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高的垃圾山你也有份——公地悲剧
一群牧民一同在一块公共草场放牧。有一个牧民想多养一头牛，因为多养一头牛增加的收益大于其购养成本，是有利润的。虽然他明知草场上牛的数量已经太多了，再增加牛的数目，将使草场的质量下降。但对于单个牧民来说，他增加一头牛是有利的，因为草场退化的代价可以由大家负担。于是他增加了一头牛。随后，“公地悲剧”上演了。慢慢的，其他的牧民都认识到了这一点，都增加了一头牛，结果草地被过度放牧，导致草场退化，不能满足牛的需要，所有牧民的牛都慢慢饿死了。
“公地悲剧”最初由英国留学生哈定于1968年提出，也称哈定悲剧。哈定认为：“在共享公有物的社会中，每个人，也就是所有人都追求各自的最大利益。这就是悲剧的所在。每个人都被锁定在一个迫使他在有限范围内无节制地增加牲畜的制度中。毁灭是所有人都奔向的目的地。因为在信奉公有物自由的社会当中，每个人均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公有物自由给所有人带来了毁灭。”
城市公用设备是最容易破损的，公共场所的卫生是最令人头疼的……理性的经济人都知道，对公共物品而言，你不从中获得收益，他人也会从中获得收益，最后损失的是大家的利益。所以人们只期望从公共物品中捞取收益，但是没有人关心公共利益的维护。
对公地悲剧有许多解决办法，哈定说，我们可以将之卖掉，使之成为私有财产；也可以作为公共财产保留，但准许进入，这种准许可以以多种方式来进行。哈定说，这些意见均合理，也均有可反驳的地方，“但是我们必须选择，否则我们就等于认同了公共地的毁灭，我们只能在国家公园里回忆它们”。
哈定说，像公共草地、人口过度增长、武器竞赛这样的困境“没有技术的解决途径”。所谓技术解决途径，是指“仅在自然科学中的技术的变化，而很少要求或不要求人类价值或道德观念的转变”。对公共资源悲剧的防止有两种办法：一是制度上的，即建立中心化的权力机构，无论这种权力机构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私人对公共地的拥有即处置便是在使用权力；第二种便是道德约束，道德约束与非中心化的奖惩联系在一起。在实际中也许可以避免这种悲剧。当悲剧未发生时，如果建立起来一套价值观或者一个中心化的权力机构，这种权力机构可以通过牧牛成本控制数量或采取其他办法控制数量。
英国解决“公地悲剧”的办法是“圈地运动”。一些贵族通过暴力手段非法获得土地，开始用围栏将公共用地圈起来，据为己有，这就是我们历史书中学到的“圈地运动”。由于土地产权的确立，土地由公地变为私人领地的同时，拥有者对土地的管理更高效了，为了长远利益，土地所有者会尽力保持草场的质量。同时，土地兼并后以户为单位的生产单元演化为大规模流水线生产，劳动效率大为提高。英国正是从“圈地运动”开始，逐渐发展为日不落帝国。
有人可能说，避免“公地悲剧”的发生，就必须不断减少“公地”。但是，让“公地”完全消失是不可能的。“公地”依然存在，这就要求政府制定严格的制度，将管理的责任落实到具体的人，这样，在“公地”里过度放牧的人才会收敛自己的行为，才会在政府干预下合理放牧。
在20世纪90年代初，莫斯科街道上出现过这样的怪现象。一方面，街道两边的店铺大量空置；另一方面，街道旁涌现出许多金属做成的箱型销售摊。在高峰期的1993年，莫斯科街道上有17万只这样的金属箱子。
为什么在莫斯科寒冬里街道两边叫卖的商贩不搬到温暖的店铺里去？为什么街边店铺的拥有者要放弃可观的租金收入？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经济学者黑勒认为原因是莫斯科店铺有许多拥有者，而且他们的每一个都有权阻止其他人使用，最终没有人能够使用。他把这种现象概括为“反公共地悲剧”。
黑勒于1998年在《哈佛法学评论》中正式提出“反公共地悲剧”概念：“反公共地”作为一项资源或财产也有许多拥有者，但他们中的每一个都有正式的或非正式的权力阻止其他人使用稀缺资源，最终没有人拥有有效的、实质性的使用权。“反公共地”的产权特性不是虚置、不明晰的产权，而是支离破碎的产权，导致资源的闲置或使用不足。
很多无人打扫的公共厕所会臭气熏天，人们完全忽视“来也匆匆，去也冲冲”几个大字；不在个人责任区的公共地很容易就堆成垃圾山，当你把自家垃圾扔过去的时候还会抱怨“谁这么没素质，连用过的小孩子的尿不湿都扔过来了”。当我们在批评别人的时候，也应该进行深刻的自我反省，社会是个大家庭，这里的一草一木都与我们有着紧密的联系。公共地作为大家共同的生活场所，虽然它不属于每个人，但是它又确实和每个人都有关。脏兮兮的公厕你用起来会舒服么，垃圾高矗不会刺激你的视觉神经，垃圾腐烂不会对于常在公共地玩耍的你家孩子造成健康伤害么？不管过去每个人是什么态度，从现在开始，从一点一滴做起，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
我们为什么不愿意做农村人——城市化
小黄2008年大专毕业后只身来到北京，在中关村的一家私营企业找到一份工作，月收入大约3000元。小黄在海淀区某地与他人合租了一套二居室，一个月的房租为1500元。每天早餐需要3元，午餐需要10元，晚餐需要10元，每个月的食物消费大约700元。每天的交通费大约需要5元，因此一个月的交通费大约150元。每个月日常用品费和服装费用大约400元。此外，手机通信费大约需要100元。我们综合一下这些花费，一共2850元。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计算并没有包括他的交际费用以及娱乐费用等，因此导致了小黄“入不敷出”。但是家里人打电话催了好多次要他回农村老家娶媳妇，他都不干。家里人劝他：“你在北京一个月挣那点钱，够干什么呀，村子里现在家家收入都不错，你还有学问，回来搞点啥，一年几万块钱不是轻轻松松呀。”小黄死也不干，“我哥中学毕业都宁可在城里打工也不回家种地呢，你们说不动他就来说我，我就是在外饿死也不愿意回农村。”说完就把电话挂了。
且不谈小黄的择业观是否正确，现实情况确实是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放弃“日初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集中奔向城市。这也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城市化是人类进步的必然过程，是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
人类社会两百年的现代化进程使我们从传统社会步入了现代社会。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最重要的变化是经济上由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向大机器生产的工业经济转变，伴随着生产方式的转变，在人们居住方式等社会形态方面则发生着由乡村到城市的转变。这一过程我们称之为城市化。
500多年前，东京还是一个人口稀少的小渔镇，当时叫江户。1457年，一位名叫太田道灌的武将在这里构筑了江户城。此后，这里便成了日本关东地区的商业中心。1603年，日本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德川幕府，来自日本各地的人集中到这里，江户城迅速发展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据记载，19世纪初，江户的人口已超过百万。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后，天皇由京都迁居至此，改江户为东京，这里成为日本的首都。1943年，日本政府颁布法令，将东京市改为东京都，扩大了它的管辖范围。东京是日本全国的政治中心，行政、立法、司法等国家机关都集中在这里。被人们称为“官厅街”的“霞关”一带聚集着国会议事堂、最高裁判所和外务省、通产省、文部省等内阁所属政府机关。过去的江户城，现在已成为天皇居住的宫城。东京也是日本的经济中心。日本的主要公司都集中在这里。它们大多分布在千代田区、中央区和港区等地。东京同它南面的横滨和东面的千叶地区共同构成了闻名日本的京滨叶工业区。主要工业有钢铁、造船、机器制造、化工、电子、皮革、电机、纤维、石油、出版印刷和精密仪器等。东京金融业和商业发达，对内对外商务活动频繁。素有“东京心脏”之称的银座，是当地最繁华的商业区。东京还是日本的文化教育中心。各种文化机构密集，其中有全国80％的出版社和规模大、设备先进的国立博物馆、西洋美术馆、国立图书馆等。坐落在东京的大学占日本全国大学总数的三分之一，在这些大学就读的学生则占全国大学生总数的一半以上。东京作为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还经常举办各种国际文化交流活动，如东京音乐节和东京国际电影节等。
城市的飞速发展强烈地冲击着人们的物质和心理需求。人们逐渐以为“山水的美”不过是乡土和自然的一隅，而城市的钢金水泥才搭建了安全感和存在感！尽管人们自己都有一些迷惑，这种存在感是否真实。不可否认的是快节奏的城市生活和高科技的城市物质也确实激发了一代代人发展进步和拼搏的价值观。
对于城市化的含义在社会学界及整个学术界有着不同的看法，一般来说学者们会从人口学、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角度对城市化的概念进行阐述：
1．从人口学角度来看，城市化是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的过程。城市化就是人口的城市化，指的是“人口向城市地区集中、或农业人口变为非农业人口的过程”。
2．从地理学角度来看，城市化是一个地区的人口在城镇和城市相对集中的过程。城市化意味着城镇用地扩展，城市文化、城市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在农村地域的扩散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