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的风浪颠簸之后，邵山客终于来到了这个美丽城市——新加坡。
“新加坡”三个字是“狮子城”的译音，这里是东南亚最为繁华的商埠，也是南洋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狮子，象征着勇气和力量，邵山客决定将这座美丽的狮城作为他进军南洋的第一站。
他来不及领略这新奇的热带风情，来不及洗去满身的风尘，将自己安置在一家条件简陋的小旅馆里，就立即开始了紧张的工作。短短几天，他走遍城中大小戏院，心中渐渐有了底。他发现，戏院里大多放映的是好莱坞的片子，而当时的新加坡，虽然是英国殖民地，但居住在这个岛上的，主要是早期从中国广东、福建等地过去的淘金客。这些人远离祖国，思乡情切，必然对来自中国的文化怀有深厚感情。邵山客认定，国内的影片在此地必然大有市场。
但是很快他就发现，事情远没有想象中简单。
邵山客带着拷贝，去城中最有影响的一些大戏院联系放映事宜。他随船带到南洋的拷贝，正是“天一”的开山之作《立地成佛》，以及《侠女李飞飞》、《珍珠塔》等卖座的片子，邵山客对自己的影片很有信心，认为一定能够打开市场。
不料，所有的大戏院不约而同，都拒绝放映他的片子，理由是他们只放西片。邵山客试图说服他们，尝试一下放映中国片，但大戏院的老板们均不为所动，有的甚至根本不容他多说，就将其拒之门外。
邵山客百思不得其解。明明华人云集，中国片应当很有市场，为何戏院老板放着这现成的利润不去争取呢？邵山客无奈，转而去找小戏院、小剧场，打算在小地方打开缺口。
但结果令他大吃一惊：小剧院同样拒放他的片子。理由要么同大戏院一样，说自己只放映西片，要么干脆就告诉他，不放！
邵山客开始觉出不对头。他想到不久前，尚有南洋片商特意去上海购买《梁祝痛史》的拷贝，时隔数月，中国电影就在南洋销声匿迹，完全被西片取代了？邵山客感到其中必有蹊跷。他悄悄地多方打听，终于被他探到了实情：又是“六合”在从中作梗。
原来，“明星”公司毕竟实力雄厚，成立时间也长，他们与南洋的许多戏院，早就有合作关系。周剑云亦料到“天一”在国内无法生存，必会转战国外，于是棋高一着，与南洋的许多戏院定下合约，合约主要内容，即不许放映“天一”的影片。
对此，后来邵逸夫旗下的大导演李翰祥，在他《影海生涯》一书中有如下记载：
邵醉翁派三弟邵山客到南洋发展的原因，开始是为了同明星公司竞争。明星公司的周剑云和新加坡的曼舞罗戏院定有合约，双方言明，除了天一公司的出品，任何公司的影片都可以放映。如此一来，天一公司在南洋的发行就受抵制而无法展开，所以邵醉翁才派老三去南洋开拓局面，带去的影片就是《立地成佛》。可是他到了新加坡也是一筹莫展，只能站在街旁，看着曼舞罗戏院门前挤满了来看明星公司出品的观众，两眼发愣。他当即立下一个誓愿：终有一天，我要把这间戏院拿下来！
当时新加坡的情势就是这样，周剑云先将“天一”挤出国内市场，又封锁了国外市场，看来是铁了心，要将“天一”的所有退路斩断，置“天一”于死地。
但邵山客无论如何也要杀出一条生路。他知道，大哥在上海，完全处在周剑云的势力范围之内，形势更为被动。他必须在新加坡打出一方天地，才能保证“天一”公司的正常运转，才不会使兄弟们辛苦打下的江山，轻易付之流水。
一筹莫展之际，邵山客没有灰心。他想，新加坡毕竟不同于上海，周剑云鞭长莫及，定然会给“天一”留下走得通的路。
出了国门，便都是同根生的华夏子孙。对于“天一”和“明星”之间的较量，观众并不关心，他们只热切盼望能看到中国影片。邵山客发现，最早进入新加坡的“天一”影片《梁祝痛史》，至今仍在被狮城人不时提起，可见中国片原本是很有市场的，而“六合”的影片并没有主导南洋市场，远远满足不了观众需求。如此说来，“六合”虽然与南洋发行商有合约，但这合约随时可能变成一张废纸，戏院老板首先考虑的将是市场需要，而不是与“六合”的合约。
邵山客冷静下来，细细地分析了形势。他发现，新加坡作为东方航运中心，西片进口很方便。大戏院单纯放映西片就可生存，无须依赖“六合”。而小戏院，“六合”原本没放在眼里，向来不屑与他们打交道，如今凭一纸合约试图牵制小戏院，小戏院并不真的买账。
认清了形势，邵山客信心倍增。他调整了思路，决定先从小戏院入手。西片价格昂贵，大戏院尚可勉力支撑，小戏院却绝无力购买，这正好给国产片留下了机会。
在国内从事影片发行工作的经历帮了邵山客的忙。他施展他的外交才能，极力游说小戏院的老板，尝试放映他的影片。他给出的价格极其优惠，那些靠吃大戏院残羹冷炙勉强为生的小戏院，在如此优惠的条件之下，不由心动。终于，有几家小戏院老板被他说动了，答应放映邵山客的《立地成佛》。
虽然是些小戏院，价格也极为低廉，但邵山客还是非常高兴。他知道，缺口一旦被打开，“天一”的影片在新加坡走俏，就指日可待了。
做通了戏院老板的工作，邵山客开始在华人聚集的地方造舆论，让大家都知道要放映中国电影了，而且票价便宜。
果不出所料，《立地成佛》一上映便深受欢迎，在华人圈里引起不小的反响，一时纷纷争睹《立地成佛》。那些小戏院的老板，自然也得到了好处。为对方创造了利益，接下来的事情就好办了，有些老板开始主动找到邵山客，要求放映他的影片。邵山客这一步总算是迈出去了。
但小戏院毕竟做的是小生意，一块白布，几十个条凳，就是全部家当了，营业额十分有限。若想发展，必须要进军城市中心的大戏院。多次被大戏院拒之门外的邵山客并不气馁，继续一次次走访大戏院老板。一次，他去拜访英华戏院的孔老板，意外了解到孔老板是宁波人后裔。祖籍宁波的邵山客虽然久居上海，对家乡话却毫不陌生，立即改用宁波话同孔老板交谈。孔老板在异国他乡乍闻乡音，不由百感交集，当即掏出自来水笔，同邵山客签订合同：在影片断档的情况下，可以放映“天一”的影片。
严格说来，这个合同留有很大的活口，并不能保证“天一”的影片在大戏院放映。但这纸合同证明“明星”在南洋造成的水泼不进、针插不透的局面，有了松动。
同时，邵山客的眼睛还瞄准了城市周边的小城镇与乡村。那里的人同样需要娱乐，却鲜有娱乐场所和设施。而因为交通不便，人们也很少有机会进城看电影。如此岂不正可成为避“明星”锋芒、扬“天一”之名的根据地？邵山客决定，把电影放到农村去。
说干就干。邵山客把放映机、影片等，装到一辆租来的老爷车上，每天穿梭于马来群岛的市镇和乡村，不避寒暑，深入到华人集中的地方亲自放映电影。那是一段令邵山客终生难忘的经历，出身富裕家庭的他吃到了从没吃过的苦，也体验到了从没体验过的满足。他的影片每到一地，都受到热烈欢迎。那些很少有娱乐活动，甚至不知电影为何物的人们，对他的电影的狂热喜爱，让他第一次感到作为一个电影人的意义。
邵山客来南洋发展的这段时间里，上海的电影业也在迅速发展，每天都有变化。上海又成立了数家电影公司，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受“天一”稗史片影响，见古装戏有市场，许多公司都开始跟风拍古装片。不过，那些小公司，不顾条件是否许可，随便弄个故事东拼西凑一番，几天就拍出一部影片。不光情节不通，更有清朝女子穿高跟鞋、明代男人穿中山装的笑话。
“天一”的老对手明星公司自然更不会闲着。“明星”的导演张石川在书摊随便买了一本平江不肖生的书，叫《江湖奇侠传》，然后根据小说构思出一个精彩的电影故事。他和编剧郑正秋一商量，写出剧本，拍了一部《火烧红莲寺》，上映后在上海引起很大的轰动。一时间，这把火烧遍了整个上海，也烧热了影坛。许多公司都从武侠小说里找故事拍摄影片，邵山客在来南洋之前，上海已经出现《火烧青龙寺》、《火烧九龙山》、《火烧七星楼》等影片，被称为“火烧片”。
明星公司早有准备。在第一部的结尾，红莲寺被火烧毁之际，他们安排一个大和尚逃脱了。当这漫天大火在上海熊熊燃烧之后，他们趁热打铁，以逃脱的大和尚为由头，拍了《火烧红莲寺》的续集。续集反响平平，于是第三集请了一线红星胡蝶加盟，又掀起了新的观影高潮。周剑云准备一直拍下去，拍到故事挖完为止。
当时，在中国乃至世界，都还没有系列电影出现。明星公司将《火烧红莲寺》连续拍了18集，这种无意识的运作，其实是造就了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长篇电影系列片。此为后话。
在南洋，邵山客的多方出击渐渐有了成果。“天一”公司的影片在新加坡名气日隆，广受欢迎。
自到南洋，屡屡受挫，现在总算柳暗花明。邵山客松了一口气，也突然感到了疲惫。眼见得事业日益壮大，他感到自己一个人已经不能够顾全了。此时，他想到了临行前大哥对他的承诺：如果南洋的市场打开，会给他派得力帮手。
他知道，家里能够派出来，而且足够得力的，只能是六弟邵逸夫了。
邵山客一纸电文发往上海，仅八个字：局面已开，仁楞速来。
大哥邵醉翁手拿电文，喜不自胜。天无绝人之路，邵氏兄弟共同商议的这一步棋，看来是走对了。“天一”公司有了南洋这块根据地，又可大施拳脚了。
邵逸夫此时却不在上海。因为一直在公司兼职，他21岁这年刚刚中学毕业。一身轻松的邵逸夫正趁暑假去北京游览，顺便看一看北大、清华等高等学府，为自己考大学做准备。邵逸夫聪明倜傥，受过良好教育，他完全不怀疑，自己可以成为这些学校中的一名学子。
邵醉翁也颇犯踌躇。同样受过文明教育的邵醉翁，自然知道知识的重要。他也希望六弟能继续深造，以图将来有更大的发展。但是，商场从来如战场，现在南洋市场刚刚打开，正是乘胜追击、巩固战果的时候。如果因为人手不够贻误了战机，也许会导致前功尽弃。如此一来，“天一”恐再无重振希望，“六合”排挤之仇，也再无报还可能。
邵醉翁转而想到，六弟一直对电影情有独钟，将他派往南洋，让他为自己钟爱的事业打拼，虽不能够继续上大学深造，却能提前在社会上得到锻炼，未必不会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邵醉翁内心的争斗虽然激烈，但在弟弟面前却保持着绝对的权威。他给在北京的邵逸夫发了一封电报，电文简洁明了、不容置疑：速回沪赴南洋。
邵逸夫早有心理准备。他当即赶回上海，听大哥说完始末，几乎没加思索，马上应道：大哥放心，我也早想出去闯荡一番了。至于大学，只要有心，哪里都是学堂，哪里都能学到东西。
邵醉翁没说话，只是感慨地拍了拍六弟的肩膀。邵逸夫挺直了脊梁，他感到了大哥这一拍的分量，也感到了自己肩头的责任。他知道，从此以后，他不再是倚在哥哥门下的一个孩子，而是为了家族荣誉、家族事业同哥哥一起并肩战斗的成人了。就在那一刻，他彻底放弃了考大学的念头，决心要在电影业闯出一片天地。
但是他，以及他的哥哥们，当时并不知道，他的这一决定，将使中国诞生一个“电影大王”。
1928年9月，邵逸夫携带着天一公司的影片拷贝，漂洋过海，来到美丽的“狮子之城”新加坡。那一年，他21岁，英俊潇洒，风华正茂。
新加坡港的码头上，久别重逢的兄弟俩一相见，不由热泪盈眶，紧紧拥抱。许是因为年龄接近，邵逸夫同三哥感情最深。他看到三哥孤身奋战，越发感到自己来此是对的。
回到住处，兄弟俩一夜无眠。不及多诉别情，邵山客迫不及待地将来新加坡之后的情形以及公司的现状，说给邵逸夫听。邵逸夫听着，对三哥充满了敬佩。三哥百折不挠、有担当有气概的精神鼓舞着他，他认为这才是邵家男人的风范。邵逸夫充满豪情地说：“三哥，我来了，咱们一起努力，不但要让那些曾经拒绝过咱们的戏院老板主动找上门来，还要让‘天一’的影片在南洋各国遍地开花。”
然后，邵逸夫对邵山客讲了这半年多来上海电影界的情况。他着重讲了“明星”引发的“火烧片”热潮，言辞间流露出对“明星”张石川等人的敬佩。
邵山客听着邵逸夫的讲述，神色慢慢凝重起来。明星公司高手云集，出手总是不凡，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是“天一”强有力的对手。幸亏“天一”抢先一步，占领了南洋市场。如此说来，“六合”围剿，正是塞翁失马，未必是坏事。
邵山客正色对邵逸夫说：“老六，你放弃考学来到这里，代价不小，咱们一定不能让这代价白白付出。要想干好，就得付辛苦，你要有心理准备。”
邵逸夫也神色凝重，向邵山客保证道：“三哥放心，我来新加坡不是游山玩水的，既然来，我就做好了吃苦的准备。”
邵山客点点头，欣慰地笑道：“我一个人还真有点吃不消呢。现在好了，你来了，咱兄弟二人齐心协力，把南洋的市场攻下来。”
兄弟俩连夜分析了形势，决定将流动放映继续下去，在周边的城镇乃至乡村制造影响，让“天一”的影片遍地开花。
邵逸夫来不及休息，马上就投入了工作。他和三哥索性把帐篷、日用品也装到了放映车上，深入到小城镇、农村，走到哪里，就把电影放到哪里。来不及回到住处，就就地住下。他们尽量租用当地的放映场地，但许多地方没有专用的场地，他们就租空地，在空地上搭起影棚，一样观众如云。
邵氏两兄弟当时正值青春年华，尽可以把所吃的苦受的罪，当做宝贵的人生体验。甚至他们的流动放映车，也被他们称为吉普赛人的大篷车，平添了许多浪漫。但事实上，对于出身小康人家的邵氏兄弟来说，那段经历实在是一种考验。
晨曦初放，他们就要赶紧准备早场放映，而直到子夜，最后一批观众还没散去。兄弟俩除了放电影，还要清扫场地，检查机器，搭好帐篷。一张张地写好海报，走街串巷去张贴。邵逸夫年轻贪睡，那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踏踏实实睡一个好觉。而这最基本的要求，在当时却极为奢侈，因为他们的流动放映车非常受欢迎，经常是刚在一处落脚，下一处已经有人过来请他们了。他们只好夜以继日，天天忙碌。
如此过了三个月，他们手中有了些积累，于是将人力车换成一辆敞篷小汽车。这，大约是中国电影史上最早的流动放映车了。
新加坡的市场打开局面之后，邵逸夫血液中的不安稳因素又开始活跃。他试探着对邵山客说：“三哥，新加坡地方有限，我们可以考虑到马来亚（马来西亚西部土地旧称）去放电影，扩大‘天一’的影响。”
邵山客笑了，这与他的想法不谋而合。他早就注意到，马来亚的许多小镇及乡村，根本没有电影院，许多人从来没看过电影。邵山客认为电影这种最为大众的艺术，是最容易被没有文化的底层民众接受的，他认定马来亚的市场前景极为广阔。
因此，有了机动车，邵氏兄弟并没有变得轻松，相反更忙碌了。机动车让他们走得越来越远，马六岬、吉隆坡、怡保、槟城等的城镇乡村，都留下了他们放映车的履迹。南洋地处热带，潮湿闷热，动辄一身汗，在毒辣的阳光之下无处可逃。而经常会出现的雨天情况就更糟了，他们不能因为风雨而停止放映，只好开着他们的小车，在风雨中艰难跋涉。农村地区没有大路，许多次都被陷在泥泞之中，风雨大作，一筹莫展。而这种闷热潮湿的气候，正是蚊子的乐园，每到晚上，他们还要忍受蚊子的狂轰滥炸，整夜难以入眠。
经过辛苦努力，他们的流动放映车闯出了名气，也有了固定的经营模式。邵山客便将放映车交给六弟经营，自己则继续巩固和开发城内的戏院。他知道，流动放映不是长久之计，人力成本也太高。若想真正在南洋站稳脚跟，还是要攻克那些大戏院。
如此一来，邵逸夫的工作就更多了。他彻底从一个富家公子，变成了一个苦力。那时的放映设备十分落后，需要用手一格格地摇片子，每一场电影放下来，都会累得腰酸背疼。
可以安慰的是观众对他的欢迎。他们给当地偏僻乡村的人们原始而寂寞的生活，带来了无尽的乐趣和欢笑，而观众也回馈给他们热烈的欢迎。观众并不限于华人，当时是无声电影，没有对白，不懂汉语的当地人也一样跟着看得津津乐道。每到一地，都是人山人海。许多次，因为天气或者汽车出了故障，到了约定时间他还没有到达目的地，这时，当地的观众就会迎着他要来的路，寻找他的放映车，帮他拿东西，帮他推车，像欢迎英雄一样簇拥着他来到放映场地。
多年以后，邵逸夫回忆起年轻时的那段日子，感慨地说，他那时候属于漂泊的命，每天跑来跑去，确实辛苦。但那段经历让他终身受用无穷。他说：在那样的生活中，我学到了许多东西，这些东西让我一辈子受益。如果我不经历这一段生活，不会有今天。现在的年轻人，心很高，学问也很深，但是不能够吃苦，是一大缺陷。
邵逸夫有个英文名字，Runrun Shaw。翻译过来，就是跑来跑去的意思。关于这个奇怪名字的来历，流传着两个版本。版本之一说，意为在大哥邵醉翁手下做后勤的时候，每天汗流浃背跑来跑去；另外一个版本则说，这个名字指邵逸夫初到新加坡时候，在周边城镇乡村跑来跑去。不管哪个版本，都能够得见邵逸夫的勤奋。许多年后，邵逸夫功成名就，曾有人问过他，这个英文名到底隐含着什么意思。邵逸夫淡淡一笑，说他中文名叫邵仁楞，而Runrun的读音，和上海话“仁楞”近似。邵逸夫对那段刻骨铭心的经历，无意强调。也许，他认为那是成功之路的必经阶段，不必在意。
无论如何，他凭着跑来跑去的精神，和三哥邵山客一起，终于跑出了泥泞，跑上了阳光大道。他们把生意从新加坡做到了马来西亚各埠，流动放映车，也从最初的一部，增加到六部。至此，他们终于在南洋一带站稳了脚跟。“六合”公司和南洋一些大戏院的协议，正如邵山客最初所料，随着“天一”发行网络的建立，已经变成了一张废纸，“六合”原有的阵地渐渐丧失，南洋随处可见“天一”的片子。“天一”上海总部，把影片源源不断销往南洋，再也不怕周剑云控制国内市场。
杜云之著过一本《中国电影史》，提到邵氏兄弟新加坡创业一段，如此写道：
民国17年（1928年），邵仁枚（山客）离开上海，来到星岛的大城小镇，甚至乡村地区放映影片，招徕观众。而后，邵逸夫加盟。他们从巡回放映电影，发展成为开设游艺场和电影院。刻苦耐劳的经营，耗费30余年，终于在星岛创立庞大的电影娱乐事业，拥有100多家电影院和若干游艺场……
庞大的电影娱乐事业，终是后话。但此时邵氏兄弟在南洋的事业，确是风生水起。好运接踵而至，他们兄弟俩吃苦耐劳、赤手空拳打天下的精神，感动了一个人，这个人的出现，替他们清除了“明星”在南洋设置的障碍。
这个人叫王竟成。大约名字中“有志者，事竟成”的意义影响着他，这是一个肯吃苦、肯实干的人，凭着这种精神，他最终成为槟城首富。
一样是凭实干起家的王竟成，早就注意到邵氏兄弟以新加坡为基地，向周边城市进军的行为。他暗暗佩服这哥俩的实干精神，也欣赏他们的头脑，认定他们绝非池中之物，将来必成大事。身为槟城首富的王竟成，主动找到邵氏兄弟，将他们约到茶馆喝茶。宾主相谈甚欢，说到创业的艰辛和当初苦苦的坚持，王竟成不由叹服。又说到现在所遇到的困扰，因为“六合”设阻，致使“天一”的影片在城中大戏院，仍然难据一席之地。王竟成听了，决定帮这两个年轻人一把。
当时，控制南洋影片业务的地头蛇，叫王雨亭。此人与黑社会勾联，财大势大，独霸一方，无人敢惹。放映谁的片子，接揽哪家公司的业务，都由他说了算，旁人均不能违逆。而这个王雨亭，与“明星”公司素来交好，得知“六合”对“天一”的围剿，他专程到上海和“六合”签约，与“六合”组成联盟集团，声明不买“天一”的影片。新加坡许多戏院，都唯他马首是瞻，他与“六合”这一纸声明，令很多戏院不敢引进“天一”的片子，邵山客在南洋的发展受到很大阻碍。
王竟成找到王雨亭，先晓之以理，告知邵氏兄弟来南洋创业不易，客客气气地要求王雨亭对他们网开一面，再许之以利，让王雨亭撤销对各戏院的限制，允许“天一”的影片进入，邵氏兄弟自会给他相应的好处。王雨亭岂敢不买王竟成的账，当即表示不再与“天一”作对，各戏院都可以自由接纳“天一”的影片。
见各大戏院终于不再拒绝他们的片子，邵氏兄弟马上行动，一鼓作气，不惜重金，包下了新加坡的“华英戏院”、吉隆坡的“中华戏院”、怡保的“万景台戏院”和马六岬的“一景团影戏院”。有了这几家戏院，他们才算真正有了在南洋开创局面的基业。邵氏兄弟的发行网络，终于从偏远乡村城镇闯进了大都市。
至此，邵氏兄弟才结束了Runrun的生活，安定下来，真正开始了自己在南洋的事业。
有了自己的戏院，俩人开始大施拳脚。他们大事做宣传，在大街小巷张贴海报，在电台连续广播公映广告，在当地的华人报纸上刊登消息，使每个人都了解“天一”影片在各戏院上映的时间。他们将几部片子轮番在各地的戏院放映，而国内又不断有新的拷贝寄来，使人感觉“天一”总有新片，长期吸引着观众的注意。火爆的时候，影院门口挤满了等退票的人。
从最初的无人理睬，到现在的一票难求，邵氏兄弟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努力，也取得了令人羡慕的战果。也许，运气来了没有什么能挡得住，他们还不知道，接下来的一次偶然相遇，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新的变化。
为一些业务上的事情，邵山客来到槟城一家戏院。在这里，他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邵山客一时有些发愣，他不知道这算他乡遇故知，还是冤家路窄，他遇见的，是明星公司的大股东——黄毓彬。
黄毓彬在明星公司，并不负责什么具体事宜，出钱不管事，股东而已。但邵山客知道，黄毓彬其实很有头脑，是个厉害角色。在他内心里，很有几分英雄相惜的意思。
尽管在国内“天一”和“明星”之间的争斗趋于白热化，但异国他乡相遇，总不免寒暄问好。邵山客趋步向前，含笑拱手：“黄老板，怎么会在这里遇见你？”
黄毓彬爽朗一笑，轻松道：“你来得，如何我就来不得？”
邵山客见对方友好，也放松下来，调侃道：“你是上海滩赫赫有名的大老板，莫非也像我们一样，被挤到南洋做生意来了？”
黄毓彬略显尴尬，摆手道：“哪儿还有什么大老板哟。”接着，他告诉邵山客，如今的“明星”，早已不是当年的样子。为了争夺市场，周剑云看别人拍什么，自己的公司立马也跟拍同样的题材。但因为是仓促上阵，不免粗制滥造，拍出来根本没人看，连成本都收不回来。这样下去，关门倒闭是迟早的事情。
黄毓彬告诉邵山客，他此次来南洋，确实和邵山客一样，是想来南洋发展的。他已经离开了明星公司，把资金抽了出来，想自己干一番事业。但初到此处，尚未找准目标。
邵山客何等聪明，他一听便知，黄毓彬说的并不尽是实情。他知道，在整个上海滩乃至中国影坛，明星公司都是有代表性的，远比“天一”厉害。但无论多么有实力的电影公司，都会有精品，也有滥片。以周剑云的头脑，不大可能在经营策略上出现大的漏洞。黄毓彬的离开，很可能有他们不为人知的内部原因。
邵山客感到，这是自己的一个机会。黄毓彬有头脑，有财力，熟悉电影行业，更熟悉“明星”的情况。自己倘能与他联手，岂不所向披靡，“明星”再也不是对手。
邵山客以地主的身份，热情地邀请黄毓彬来到槟城的唐人酒楼，表示要尽一尽地主之谊。在酒楼里，邵山客大谈新加坡等地的电影业现状，黄毓彬听着，渐渐发现，若论及新加坡乃至整个南洋的电影业，必然绕不开“天一”。黄毓彬没有想到，短短数年，邵氏兄弟居然在南洋创下了如此业绩。他看着邵山客，沉吟着。
这正是邵山客想要的效果，他趁机说道：黄兄，不如我们联手，在南洋组成一个电影发行网，今后南洋的电影界，不愁不是我们的天下。
在上海的时候，黄毓彬就曾和邵氏兄弟交手，对邵家兄弟的实力早有领教。他暗忖，自己初来乍到，而他们的电影发行网络已经建立，并且形成了一定规模，与他们合作总比自己从头再来要好。况邵氏兄弟皆非等闲之辈，倘与邵家联手，必大有前途。想至此，黄毓彬爽快地点头说：“好！过去的恩恩怨怨，咱们一笔勾销，从今后，你我一起大干一场。”
黄毓彬的加入，使邵氏兄弟如虎添翼。黄毓彬深谙“明星”及“六合”的内部情况，他们组成了一个南洋的电影发行网，开始反击“六合”。黄毓彬招招打在对方要害上，“六合”在这样的攻势下，彻底败下阵来，完全丧失了南洋的市场。这一来，邵氏兄弟的事业越发势不可挡。
似乎是为了补偿他们最初的辛劳，好的运气一直追随着他们。时隔不久，和另外一个人的相识，又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机会。
在上海的时候，邵山客在邵醉翁手下，就一直跑发行，和外界打交道。久而久之，锻炼了他的外交能力。来到南洋，开创事业之初，他在外交场合的周到老练，在很大程度上成就了他。无论对谁，他都笑脸相迎，热情问好，却又不卑躬屈膝。后来，虽然事业越做越大，他谦虚的本色却不改，见人仍然温和友好，笑容可掬，彬彬有礼。所以，南洋的社会名流、商界大佬们，都慢慢和邵山客相识相熟，交往起来，并且很愿意给他提供帮助。
当时的新加坡，有三个非常出名的娱乐场所，分别是“大世界”、“新世界”和“快乐世界”。这三个“世界”代表了当时狮城娱乐场所的最高水平。其中“大世界”，位置最佳，资格最老，是三家之中最早开业的，而且地处闹市中心，所以曾经一度繁华。但随着城市的发展，周围越来越拥挤，而大世界的设施也随着时间流逝，逐渐显出了陈旧，于是客人越来越少，生意渐趋冷清。“快乐世界”是最后成立的，设施很新，地方也大，奈何地处偏僻，少人光顾，所以生意也颇萧条。只有“新世界”，像一个正值壮年的人，精神健旺，占地利，得人和，颇为繁华热闹，每天都顾客盈门，生意在三家之中最为红火，独占新加坡娱乐业魁首。
新世界的老板，是黄文达、黄平福兄弟。黄氏兄弟在新加坡绝非等闲人物，他们的身份不只是娱乐城的老板，他们有自己的银行，有强大的背景，在新加坡商界影响力很大，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人物。
在一次酒会上，邵氏兄弟遇到了黄氏兄弟。黄文达、黄平福对新加坡这些年电影业的变化，自然早就了然于心。如今得见邵氏兄弟，看到邵山客谦和有礼，邵逸夫文采风流，也不由叹服，知道他们的成就不是凭空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这兄弟俩确实胆识过人。
当时“新世界”虽然在新加坡娱乐界独占鳌头，但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不断崛起的新娱乐场所，黄家兄弟也感到了压力，而拥有众多产业的他们分身乏术，不能全力投入经营。见到邵山客兄弟俩，认为他们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便问邵山客，可否愿意替他们管理经营“新世界”。
他们自然不会放过这大好的机会。邵氏兄弟大约天生便具备搞经营的头脑，邵醉翁曾把一家濒临倒闭的“小舞台”经营得风生水起，如今有大哥的经验在前，邵山客和邵逸夫借鉴大哥的经营模式，把“新世界”经营得火爆热闹，游客盈门，年收入翻了一倍，令黄氏兄弟对他们刮目相看。
邵氏兄弟把握住“新世界”这可供施展的空间，大显身手，使他们在新加坡娱乐业有了相当的名气，成为娱乐界不可小觑的人物。而他们的实力也越来越强。
至此，邵氏兄弟不再满足于有名无实的经营。经过充分准备，1930年，一块牌子挂在了新加坡的土地上：邵氏兄弟公司。
兄弟俩感慨不已，他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公司。从此无需再寄人篱下仰人鼻息，也结束了四处流浪，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江山。回忆起当初创业的艰难，兄弟俩不禁唏嘘。
邵氏兄弟稳扎稳打，公司慢慢地发展壮大。似乎水到渠成，正当他们想扩大公司规模的时候，传出了消息，新加坡最初的娱乐业之首“大世界娱乐城”，因为经营不善，已经处在倒闭的边缘。“大世界”的老板因难以维系，打算卖掉“大世界”。
消息传开，引来许多买家。毕竟“大世界”地处繁华，人口密集，寸土寸金，为商家之必争。这众多买家里，就有邵氏兄弟。
收购“大世界”，所需资金不是一笔小数目。邵山客毕竟年长几岁，加上性格谨慎，对此颇为犹豫。但邵逸夫年轻气盛，敢想敢干，又极有头脑，他认准这是绝好的机会，极力怂恿三哥把“大世界”收下来，并细细地将收购后的发展规划说给邵山客听。邵山客见六弟早有准备，并非盲目冲动，终于被他说动，答应了他。
正当众商家争相竞价、都对“大世界”志在必得之际，突然悄悄流传起一种说法，说“大世界”不是聚财之地，故落得如此地步。生意人大多迷信，一闻此言，纷纷却步，都持观望态度。趁他人举棋不定，邵氏兄弟迅速出手，以“大世界”老板最初开出的价格，买下了这个地处新加坡旺地的大型游乐场。此举成为新加坡当年一大新闻，举城哗然。
后来，人们传说，当初放出风说“大世界”风水不好的，正是邵氏兄弟。这一切已无从考证，但邵氏兄弟是这场争夺战中最大的赢家，却是不争的事实。
“大世界”到了邵氏兄弟手里，原来的清冷局面一去不返。他们把这座娱乐场的大小场馆都重新整修装饰，更新了设备，增添了舞场、溜冰场、酒吧、麻将馆、保龄球馆等设施，除电影之外，杂耍、相声、西洋片也被引进来，不同层次不同需求的客人，都能从这里找到自己的所好，从而流连忘返。
收购了“大世界”，新加坡娱乐业原来三分天下的局面，已被邵氏兄弟控制了三分之二。“大世界”和“新世界”一南一北，几乎把整个新加坡喜欢过夜生活的人都吸引了过来。经营规模的扩大，自然会更快更多地带来效益，以及良好的社会声誉。于是兄弟俩顺水顺风，一鼓作气，接连收购了许多家戏院。然后，他们将这众多的戏院按照连锁店的形式，分别放映西片、中国片、日本片、印度片等等，几乎所有爱看不爱看电影的人，都能从邵氏兄弟的影院中找到自己想看的片子，能满足各类观众的需求。这时，邵氏兄弟已经拥有15家自己的影院，还有多家与人合资开设的戏院，其中包括最初将他们拒之门外的“曼舞罗”戏院。当初邵山客站在路边发下的“我要把这间戏院拿下来”的誓言，变成了现实。
发展到1934年，他们已经有了40多家大小戏院，成为当之无愧的新加坡娱乐业大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