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孤独园与悲田院
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养老，不仅仅限于对老人的优待与官吏的致仕，历代王朝还创建了许多养老救济机构，以国家的力量对那些孤寡无依的老人给予帮助。这样的措施，既是国家救济工作的重要方面，也是孔子“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仁政思想的具体实现。（《礼记·礼运》篇）
最早的国家养老救济机构，设置于南北朝时期。南朝梁武帝普通二年（521）正月，梁武帝萧衍下诏宣布：“凡民有单老孤稚不能自存，主者郡县咸加收养，赡给衣食，每令周足，以终其身。又于京师置孤独园，孤幼有归，华发不匮。若终年命，厚加料理。”（《梁书·武帝本纪》）梁武帝创设的“孤独园”，既收养无家可归的孤儿，也收养无人赡养的老人，并且负责为收养的老人料理后事。这是中国古代的第一个官方创设的正式救济赡养机构。这样的机构出现于南朝梁朝，与萧衍是一个既笃信佛教也提倡儒学的皇帝有很大关系。他在江南制礼作乐，连北朝的东魏权臣高欢也说：“江东有萧衍老翁，专讲究文章礼乐，中原士大夫南望羡慕，认为正统所在。”对于老人的专门救济收养机构，自得到梁武帝的提倡创立，就成为后世仿效的榜样。
唐代，已开始在京城长安洛阳二京设立悲田院，作为国家对贫苦无依老人的救济机构。这种救济机构始创于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735），起初称为“病坊”，专门收容无家可归的老年乞丐，以后改名为悲田养病坊。（马鉴《续事始·病坊》）之所以为救济机构取这样的名字，是受佛教思想的影响。佛家认为，供养父母为恩田，供佛为敬田，施贫为悲田。悲田院所需开支，由国家拨付，由僧人负责主持。唐末武宗时，曾下诏灭佛，勒令天下僧尼还俗，悲田院无人主持。因此，武宗还专门颁布诏令，规定长安洛阳两京的悲田院，由国家拨给相当的没收的寺院田产作为赈济开支来源，地方各州府则分别拨给本地悲田院七顷到十顷田地，以供开支，并由各地长官选派年高德劭的老人一名负责日常事务。这样，国家救济机构在新的条件下又得以维持。（《旧唐书·武宗纪》）因此，悲田院成为国家救济机构的代称。宋代著名诗人苏东坡有一次曾对他的弟子说：“我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悲田院乞儿。在我眼中天下没有一个不是好人。”苏东坡能够平等对待悲田院中的贫苦老人，在当时是非常难得的。
二 福田院和居养院
宋代继承了前代设立国家救济机构的做法，在京城开封设立城东和城西两个福田院，负责收养鳏寡孤独的老人与孤儿，以及城中衣食无着的饥民。“福田”的含义也来源于佛经，意思是积善行可得福报，好像播种田地，秋获其实。但由于需救济贫苦老人的数量很多，嘉祐八年（1063），宋英宗增置城南城北两个福田院，与以前设立的共为四院，成为专门的国家救济机构。每当严冬来临，朔风吹号，寒雪纷飞之时，也正是福田院最为忙碌的日子。京城开封府的主管官吏，就要到大街小巷巡行，把无依无靠或流浪街头的老人、失去双亲的儿童以及乞食街头的饥民，都一起收容到福田院中住宿。福田院收养的人数，平时有定额的限制，但在冬天则可以额外收养。每天，由福田院负责官吏把收养人数上报中书省，由国家左藏库按规定拨给相应的钱米。直到春回大地，天气转暖，老人们可以自由行动时，才停止额外的收容的钱米供给。（《宋会要辑稿·食货六八·恩惠》）
宋徽宗时期，是北宋的老人救济收养机构发展最为完善的时代，救济机构的规模扩大，崇宁元年（1102）秋天，宋徽宗下令在京城开封设立居养院，以收养鳏寡孤独老人。（《宋史·徽宗纪》）以户绝无人继承而没官的财产充当经费。崇宁四年（1105）徽宗又再次下诏敦促各地州府也建立类似的养老机构。诏书说：“国家实行仁政的首要大事之一，是对天下鳏寡孤独和贫而无靠的人给予救济和收养。现在京师虽然设立了福田院，但收养人数不多，每逢严冬盛暑，仍有许多无家可归和患病的老人流离失所，他们都是令人同情和怜悯的。现在规定开封府和各地州府，都设置居养院，以专门收养鳏寡孤独的老人。”一年以后，由于当时京西北路提举司的请求，各地福田院也都改名为居养院。（《宋会要辑稿·食货六八·恩惠》）这样，全国的老人救济和收养机构统一起来，任务也更为明确。居养院收养的标准，在宋神宗时规定，以六十岁以上老人为限。但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又重新下诏，把收养的老人年龄降低到五十岁以上，条件更为宽大。（《宋会要辑稿·食货六八·恩惠》）
宋徽宗以后，居养院在全国各地纷纷设立，甚至普及到县城。像江西的吉州共有八县，七个县都已有居养院，惟独吉水县尚未创办，县丞黄闲引以为耻。于是请求县令及常平使者批准，在城南选择官屋十间，每年拨米五十斛，建立“安乐院”一所，使吉水孤寡老人得以安度晚年。（程珌《洛水集·吉水县创建居养院记》）有的居养院因为负责官吏重视，规模宏大，经营也井井有条。像南宋时的苏州居养院，有房屋六十五幢，三百一十间居室，房屋整齐排列，其间长廊相连，便于来往。收养许多孤寡老人与孤儿。苏州居养院由官府拨给官田一千六百六十亩，出租后每年可得米七百石，作为经费。院中设置仓库、水井，并有僧人主持老人医药及死后安葬事务，成为当时地方居养院的典范。（《吴都文粹续集》卷八）
在居养院中收养的老人，按宋徽宗时的规定，每人每天发给米一升、钱十文，可以大体上满足温饱。每年的十一月到正月，因天气寒冷，每天还加发钱五文，作为购买柴炭取暖之用。小儿则诸项供给减半。另外，九十岁以上的收养老人，由于为数稀少，每天还可以额外增加酱菜钱二十文，夏天发给布衣，冬天发给寒衣絮被。（《宋会要辑稿·食货六八·恩惠》）宋徽宗大观二年（1108）荆南府枝江县居养院中，发现一名已经一百零一岁的老人咸通。知府席震上奏朝廷，请求对咸通予以额外照顾，每天添给肉食钱和酱菜钱三十文，冬季发棉绢衣被，夏天单绢衫裤。并建议全国居养院对百岁以上的老人都给予同样的照顾，以显示朝廷的惠民之政。徽宗同意了席震的请求，把奏章转发各地执行。（《宋会要辑稿·食货六八·恩惠》）宋代对养老机构的重视，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据南宋高宗绍兴二十六年（1156）的统计，仅杭州临安府一地，每年用于收养和救济老人的开支，就达钱米十余万之多。（《宋会要辑稿·食货六八·恩惠》）
宋代国家救济机构的普遍创建，不仅是宋代高度发达的经济文化的结果，也是古代儒家人道主义思想的体现。宋代诗人苏东坡曾在杭州为官，在这里创设养济院。在多年以后，他早已离开杭州，在朝廷任翰林学士。一个朋友因东坡的帮助而致以银一百五十两、金五两的酬谢。东坡既不愿接受这笔钱，又不想拂逆朋友的盛意，于是把这笔钱转送给杭州养济院，“用以助买田，以养天民之穷者。”（《淳祐临安志》卷七·养济院）苏东坡对老年人的仁爱之心，在这件事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当然，宋代的养济院也并非十全十美，许多主管官吏并不重视养老救济，对养济院的事务不予检查，甚至当拨的钱米也不按期拨付，致使流离失所的老人死于冻饿。南宋高宗时，尚书户部侍郎王俣曾指出当时养老救济中，“官吏失于措画，宜收而弃，以壮为弱，或减克支散，或虚立人数，如此之类，其弊多端，不可不察。”（《宋会要辑稿·食货六八·恩惠》）也就是说，由于官吏的漠不关心和计划不周，许多应该收养的老人被弃之门外，却把一些还可以自食其力的壮年人也收养进来。有的官吏贪污克扣应给老人的钱粮，有的甚至虚立人数，以多吃空额，而官吏互相包庇，难以检查，不过这样的弊端是封建王朝官吏的通病，并不是养老中所独有的。
三 养济院与粥厂
明清时期承袭宋代的国家救济收养老人的传统，在京城和全国各地广泛设立养济院、资善堂、粥厂等机构。
明代的北京，是帝都所在。所以明王朝对孤寡无依的老人的收养十分重视。当时的北京分为宛平、大兴两县。分别设有养济院各一所。根据明代万历年间任宛平县知县的沈榜在《宛署杂记》中记载，宛平养济院规模很大，在城内河漕西坊，有官吏办公府第一所，房屋十二栋。万历元年（1573）因明神宗登位而收养老人一千零八十名。万历七年（1579）因皇帝大婚，又收养五百名。两年后皇长子出生，再收养五百八十五名。仅在沈榜任职的十年之中，就已共收养二千一百多名老人，而同时期内大兴养济院收养的数量与宛平也大致相同。按照明代的惯例，京城县官不能随时收容老人入养济院，一般要等国家举行改元、皇帝登位等大典礼时，才由皇帝下诏规定收养，其数量也由皇帝确定。一般每个收养老人，每月发给太仓米三斗，每年给予布一匹。这个数量大体上与宋代相当，能维持老人的最低限度的温饱。
明代的养济院较宋代规制更为严密。以北京宛平养济院来看，在收养的数千名老人之中，每一百余人分为一会，由官府在其中选派会头一人管理。每个月集合于院中，由宛平县丞亲自点名查验，去世者则除名，把实际人数开具名单逐级上报，最后由户部行文有关部门按名单发给米和布。由于京师养济院较各州县待遇优厚，京畿附近的孤寡困穷老人，往往不远千里来到北京，使京城养济院的收养人数远超过地方。据沈榜亲自统计，万历初年，宛平养济院收养的老人，有百岁以上五人，九十五岁以上的二十七人，九十一岁以上的五十二人，八十五岁以上的一百余人，而八十一岁以下的已经不可胜数。（沈榜《宛署杂记》卷一一《养济院·孤老》）
清代收养救济老人的机构称为厂局，规模较明代更大。根据光绪《顺天府志》的记载，仅在清代前期和中期设立，而到清光绪时期仍然存在的北京厂局，就有四十八所，遍布于北京的大街小巷。其中最早的增寿寺饭厂和承光寺饭厂，早在清王朝刚刚建立的顺治七年（1650）就已设立。（《光绪顺天府志》卷一二《厂局》）
在清代北京的救济收养老人机构中，最为著名的有设于广宁门外的普济堂粥厂。康熙三十六年（1697）的冬天，广宁门外北极庵的寂容和尚，看到门外在寒风中冻饿而死于沟壑的老弱乞丐，萌发恻然慈悲之念，化缘购得二十六间房屋，作为他们的栖身之地。在热心赞助者中，有一名叫王廷献的居士捐出自己的家产增修屋宇，并邀集资助人士，每年各资助普济堂小米十石。这一慈善举动引起京城内外很大反响，康熙四十四年（1705），顺天府尹把此事上奏皇帝，康熙帝亲赐御书“膏泽回春”的四字匾额以表彰。这样，普济堂从民间慈善机构开始转为官办。当时还是雍亲王的胤禛，即后来的雍正皇帝，看出这是一个收买人心的机会，决定每年拨给普济堂白银一千两，救济孤贫老人。后来胤禛登上帝位，这项拨给的费用成为惯例。以后历代皇帝都对普济堂予以特别照顾，乾隆皇帝每年赐予粟米三百石，嘉庆皇帝赐予银五千两生息，同治帝每年又再加赐小米五百石。嘉庆初年开始，普济堂由北京顺天府派官吏轮流管理，完全成为官办的救济慈善机构。（《光绪顺天府志》卷一二《厂局》）
与普济堂齐名的还有北京德胜门外的功德林粥厂。这也是在康熙年间由山西僧人王元章创办的。最初收养老人的经费完全由僧人募化而来，以后雍正皇帝曾下旨由雍和宫赐给白银一千两。乾隆元年（1736），顺天府尹孙岳颁上奏说，功德林近年来收养贫民老人较以前增加许多倍，与普济堂的情形相同，而经费来源却很困窘，恳请皇帝给予恩赏，以表示普施仁政。乾隆帝得到奏书，十分高兴，下令拨给功德林粟米每年一百石，并且由崇文门税课司每年直接拨予经费银一千两，功德林于是成为与普济堂齐名的老人救济慈善机构。到光绪四年（1875）因主管的僧人不持戒律，舆论哗然，顺天府决定把功德林按照普济堂的先例，由顺天府每年派官吏轮流管理。这样，清代北京的第二号慈善机构也由民间转为官办。
除了以上最有名的救济机构外，北京正阳门外的朝阳阁粥厂、宣武门外的寿佛寺粥厂也都是较大的慈善机构，收养许多无家可归的老人。在光绪八年（1882）给事中国秀等人的上奏中说，京城中贫民和孤寡老人为数众多，难以维持生计，城中各个粥厂等救济收养机构，每月共需粟米三百三十石。另外，收养老人较多的清化寺街崇善堂等机构，每月各需小米三百石，请求政府如数拨给，光绪皇帝批准了这一上奏。可见清代北京对老人和贫民的救济与收养，远较明代更为发达。（《光绪顺天府志》卷一二《厂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