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近中考的前几天，是个上午，班长对我说，李老师让你去一趟。
自从我的成绩滑下来，李老师从没有找过我，快考试了，找我干什么呢？
带着疑问，我忐忑不安地走进了李老师的办公室。
李老师很瘦，有点儿驼背，五十多岁了，但视力尚好，一直没有戴眼镜。他面色平和，示意我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我这才松了一口气。
李老师问，这次中考，你觉得有把握吗？
我低下了头，最近的几次测验，我都是倒数七、八名，别说考上，连及格的可能性都没有。
李老师又说，如果你觉得没希望，就不如不考，你的成绩实在是差得太远，不可能有奇迹发生的。
我疑惑地问，为什么不考？
李老师微微一笑说，如果不考，你可以为家里省下五块钱的卷子费和考试费。你想想吧，反正也考不上，何必浪费这个钱呢？
我一听，觉得李老师说得太有道理了，要知道，1986年的五块钱几乎等于现在的五十元呀！
我很干脆地说，那我就不考了。
李老师让我从一张表格上签了个名，当即从抽屉里拿出五块钱给了我。
走出办公室，我想，李老师真不错，知道我考不上，连五块钱的卷子费都给我省了。
回到家里，我没有提退回五块钱的事，为的是能自由支配这笔钱。到了考试的那一天，我像往常一样来到了学校。
我们的教室作了考场，整个校园都静悄悄的。我无处可去，只好背着书包走出学校的大门，来到操场上。
宽广的操场上空无一人，我独自在篮球杆附近徉徜，觉得孤独又无聊。树上的蝉开始叫了，这更增加了我的烦燥。不知为什么，明知道自己考不上，可看到整个学校的学生都在考试，而只有我一个人至身事外，总有一种落寞的感觉。
忽然，我听到有人在喊我的名字，左右环顾，发现声音来自学校的院墙上。喊我的是全班的第一名（倒数）马连军。马连军喊，哎，傻青，在这儿转悠么呢？
我一喜，问，怎么，你也没考？
马连军没接我的话茬，而是诡秘地冲我一笑说，快到宿舍来，有好事儿。
我又匆匆赶回学校，来到了全校惟一的一间宿舍里。一进门，发现屋里人不少，全是些调皮捣蛋的货色。我明白了，这些人全是被“照顾”了的。这间宿舍平时白天总锁着门，看来今天是为了收容我们这些难民而法外开恩了。有了难友，我的心情不再那么沉闷了，高兴地加入到他们的打扑克行列里。我们来的是“大跃进”，六个人，只要一个人赢了就算一把，输了的五个人都拿出五毛钱。那是我第一次，也是至今为止的惟一一次赌钱，当时觉得既开心又刺激。快中午时，我的钱已经输得精光，这时，心里才有了一点点的后悔。
我们中个头最大的刘星忽然将手中的牌一摔说，不玩了，不管是赢了的，还是输了的，都把自己的五块钱全拿出来。桌子上一下扔了很多零票，赢了钱的全退了回来，又把自己的五块钱拿出来，六个人整整凑了三十块钱。刘星将钱一卷，往兜里一塞说，走，出去喝一顿。
我们来到学校门口的油条铺。学校是在村里，没有酒楼饭店，校门口的油条铺是唯一能吃饭的地方。我们要了点儿花生米，炒了几个青菜，打了点散酒，就像模像样地喝起来。那是我第一次喝酒，几口下去，有点儿晕，但那滋味儿有点儿舒服。我说，真多亏了李老师，要不，我们哪来钱喝酒呀？
马连军马上说，错！这是我们自己的钱，不用感激他。
刘星喝得猛了点儿，脸和眼睛都已经红了。他嘴已经不利索了，但还是他的话最多。他搂着我的脖子，满嘴喷着酒气说，你知道李老师为什么不让我们考试吗？
不等我回答，他又接着说，他不是为了给我们省钱，他是为了自己。今年的中考评比，不比考中的人数，而是比参加考试的人数和考中人数的百分比，我们这些注定考不上的累赘不考了，那他的百分比不就高了吗？
其他几个人一起说，对！李老师就是把我们当包袱一样给甩了！
马连军举起杯来说，难兄难弟们，我们分别在即了，为了被抛弃而干杯！
干！干！干……
我们都喝醉了。我和马连军抱头痛哭。
清醒过来之后，我们都明白，我们都是绝对没有希望考上的，让我们抄袭都抄不对。但被婉拒在考场之外，尽管有那诱人的五块钱，我们仍然难受，为什么难受？天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