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我对一起跑步的朋友说：“要在解放初期，你都死十好几年了。”
当时我们刚跑过5000米，汗下如雨，在树荫下喘息。
他闻此十分不满，瞪我，说“死”已经不够吉祥，又有“十几年”的限额，属大不敬。此友虽届50岁，但生猛无比，在400米跑道连续奔跑100圈，怎么会“死十好几年”呢？
见他不满，我补充一句：“那时候，我也死五六年了。”他显出一些满意，问“怎么回事？”
我说见一资料，解放初期北京市人口的平均寿命为35岁。广州当时是全国人口平均寿命最高的，也只有42岁。
拿这个数字和今天的人寿相比，我们真有些成仙的感觉，快要飘飘然起来。想一下，35岁方是人生之树才开始繁茂的时候，却已凋谢，让人不寒而栗。当然，这个数字与当时新生儿死亡率高有关，使平均寿命大为降低。但从防病治病、健身、营养以及社会保障能力来说，那时候的确无法和今天相比。首先说，利福平与青霉素这两种药物的普遍应用，就使人类寿命平均提高了20岁以上，而疫苗接种技术，又使新生儿成活率大为提高。社会稳定、生活水平与健康意识的提高，使人均可期望寿命的百分点继续上升。应该说，综合国力是人均寿命提高的基础。同样是在临近20世纪末的今天，西非塞拉利昂的人均寿命只有41岁，比解放初期的广州还少1岁。对生命限度来说，比肺结核与脑炎更可怕的是战乱与饥馑，因此社会稳定比太极拳与气功更重要。目前北京的人均可期望寿命为72岁（男子），也就是说，成仙的人越来越多。我相信北京的空气污染如果治理得好的话，这个数字会继续攀升。
在这个可喜的数字后面的另一个严峻的问题是社会进入老龄化阶段。如果我们把65岁以上人群的存在称之为老龄化阶段的话，它的到来也有突然的意味。换句话说，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老龄化社会。而且，如果一个国家能够继续保持良好的态势的话，老龄化现象将广泛地持续下去，它所带来的社会课题也随之而来。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把长寿作为美好的愿望加以讴歌。汉语当中的一个独特的词汇，如“仙”，不外是指长寿的状态。中国独有的道教就是专攻这一派的。此中人士在秘室里研炼丹丸，曾使古代的许多皇帝服后上吐下泻。但道教的存在本身就反映出民族心理深处的盼望：崇尚长寿。然而当长寿真的降临之后——35岁与72岁的差别不能不说是天壤之别，问题已经不是能否长寿，而在于长寿者的生存状态。长寿者的状态，譬如情绪、日常行为、医疗保健以及享受照顾，成了社会的普遍课题。
在中国今天的长寿者当中，我相信大多数人没有考虑过70岁以后的生活方式问题。换言之，此事在自我设计的一开始就存在缺陷。在老年生活中，他们年轻时的技能几乎都废弃，许多人感到茫然。譬如拿“玩”这一项说，即哲学所称的“游戏”，有多少人会“玩”？这一代人经历的是战争、三年自然灾害、“文革”等等，很少有人会玩。当我们看到老年人在公园黑压压地扭秧歌、跳红绸舞的时候，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在他们生动活泼，忧在他们能够选择的游戏方式太少了。一般说，一种可以伴随终生的爱好须有文化的内涵，它需要一个比较长的阶段的涵养培育，往往要从幼年或青少年开始。真正的爱好意味着爱好者永远不会疲倦，使人处在愉快的游戏状态。譬如马克思之于诗歌朗诵，丘吉尔之于油画，希思之于交响乐指挥，鲁迅之于木刻，陈云之于评弹等等。爱好的俗雅之别不在于别人怎么看，而在这项爱好持续的吸引力以及对身心的颐养程度。高雅与健康的爱好意味着一个不断展开的无尽的天地，让人感到人生太短，而不是太长。好的爱好，当然会带来好的晚年。当今在歌厅里唱卡拉OK和竞赛给小姐献花数量的人，到了晚年还能卡拉与献花吗？此理不言自明。而上面的议论也并非指责当今的有些老者不通高雅，他们是从艰难岁月走过的人，但培养高雅趣味什么时候都不晚。而现时年富力强的人为晚年计，也应早点培养一种或多种爱好。古典音乐就足以使人在晚年每天享受到安详与喜悦。这种快乐当然不止于古典音乐，所有有意义的爱好都需要时间和心境来培育，也需要一些金钱。
罗素尝言人生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度过如此漫长的岁月。这话如果让非洲难民听到，会为之不悦，但我们今天已能听出此语的沉重。度过漫长的一生，特别是做好岁月尾声的事情，需要全面的谋划。我以为这是人生应备的智慧，胜过其他花里胡哨的主义和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