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何大自然的事物中，都能找出最甜蜜温柔，最天真和鼓舞人的伴侣，即使是对愤世嫉俗的可怜人和最忧悒的人也一样。只要是生活在自然之间并具有五官的人，就不可能有很阴郁的忧虑。对于健全而无邪的耳朵，暴风雨还真是伊奥勒斯的音乐呢。什么也不能迫使单纯而勇敢的人产生庸俗的伤感。当我享受着四季的友爱时，我相信，什么也不能使生活成为我沉重的负担。今天，好雨洒在我的豆子上，使我在屋里待了一整天，这雨既不使我沮丧，也不使我抑郁，对于我可是好得很呢。虽然它使我不能够锄地，但它比锄地更有价值。如果雨下得太久，使地里的种子、低地的土豆烂掉，它对高地的草还是有好处的，既然它对高地的草很好，它对我也就是很好的了。有时，我将自己和别人做比较，好像我比别人更得诸神的宠爱，比我应得的似乎还多；好像我有一张证书和保单在他们手上，别人却没有，因此我受到了特别的引导和保护。我并没有自称自赞，可是如果可能，倒是他们称赞了我。我从不觉得寂寞，也一点也不受寂寞感的压迫，只有一次，在我进了森林数星期后，我怀疑了一个小时，不知宁静而健康的生活中是否应当近邻，独处似乎不很愉快。同时，我觉得我的情绪有些失常，但似乎也预知自己会恢复正常。当这些思想占据我的时候，温和的雨丝飘洒下来，我突然感觉到跟大自然作伴是如此甜蜜，如此受惠，就在这滴答的雨声中，我屋子周围的每一个声音和景象都有着无穷尽无边际的友爱，这支持我的气氛一下子就把我想象中的有邻居方便一点的思潮压下去了，从此之后，我就没有再想到过邻居这回事。每一支小小松针都富于同情心地胀大起来，成了我的朋友。我明显地感到这里存在着我的同类，虽然我是处在一般人所谓凄惨荒凉的境况中，然而那最接近于我的血液，而且我发现最富于人性的并不是某个人或村民，从今后再也不会有什么地方能使我觉得陌生了。
“不合宜的哀恸销蚀悲哀，在生者的大地上，他们的日子很短，托斯卡尔的美丽女儿啊。”
我最愉快的若干时光在于春秋两季的长时间暴风雨当中，这弄得我上午下午都被禁闭在室内，只有不停止的大雨和咆哮安慰着我。我从微明的早晨进入了漫长的黄昏，其间有许多思想扎下了根，并发展了它们自己。
他是一个想象力非常丰富，同时又具有健全的思维能力，遇事能冷静思考的人——像这么些品质能兼备于一身是很罕见的。
回忆爸爸——G·海明威
我至今不能忘怀的那个人是个善良、纯朴和胸襟开阔的人……我们总是叫他爸爸，这倒并不是怕他，而是因为爱他。我所了解的那个人是个真正的人……我这就给你们谈谈他的情况。
秋天，打野鸭的季节开始了。多亏爸爸对妈妈好说歹说，妈妈才答应我请几个星期假，不去上学，这样我又多逍遥了一段时间。那年秋天，有许多人来同我们一起打猎。其中我最喜欢的是加莱·古柏。我看过他拍的好多影片，他本人不怎么像他所扮演的那些角色，他极其英俊，为人温和可亲，彬彬有礼，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生来就有的高尚气度。我记得有一次打猎后我们决定去买些东西，进了一家商店，有一位老太太认出了古柏，要求他签名留念：
“古柏先生，我是那样地喜欢您的影片。您知道是什么原因吗”因为您在所有影片里都是一模一样的。”古柏只是笑了笑，签好名后对她说：“谢谢您，太太。”
要是人家对一个演员讲，他在各部影片里都演得一模一样，这很难说是恭维。可爸爸发誓说，古柏对话语中这种微妙的差别一向辨别不出来。我想未必见得。否则为什么爸爸尽管很喜欢谈关于这个老太婆的故事，可是只要古柏在场，就绝口不提这事呢。
每当吃午饭的时候，菜都是用我们猎获的野鸡做的。爸爸总是同古柏久久地交谈，不过基本上都是闲聊，谈谈打猎和好莱坞什么的。虽然从气质上来说，他们两人毫无共同之处，但是他们的关系却亲密得融洽无间，他们两人从相互交往中都得到了真正的欢乐，这从他们谈话时的声调、眼神，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他们周围只有妻子儿女，并无一个需要使之留下强烈印象的人，——这倒是很好的。本来用不着讲这些，但要知道他们俩都是大人物，已习惯于出人头地，有时是自觉的，有时是不自觉的。他们俩都是时代的英雄和崇拜的偶像。他们彼此从未竞争过，也没有必要竞争。两人那时都已达到了顶峰。
许多人都断言，跟古柏在一起很可能会感到枯燥乏味。我虽然还是个孩子，我可一点也没有这种感觉。我也不认为他是“跟所有的人一样”或者相貌虽然漂亮，但漂亮得很一般的一个来到好莱坞的“风度翩翩的先生”……古柏用来复枪射击非常出色，跟我父亲射得一样好，甚至更好，但是当他手里握着一支普通的猎枪时，那种本来有利于射击的镇静和信心，反而使他成为一个动作迟钝的射手。爸爸的情况也是如此，如果他是个职业猎手的话，倒是出色的，但作为一个业余猎手，却是平凡的。的确，爸爸还有麻烦事，他的视力有问题，他要戴着眼镜才能看清野鸡，这需要花很长时间，结果本来轻而易举就可射中目标却变得困难了。这就像打垒球一样，站在场地最远的一个垒里，一球飞来，迟迟不接，最后只好在一个不可思议的跳跃中去接住球，而本来只要及时奔过去就可轻而易举地把球接住的。
这次到森瓦利来的还有英格丽·褒曼。我第一次看到褒曼是在一个星期天，她容光焕发，脸上简直射出光来。我曾经看过她的影片《间奏曲》。那次是特地为我父亲试映。她本人比在影片中要美丽得多。
有一些女演员能够使自己的影迷在一段时间内对她们神魂颠倒。但是褒曼却可使这种神魂颠倒持久不衰。
嗬！要走到她身边几乎是不可能的，像霍华德·霍克斯。加莱·古柏或者我父亲总是团团地围住她。看到他们当她在场时那种精神百倍的样子，真是好笑。
秋天过去了，我必须回到基韦斯特，回到温暖的地方，回到妈妈身边，回到学校去了……我满十八岁了，已中学毕业，我想考大学，我在反复思考我的前途……当然，我是有打算的，我在中学成绩不错，因此基本上可以考取任何一个大学……但是我最想当的是海明威笔下的主人公。
然而，海明威笔下的主人公应该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这可以通过分析海明威的全部作品来求得答案。但归根结蒂，有个最简单的答案，海明威笔下的主人公就是海明威本人，或者说是他身上最好的东西。然而要过海明威那样的引人入胜的生活方式，就要在最困苦的情况下也能表现得轻松自如，高尚风雅，而同时又能赚钱养家活口，还必须有本事把这一切都写出来。而要进入这种美好生活的通行证是天才，天才是与生俱来的。此外，还要掌握写作技巧，这是可以学到手的。我决定当一个作家。今天我讲这话很容易，可当时却是极其困难的。
“爸爸，在你小时候，哪些书对你影响最大？”有一次在哈瓦那过暑假时我问他。
我的问题使爸爸十分高兴，他给我开了一张必读书的书单。于是我开始了学习。爸爸建议我说：“……好好看，深入到人物的性格和情节发展中去，此外，当然罗，看书也是一种享受。”
在哈瓦那度过的那年夏天，我读完了爸爸喜欢的全部小说，从《哈克贝里·芬历险记》到《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有时，我也像爸爸一样，同时看两、三部小说。此后爸爸就要我阅读短篇小说大师莫泊桑和契诃夫的作品。
“你别妄想去分析他们的作品，你只要欣赏它们就是了，从中得到乐趣。”
有天早晨，爸爸说：“好吧，现在你自己试着写写短篇小说看，当然罗，你别指望能写出一篇惊人的小说来。”
我坐到桌子旁，拿着爸爸的一支削得尖尖的铅笔，开始想呀，想呀。我望着窗外，听着鸟啼声，听着一只雌猫呜呜地叫着想和鸟作伴，听着铅笔机械地在纸上画着什么所发出的沙沙声。我把一只猫赶走了，但立刻又出现了另一只。
我拿过爸爸的一只小型打字机来，他那时已不用这只打字机了。我慢慢地打出了一篇短篇小说，然后，拿给父亲看。
爸爸戴上眼镜，看了起来。我在一旁等着。他看完后瞅了我一眼。“挺好，吉格。比我在你这个年纪时写得强多了。只有一个地方，要是换了我的话，我是要改一改的。”接着他给我指出了需要修改的地方，那是写一只鸟从窝里摔了下来，突然，谢天谢天，它发现自己张开翅膀站着，没有在石头上摔得粉身碎骨。他讲：
“你写的是：‘小鸟骤然间意想不到地明白了：它是可以飞的。’‘骤然间、意想不到’不如改成‘突然’的好，你应当力求不要写得罗里罗嗦，这会把情节的发展岔开去。”爸爸微微一笑，他好久没有对我这样笑过了。“你走运了，孩子，要写作就得专心致志地钻研，律己要严，要有想象力。你已经表明你是有想象力的。你已经做成功了一次，那你就再去做成功一千次吧，想象力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不会离弃人的，甚至永远也不会离弃。”
“我的天哪，在基韦斯特，日子真是难过，”他接着说，“不少人把他们的作品寄给我，我只消看完第一页就可以断定：他没有想象力，而且永远也不会有。我回信时，总是在每封信上讲明：要掌握写作的本事，而且还要写得好，那是一种很侥幸的机会，至于要才气卓绝，就更像中头彩一样了，一百万人中只有一个人交此好运。如果你生来缺乏这种才气，无论你对自己要求多么严，哪怕世界上的全部知识你都掌握，也帮不了你忙。如果来信中提到什么‘大家讲，我可以成为一个出色的工程师。但是，我却很想写作’这类话，那我就回答他：‘也许大家讲对了，您确实很可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工程师，您还是忘掉想当个作家的念头吧，放弃这个念头会使您感到高兴的。’
“这类信我写过几百封。后来，我的回信越来越简略了，只说写作是件艰苦的事情，如果可能，还是别卷进去的好，也许人们会这样埋怨我：‘这个自以为了不起的狗娘养的，十之八九的我写的东西他连看也没看。他以为既然他会写作，那么写作这件事就不是人人都干得了的了。’
“主要的是，孩子，现在我能够指导你了，因为看来可能不会白费工夫。我可以毫不狂妄地说，这个行当我是了如指掌的。
“我早就想少写点东西了，现在对我来说写作不像过去那么容易了，但是我如果能对你有所帮助，这对我来说就像自己写作一样幸福。让我们来庆祝一番吧。”
我记得，只有一回爸爸对我也这么满意，那是有一次我在射击比赛中同一个什么人分享冠军的时候。当我的短篇小说在学校的比赛中得到一等奖时，他深信，我们家里又出了一个头面人物。
其实，应当获得这份奖金的是屠格涅夫，这是他的短篇小说，我不过是抄了一遍，仅仅把情节发生的地点和人物的名字改了改。我记得，我是从一本爸爸没来得及看完的书里抄下来的，我说他没看完是因为剩下好些书页还没有裁开……他发现我的剽窃行为时，算我运气好，我没在他身旁，后来别人告诉我，有个人问他，你儿子格雷戈里在写作吗？“是呀，”他马上得意地回答说，并禁然一笑，这是他那种职业性的笑容，总是能使人入迷。“格雷戈里算是开出了张支票，虽然他写得不怎么的。”不消说，大家对这件事嘲笑了一番。
爸爸常常讲，他在动笔之前，总是能清楚地意识到句子是怎么在他的头脑中形成的。他总是试着用各种不同的方案来写这句句子，再从中选出最好的方案。他指出，当他笔下的人物讲话时，话就滔滔不绝地涌出来。有时，打字机都跟不上他们的讲话。因此我不懂，爸爸在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时为什么要写信给批评家说……作家的劳动是一种“艰苦的行当”等诸如此类的话，指望用这些话来引起他们对他的怜悯。
现在我懂得了，爸爸是指他写作起来已不如以前那么轻松自如。过去是一口喷水井，而现在却不得不用抽水机把水抽出来。他对语文的非凡的敏感并没有背弃他。而且，不消说他更富有经验，更明智了。然而他早先那种无所顾忌的态度却已丧失殆尽。世界已不再像流过净化器那样流过他的头脑，他如果在净化器里净化一番的话，他就更加是个真正的、优秀的人了。他已不再是诗人……他变成了一个匠人，埋怨自己的命运，叹息他的打算成了泡影。
其中只有一个不长的时期是例外，那时有一位出生豪门的意大利少妇来访问爸爸在古巴的田庄，爸爸对她产生了柏拉图式的倾慕之情，于是创作的闸门重又打开了。在此期间，爸爸写完了《老人与海》，以及他未完成的作品《海流中的岛屿》的第一、三两章，诺贝尔奖金基金委员会指出，他对人类的命运充满忧虑，对人充满同情，并认为这是“创作的发展”。这一切乃是他那种新的幻觉的结果。这种新的幻觉是：他意识到自己才气已尽，不知该怎样才能“在现实中”生活下去，因为他是知道其他许多几乎不具备天才的人是如何生活的。
他总是竭力要赢，输他是受不了的，他经常对我说：“孩子，成功是要靠自己去争取的。”或者说：“你知道赌博的方法吗？要一刻不停地行动。”也许，他在才气已尽的情况下，懂得了赌博的方法，输赢全凭命运。
他一生可谓应有尽有。年轻时他像电影明星一样漂亮，经常被女人所包围。她们那种崇拜他的样子，非亲眼目睹是决不会相信的。他天生极为敏感，身体非常强壮，精力充沛，为人又十分乐观，这就可以使他不顾惜自己的身体，却很快就能从肉体和精神的创伤中恢复过来。而这种创伤如果是意志比较脆弱的人遭受到，就很可能把他们毁了。他是一个想象力非常丰富，同时又具有健全的思维能力，遇事能冷静思考的人——像这么些品质能兼备于一身是很罕见的。因此他的成功几乎是自然而然的事。遗传方面的有利条件使他在受到濒临死亡的重伤之后还能康复如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