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铁生离去已近一年，每当想起他时，我便不由得在脑海中缭绕起白居易的诗句：塞鸿遇暖犹回翅，江水因潮亦反波。独有衰颜留不得，醉来无计但悲歌……
是的，每当想起他，我心中都不免涌起一股股复杂的暖潮。病痛使他的生活变得异乎寻常地艰难和复杂，但他却凭着顽强的精神力量，痛苦着拼搏着创造着，最终令他的生命触角延伸到悠远深邃的地方，那是我们常人无论在时间上、空间上都无法与他比翼齐飞的。他生命质量的延伸与拓展，都响亮地让人仰视。我还要说，之所以思绪复杂，还缘于我对于我们时代的理解：在当今这个浮躁、虚夸、造假盛行的时代，史铁生在有意无意之间，用他生命的音符奏响了一曲高贵、经典的人生交响乐。
那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后。“文革”的大火已经熄灭，但体制的余烬仍在泥潭般的铁幕后面隐没、闪耀，然而生命的躁动与精神的亢奋却一刻也没停止。犹如火山旁被灼热的岩浆烧烫的湖水，社会上激荡着思想解放的大潮。每个角落里都有各种层次的人在各种沙龙里聚会，探讨着、践行着各自的人生。尽管工资低得将将能够果腹，吃饭还要粮票，穿衣还要布票，结婚还要凭票证购买“三大件”，但在北京的街头，戴着太阳镜穿着牛仔裤拎着日本三洋录音机动辄就跳迪斯科的男女已随处可见。邓丽君纯净而多情的歌声在荡漾。一些鼓吹性解放的男女则大胆地举办令人意乱情迷的家庭舞会……而我则蹬着自行车穿梭于北京的大街小巷，去参加各种层次的文学沙龙。
那是一个盛夏的午后3点多钟，我蹬着车找到了雍和宫大街26号史铁生的家。他们家很好认—家门口有个全院共用的水龙头。我问正在接水的一个老大妈史铁生住在哪里，她一边用异样的眼光打量我，一边朝距水管二米来远的一扇涂着枣红色油漆的斑驳门板说：“那儿—”我去敲门。一个个头不高、脸上充满忧郁神色的老人给我开了门。后来知道，那就是史铁生的父亲。他把我带进略显昏暗的里屋，在缭绕的烟雾中，我看见陈放、王建（作家晓健）、刘树生、刘树华、李克灵等耍笔杆的哥们儿弟兄都在！史铁生微笑地坐在轮椅里，将右手夹着的香烟换到左手，然后跟我握了握。
那是我跟史铁生的第一次见面。此前，我们都给《今天》杂志写过稿子。虽未谋面，但可以说神交已久。每当清华附中的校友们聚会，都会有同学说：“咱们清华附中原本是学理工科的，如今一‘文革’，数学专家、物理学者没出几个，倒出了不少作家！”是的，在陕西插队的除了史铁生、陶正，在我插队的山西太谷县只有80多位村民的小山村大坪，竟有郑义和我都耍起笔杆儿，张承志在内蒙古插队，比我高一届的作家张明是从新疆石河子劳改农场里横空出世的，还有个谭甫仁是东北插队的……徐晓也曾跟我说，有个跟你同名不同姓的在陕西插队的也是清华附中毕业的史铁生，小说写得特别棒，有机会你们见见。
那天，具体讨论的是什么已经忘记，只记得从此后我们见面就多了起来。他那时在一家街道工厂里画鸭蛋，我在二商局一家集体所有制工厂里当门房打扫卫生烧锅炉。再有一个就是大名鼎鼎的“赤脚医生”孙立哲，跟史铁生一起在陕西插队，返京后曾在北京第六医院里当大夫，这家医院恰好是我所在工厂的合同医院，有时，为了突击一篇稿子，我必须报病假，便找他去开病假条。
逐渐地，我对史铁生的了解多了起来。我知道他曾经因为腿疾痛不欲生，曾几次寻求自我了断，但他命大，均被周围的朋友和同学、家人给拉了回来。他曾说：“人家对我这样好，我怎能以死相报？或许他们觉得我还有用，那我就活下去吧，兴许我真能干出点什么来。”
他开始写小说、散文。那时他的病痛还不像后来那样折磨他。他沉浸在对青少年时期所接触到的世界美好回忆当中。毕竟，在不到20岁时便不能自由行走是痛苦而残酷的。外部世界有如五彩烟花一般纷繁斑斓，但他只有旁观的份儿。世人的欢乐和自己对以往健全日子的回味重叠地击打着他的大脑。尤其是个人和家人所经历的痛苦与欢乐，成为他挽歌般深沉的追忆。普希金有句诗云：“那过去的就成为深深的怀念。”后来我在读他的文字时看到如下表述：“二十一岁过去，我被朋友们抬着出了医院，这是我走进医院时怎么也没料到的。我没有死，也再不能走，对未来怀着希望也怀着恐惧。在以后的年月里，还将有很多我料想不到的事发生，我仍旧有时候默念着‘上帝保佑’而陷入茫然。但是有一天我认识了神，他有一个更为具体的名字—精神。在科学的迷茫之处，在命运的混沌之点，人唯有乞灵于自己的精神。不管我们信仰什么，都是我们自己的精神的描述和引导。”
果然，凭着对自己“精神的描述和引导”，史铁生开创了一片属于他也属于文学的新天地。不久，他写出了《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并一举荣获当年的全国小说奖。自此，他的《秋天的怀念》、《合欢树》、《我和地坛》等优秀作品一发不可收地接连出笼。
登门拜访的各界人士多了起来。一次，我们又去他家聚会。一进院门，就看见水管子后面的红门上贴着写满字的纸条，原话忘了，意思大致如下：我很愿结交天南海北的朋友，怎奈病体不容，只好多有得罪。若非事先约好者，请勿敲门。看了，我倒心里坦然，因为我事先打了电话。往他家打电话，总是他父亲接。而一提我的名字，他父亲马上就交给他。他父亲总是寡言少语，总是一副心事浩茫的模样。我知道他心事繁重的原因，一是妻子过早地病逝（史铁生母亲去世时年仅48岁），留下一儿一女，儿子又高位截瘫，尽管小说写得出色，但对于老人来说，这也很难消除他人生的悲凉之感。兴许，他更看重“健康即财富”。从老人身上，我悟到这样一个道理：孩子及亲人的病痛，是插在父母心上尖刀，那痛楚是深入骨髓且终身不愈的。我们一去，他便悄没声地回到他居住的外屋，不是收拾房间就是在简陋的厨房里忙碌。
我还在他房间里看到这样的字条：史铁生不接受记者采访；史铁生听人叫他老师就打瞌睡；史铁生健康状态不佳，谈话时间一长就气短，气短就是伤气，伤气就经脉失调，失调就离死近矣。而史铁生还想多活几年，以看到共产主义的好日子。故请君适当把握驻留及谈话时间。多有冒犯，万望见谅。看罢我就笑。他也笑，说，没办法，只好这样。但你例外，你例外……他的书柜上也贴着条：本人嗜书如命，概不外借，烦请免开尊口。这个条我很熟悉。因为我也曾在书柜玻璃前贴有这样的字条。
那时，我们有一些共同的朋友，其中要提的是周郿英。我是在东四某胡同76号刘青、刘念春兄弟家认识他的，当然也在赵楠家见过他。在那里，我们曾一起过喝酒，也一同去南城的一家工厂里装订《今天》。他和刘氏兄弟那种埋头拼命干活的样子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他后来成为徐晓的丈夫。我曾在一个冬天的傍晚去过他们那间极其狭小的居所，厚厚的旧门帘挡不住凛冽的寒风。他们的小蜂窝煤炉正在门外续煤。似乎是为了让房间暖一些，徐晓连忙去外面端煤炉，郿英则要留我吃涮羊肉。我觉得在这样的环境里给他们添累赘了，聊了聊便匆忙告辞。后来是史铁生告诉我，他可在那里吃过几次：“你不知道，在那里吃饭是真正意义上的‘促膝长谈’，特有情调，而且郿英特别喜欢。”于是我很后悔失去那次机会。每聊起郿英时，史铁生总是感慨他走得太早了。他对郿英的评价都集中在郿英墓前的石碑上：“郿英……是以爱为愿、行为果的人。……因而名和利在那儿没有地位。……你的喜悦与忧伤从来牵系于人间的正义和自由，因而在世界各地的你的朋友，都因失去你，心存一块难以弥补的空缺，又因你的精神永在而感恩于命运慷慨的馈赠。”还记得在郿英去世出殡的日子，我们一大早就赶到中日友好医院，在紧靠着土城河沿旁，前来为他送行的人足足有数百人之多。史铁生摇着轮椅也赶来了。我们在一起缅怀着郿英，心情沉重。那是1994年，郿英走完了他48岁的生命历程。不知从何时起，周围多了很多穿便衣的人。他们显然不是前来悼念的。因为他们只是关注着我们的一举一动，每见有朋友们聚在一团议论什么，他们便凑近来驱散。这一景象使我们都愤怒异常。我从没见过史铁生发怒的场景。他总是宽容的微笑，即使他在辩论时动了气，充其量也就是瞪着眼睛盯着你不语而已。但那天，他阴沉着脸，朝那些每见人群聚集便前往驱散的人吼着，还伸出手臂指着一个家伙：“该干的事不干，干这种狗差事，算什么嘛东西！”那家伙显然听到了，与两个同伙朝史铁生张狂地走来，我和身旁的几个友人立马将铁生的轮椅半围了起来，也许那些着便衣的人看我们人多，也许是看铁生是残疾人，便打住脚步，站在那里只是与我们怒目对视着。
在与他、与徐晓交往的过程中，我还熟知了一位叫赵一凡的人物。若不是在小学五年级参加学校劳动时脊柱骨被重木压塌，导致下半身瘫痪，他肯定是个非凡的天才。在石膏床上大小便失禁达十年之久的他，以惊人的毅力掌握了俄语、阅读了大量的中外小说，并在12岁时出版了小说《新少年的故事》！在“文革”中，赵一凡，这位对来自民间的、对思想动态有着特殊的敏感的家伙，专注于民间资料的搜集、整理、编撰，无论是当年流传的地下诗文、小说还是全国各地的大字报、小字报或是油印小报传单等，无一不按图书馆的分类学将它们编排在册。毫无疑问，这个靠着两只拐移动的人，活动范围扩大到全国很多省市。在北京这个如火如荼的“革命”气氛中，他成功地竖起一杆标新立异、离经叛道的旗帜。这个在地下文学和读书圈子中异常活跃的人物，还有着极其和蔼可亲的面容。他还是当年禁书的搜集者和传播者。当年的地下小说、诗歌以及黄皮书和蓝皮书、俄国及西方名著，都是他广为传播的对象。徐晓就是这位思想者和行动者家的常客。她是他的好友兼“联络员”，常常为他与外界的沟通而奔忙。在他家，一个个编排了序号的牛皮纸口袋堆满了房间。据徐晓讲，他曾在遗书中说，这些资料的继承人就是徐晓。可惜他家的保姆竟然将如今极具价值的收藏当垃圾卖给了收废品的，据说拉了满满的一卡车！终于，他和徐晓等被“关怀”了，并因莫须有的所谓“第四国际”的案子惨陷囹圄。我那时在另一个后来被人戏称为“二流社”的中学生圈子里活动。也曾听说过赵一凡，但却未能拜见。然而，我始终对赵一凡这个在禁锢思想的时代的先知先觉者怀有崇敬之情。在我心目中，他，周郿英等，他们怀着对祖国和人民深沉的爱，这种爱当然不会为那些“在其位谋其政”以及如我这般的平庸之辈所理解。他们像斜雨一样，从祖国坎坷多舛的土地上流过，可歌可泣得让人心碎。我后来才知道，徐晓与史铁生相识，也有赖于赵一凡。据徐晓讲，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是她精神上异常苦闷的时期。那时她二十岁。一颗不安定的心常常给她无着无落的感觉，便常常在腋下夹着用旧报纸包着的禁书去地坛读。一位坐在轮椅上捧着厚厚的英文字典的残疾人引起她的注意。她说，正是因为腋下夹着从赵一凡那里借来的书籍，使她无形中觉得有精神上的优越感，才斗胆上去和那个抱着英文字典的人“盘道”。那是1974年，史铁生还在攻读英文排遣时光。但很显然，通过交往，史铁生也就知道了赵一凡。他所读过的一些书籍以及当年流行的地下文学如郭路生的诗歌、手抄本小说等，肯定是来自赵一凡的私藏。因为每次相见，徐晓都会谈一些耸人听闻的各类“小道消息”，以至两人有这样的玩笑记载：“他听，也谈，然后吓唬我说：‘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不怕我告发你？’我也吓唬他：‘这里没证人，如果你告发，我就全推到你头上。’”（摘自徐晓著《半生为人》）
是1982年吧，我们共同参加了北京作家协会举办的一次活动—去北戴河度假。记得那一次，是我将自行车托运，下了北戴河火车站后，蹬着自行车推着他的轮椅到驻地。我们两个住一个房间。这次给我们深聊提供了机会。我们谈文学、谈共同交往的人和事儿。晚上，他常常因为恐怖的梦境而大叫，每次我被他的梦吼惊醒，问他有何不适，他都笑笑说，没事，又把你吵醒了吧？我说我神经很健全沾枕头就睡着，你没事儿就好。
宽厚善良的史铁生跟谁聊天时总是带着微笑，只有聊一些挺严肃的话题时，他才会满脸一丝不苟的表情。记得我们有一次谈改稿。我说，编辑们提出一些修改意见，我特别尊重，有些他们不理解却又提出修改，我一般就将这段给删去，或者重写就完了。他说，他要仔细斟酌所提意见，可以接受的，便改，不能接受的，他宁可不发表也不会去改动。史铁生《务虚笔记》发表之后，被他称做自己的“文学领路人”的柳青要将此书在香港一家出版社再版。但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针对所提意见，史铁生沉寂了一段时间，终于给柳青写了信，信中说：这部作品是有缺陷，“但这缺陷，我以为又不是简单的删减可以弥补的，删减只能损害它的特别。而其‘特别’，又恰是我不能放弃的。所以，这篇东西还是让它保留着缺陷同时也保留下特别吧。你不必再操心在海外出版它的事了……”说实话，光这一点就让我心悦诚服。
以后我们每年大约能见上一两面。那大约是他每周3次透析之后。听说他身体状况不是特别好，我们也不好多去打扰。只有作家张明从台湾或者广东来京，召集大家一起吃个饭，叙叙旧。每次，都是趁他做罢透析后从医院直接拉到饭店，直至他感到疲倦告辞，我们才各奔东西。
大约是2008年，北京老千（一家网络公司董事长）在那一年举办了网络小小说大赛。作为评委，我们被邀去大连观光一番。同行的有李青、岳建一、章德宁夫妇，再就是史铁生、陈希米夫妇，杜卫东以及刘孝存等。又是在大海边。我们一同在海边享受着和煦的阳光，瞭望着无边的大海。我们天南海北地聊着。记得我还跟他聊到《我和地坛》，我说，你那篇文章里，很应该写的一笔，其实是你跟徐晓相遇、相识、相交的事儿。你想想，你在轮椅里抱着英语字典，而她腋下夹着禁书，两个20来岁的绝望而彷徨的灵魂在荒芜的园子里相遇了……而且后来你又与她先生周郿英成为莫逆……可你竟没写！要是我，非用不少笔墨！他宽厚地笑着，“哦哦”地点着头。
记得还聊了个内容，便是谈我弟弟甘少诚。那会儿我正想以弟弟的事儿写个长篇。少诚在1995年时因车祸去世。史铁生为他也写了悼念文章。说起少诚，史铁生一个劲儿地说着“可惜”“可惜”。他说，甘少诚可是个人物。他说跟少诚相识了十多年，可见面聊的时间没超过48小时。他说，他知道少诚最早是参加《星星》美展的，后来开始搞大型木雕。“我书柜里现在还摆着他给我的一个木雕呢。来了的客人凡见到这木雕的都夸赞这作品有个性、有风格，问是谁的作品，我一说老牛（少诚在外的绰号称谓），认识的便都谈起他奇特的经历和豪放不羁的风格，没完没了地谈……”史铁生将我弟弟说成是“少诚之风”：“……他像风一样地走了，你找也找不到他。但时常能听见他的消息，一会儿在南方做木雕，一会儿在北方烧泥塑，一会儿在高原拍电影，一会儿在沿海埋头画画。他像风一样、把这世界当成自由的原野，刮来刮去寻觅不够……少诚之风才是悟者之途吧。”我觉得史铁生真是慧眼，连我这个当哥哥的都说不出弟弟特点，但他几句话就直击要害。史铁生还在《病隙碎笔》中谈到少诚：“我的一位已故艺术家朋友，生前正做着一件事：用青铜铸造一千个古代士兵的首级，陈于荒野，面向苍天。我因此常想象那样的场面。我因此能看见那些神情各异的容颜。我因此能够听见他们的诉说—一千种无人知晓的心流在天地间浪涌风驰。实际上，他们一代一代在那荒野上聚集，已历数千年。徘徊，等待，直到我这位朋友来了，他们才有可能说话了。真不知苍天何意，竟让我这位朋友猝然而逝……”在这里，我必须说，正是史铁生提供的这些，让我更深地理解了我弟弟，并且抓住这个脉络将长篇续写下去。如今，我总是怀着感恩之心感谢铁生那天的点拨。
在聊所读过的书时，我们聊起了卡森·麦卡勒斯这个孤独的心灵猎手（美国南方女作家，很年轻就半身瘫痪、缠绵病榻，五十岁便告辞人生）及她的《伤心的咖啡馆之歌》。他说，他也非常喜欢这个作家。我们甚至还你一句我一句地背诵了该篇的开头：“八月的下午路上／空荡荡的／尘土白得耀眼／头上的天空亮得像玻璃／枯坐在百叶窗后的女人／倾听着来自大地深处的／被束缚者的歌唱……”毫无疑问，我们在她身上找到了相当的默契和共识：一个身患残疾的博大而平和的灵魂，在冷静地审视人类文明时，发现了一个重要的故事：众多的所谓四肢健全人，其实灵魂残缺到病入膏肓的地步。他们的很多在他们看来是所谓正常的生活，其实都是病态的，他们的所作所为，不但在危害自己的身心，而且为地球蒙羞并贻害子孙后代。相对来说，身患残疾的人，即使有所危害，那也不过是在很小的范围之内。就是说，一个身患残疾的人，有权利审判所谓健全人残疾的灵魂。
无疑，史铁生后期的作品已进入这一境界。
还记得2011年1月4日，我在798时态空间“与铁生最后的聚会”的追思会上，在那个挂在大厅柱子上的缅怀牌上，我写下这样的字句：
铁生挚友—
面对浮躁之世，沉静而清醒；
面对有限之时空，追求无限的价值；
面对世俗之浊浪，遗世而特立独行。
最后，我要用史铁生深沉的文字作为本文的结尾：“出生以前，太阳已无数次起落。悠久的时光被悠久的虚无吞并，又以我生日的名义，卷土重来。”老友史铁生，卷土重来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