事业的钢琴家也到他那里学习。在这些人当中，还有一些人举行过相当成功的音乐演奏会呢！
事实上，肖邦在巴黎最经常而又最主要的工作就是钢琴教学了。
每当他看到学生有希望的时候，他便会对讲课表现出非常大的兴趣，有时甚至会倾注所有的感情和精力。
曾经有一个他的学生后来回忆道：“唉！他病得实在是太厉害了，虽然如此，他讲课仍然非常有耐心，也很温和热忱。每一次课都整整上一个小时，甚至更多。有时上课真使我感到幸运。有好几次是星期天上课。我在肖邦老师那里从下午13时一直弹奏至16时才结束。最后，我都不忍心再看他这样累，提出要早一点下课，可是肖邦不肯，甚至还批评我说我不够用功。”
肖邦绝对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老师，他把教师的工作范围看得很宽。他努力使向自己学习的年轻音乐家们热爱和理解音乐。他不仅关心学生们的学习，也理解他们的心情。他对待学生也是非常严格的。他要求学生们要以严肃的态度对待音乐艺术和在音乐方面的发展。他劝告他们要经常听一听音乐和优秀歌唱家的演唱，学习好音乐理论，弹好合奏和四手连弹。
肖邦还认为一个人的自身修养也非常重要。因此，他还关心学生们在做什么事情和读什么样的书。
曾经有一名李斯特的学生林茨去向肖邦学习。林茨是拿着李斯特的介绍信去见肖邦的。肖邦没有因为是李斯特的学生就对他格外照顾，他甚至没有请他立刻坐下。
他看了看介绍信，又看了看林茨问道：“您找我有什么事吗？您是李斯特的学生，是位艺术家吗？”
林茨觉得这位肖邦先生有点傲慢，便随口说：“我是李斯特的朋友，我很希望能在您的教导下学习弹您的《玛祖卡》舞曲。”他刚说完，就觉得自己的话有些太不知分寸，但是已经晚了。
不过，肖邦没有为此而生气，他拉长腔调，用最客气的口吻说：“那么您找我做什么呢？现在请您把跟李斯特学的给我弹弹吧，我有几分钟的空闲时间。”
林茨的钢琴弹得很顺利，肖邦对他很满意，于是就决定把他留下来当作自己的学生，不过，他还是对林茨的《玛祖卡》舞曲被渲染上了李斯特的色彩一事感到不大高兴。
肖邦在教导学生的时候，他既遵循着艺术原则，又十分重视学生个性的创造和发挥。他经常会对学生这样说：“这不像我弹的那样，但是弹得很好。”
他给学生上课的时候，用的曲目范围很广泛。从贝多芬的作品到李斯特的作品，当然也有他自己的作品。他要求所有的学生都要学习弹奏巴赫的曲子。他还说：“这是训练音乐家最好的道路。”
肖邦对每个学生都很负责，他根据每个学生的不同特点和基础而采用不同的方法。他还曾着手编写一部钢琴教学法。他对朋友们开玩笑地说这是“教学法的教学法”。但是由于他的健康太差了，终于没有完成这部著作。
在肖邦的学生当中，有个名字叫费尔齐的匈牙利少年。他从13岁起就以自己的演奏博得了巴黎音乐家们的赞赏。肖邦非常喜欢这个很有天分的学生，但是费尔齐太穷了，他没有钱交学费，肖邦就免费教他。不久，费尔齐便成功地举行了几次音乐会，可惜他15岁就夭折了。
他收入的另一个来源是稿费。在他居住法国期间，他共出版了17册作品，平均每册的稿费为500法郎。这是1838年左右肖邦在他的鼎盛时期的经济状况。但在此之前，他曾经历过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而在此之后，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穷得付不出房租。
按照当时巴黎的生活水平，每月有1500法郎的收入，可以生活得相当宽裕，因此肖邦曾经是巴黎最富有的波兰人之一。然而，他认为钱压根儿就是给人花的，他花在自己身上，更愿意花在别人身上。他从不拒绝帮助来访的波兰音乐家，时刻准备救济穷困的波兰侨民。
他还把极其昂贵的礼物分赠给他的亲人和朋友。他曾经把一只镶着3块贵重宝石的戒指送给他的母亲。还送给女作家乔治·桑一张路易十五时代的华丽并且镶着一块灰色大理石的半圆形的写字台。在巴黎的卡尔纳瓦莱博物馆里，有一只刻有巴黎第一所钟表厂“莱罗依”制造的精美怀表，那是肖邦送给乔治·桑的儿子莫里斯的。
肖邦从来不把金钱放在眼里，出版商却对此加以利用。肖邦索取的出版费用已经很少了，可是，他们还是一拖再拖，不肯出版，目的就是为了让肖邦能把作品白白地送给他们，而不交付一分钱。
1829年肖邦第一次去维也纳旅行时，哈斯林格曾告诉肖邦，他的作品将很快由奥代出版公司出版，但却一直没有拿去出版，当肖邦离开维也纳时，他又一本正经地说：“乐曲将在5周内出版。”事实上《c小调奏鸣曲》一直被压在这个出版公司里，直至肖邦死后两年，哈斯林格的儿子才把这首奏鸣曲印了出来。
1830年，肖邦第二次来到维也纳的时候，哈斯林格故伎重演，但此时肖邦已经看透了他的把戏，肖邦在致家人的信中写道：
哈斯林格老谋深算，他想客客气气地、然而轻而易举地把我打发过去，想让我把作品白白送给他。克连盖尔对哈斯林格对我的《变奏曲》不给任何报酬一事感到惊讶。
哈斯林格也许以为他表面上把我的作品看得很轻，我会当真接受他这种评价，而白白地把作品送给他？但是，白送的事已经结束了，现在，畜生付钱吧！
肖邦曾经说过：“我天生不是为了钱而创造的人。”但是他也同样清楚，他创作出来的东西是可以卖钱的，而一个人要想生存和创造就必须要有钱。为此他不得不经常与狡猾而贪婪的出版商们周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