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
宋陈规，沂州人，以明法补官。靖康初，知德安府之安陆县。金人陷都，规率兵数万勤王，半道兵溃而反。会郡守及僚属弃城出奔，惟规独留不去，众遂推规摄府事。规乃聚兵，积粮修城以守。贼相继来寇，皆败而去。范宗尹为相分镇，以为德安府汉阳军镇抚使，兼知德安府，召赴行在。在州八年，累破贼众。中原郡县皆失守，惟德安一城独存。识者伟其能。然严刑重敛，颇失民心。规有《朝野佥言》后序曰：规守顺昌，日得靖康。《朝野佥言》具载金人攻城始末，反复熟读，痛心疾首，不觉涕落。嗟我国家不幸，有如此悲。夫世之治乱，国之强弱，虽曰在天有数，未有不因人事得失之所致也。扬雄所谓“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靖康京城之难，若非人事之失，则天亦不得而为灾；若非天欲降灾，则人事亦无此失。规不揆至愚，窃观金人攻陷京城，朝廷大臣，守御大帅，施设应敌，捍御攻城之失与夫管见却敌之策，论列而序言之。朝廷再援太原，大臣以谓中国势弱，夷狄方强，用兵无益，宜割三镇以赂之，殊不知势之强弱在人。为我之计，胜彼则强，不胜彼则弱。强弱之势，自古无定，惟在用兵之何如耳。河东安抚使统兵十七万以援太原，又招河东义勇禁兵五万，共兵二十二万，寻皆败绩，致太原陷于虏。非兵不多，盖用兵之失也。其所以失者，兵二十二万直前而行，先锋御敌者有几？一不胜而却，自后者大败皆走，宜乎不能援也。有识者观之，不待已败而后知其不能援也。岂不知攻城者，分攻城兵、备战兵、运粮兵、扼援兵？若兵不多，必不久而速退，又不待其援也。假使当时往援者将良得计，虽无兵二十万，只十万亦可必援；又无十万，只五万亦可必为之援也。且以五万兵为率，若止分为五十将，留十将护卫大军，兼备策应，内分三两队作诸镇援兵；前广张兵势牵制，扼援之兵以二十将分地深入虏境，绵亘可布三五十里，不知虏兵多少便能尽害。以二十将周围行偏僻小路，寻乡导，多遣远探，向前设伏。伺望敌人打粮，出兵多则退之，少则擒之；但绝其粮道，必不深入；直抵城下，其贼自退。又且兵既分遣，则人力并用，假令数将失利，则大兵必不至于一齐败衄，溃散为盗。京城之难，其原在于援太原之失利也。粘罕攻太原之寿阳，城小而百姓死守。凡三攻，残虏之众万人而竟不拔，此必城中有善为守御之策者。《佥言》以为城小而百姓死守者，非也。攻城者有生有死，而善守者有生无死。寿阳之人，可谓善守，而不得谓之死守。又云城小而坚者，亦非也。若谓城小，矢石交通，善守者亦难以设险施策。规以为城愈大而守愈易，分段数作限隔则易守。若已守，先策定险设伏，使贼欲登城；纵令登城，已登即死；贼欲入城，引之入城，入城即死。今夫百里之城，有数贼登之，守城之人便自甘心乞命于贼者，非攻之善，乃守之不善也。九月，按炮于封丘门外，大炮数百座皆在门外，贼至不收，遂为金人所得，咸为攻城之具。规以为城破亦不在此。有善守者，假使庾资炮数百座亦必无害，在于御炮之术善不善也。统制官辛康宗以贼去城远，止兵不得放箭，此善言也。百姓鼓众击死，已见其因乱制治之术失也。贼先采湿木编洞屋，以生牛皮盖其上，载之，令人运土木填壕，以进攻械。守城人若得计，则城内先施炮碎之。亦可用单稍炮，放远至二百七十步，下等二百步五十步。不知京城当时仓促之际用与不用此格。若人不究心，则下等二百五十步亦莫能及；若能究心，则二百七十步过之甚易。又有小炮御近众。其小炮，每十人已上不过十五人可致一座，亦可以到数十步外。不谓小炮不能害物，人中四肢，则四肢必伤，中腰已上，则人必死，中马亦然。又况大炮每放一，小炮可放数炮。兼小炮必不用石，以重三四斤泥丸为之。泥丸之利亦博，不独时放易得无穷。放去中人，人必伤死。若要推毁攻械，则须用大炮及石。金人攻守用大炮，盖欲摧毁城楼；守城欲摧毁敌人攻械，大炮与小炮、远炮齐用。纵贼在城外伐木为对楼、云梯、火车等攻械，可以炮尽。金人广列磊石炮，寻碑石磨，盖石羊虎为炮。欲攻之所，列炮坐百余，飞石如雨击；守城之卒死伤，日亦不下一二十人。此非攻城之能，盖守御官一时之失计耳。苟守御官得计，止令卒迎女头墙坐，城外炮来，高则于女头墙上，过低则打中女头。炮击在外，无缘中人，一卒不至于死伤，又岂有死伤日不下一二十人者？惟女头墙稍加高厚，则全安堵矣。又须用造高木，长一丈，阔一丈，一丈上下，外直里斜，外密里希。洞子外密处，以大麻绳横编，如竹笆相似，以备炮石众多，攻坏女头，即于两边连进洞子向前，以代女头。若此，则炮石纵大至多亦无损坏；间有损者，即逐旋抽换。假令止如此捍御，则炮石亦何能害人？已可必得无虞也。贼以云梯、对楼攻东水门，其间捍御，有设重楼获胜者，固甚善也。又恐人在高楼之上，愈招矢石矣。又闻宋门守御官亦以御，对楼、云梯至，每以木冲倒仆，死者无数；此亦奇策。然持撞木人与对楼上人相对，不免互相杀，亦非全胜。金人填壕成，五对楼过壕攻城，下列炮二百馀所。七稍炮可施五十斤石，能散星炮，每坐可施处囗。以理度之，自是贼必不容，矢石必倍。守御官若能令人依前说造洞子，于阙楼子处两头连珠并进，不终日决可筑合，代女头以隔矢石。矢石虽愈倍于前，亦必无害。次，于烧了城楼子，两头措置深埋排杈木，以防贼急急登城上，分兵两向。次，于城里从下斜筑向上，至城面外垠向下陡峻。次，于城里脚下取土，为深壕三五丈，筑月城围之。使贼乘对楼到城，如不下对楼上城却回则已，若上城必自立不得，到内壕内无不死者。如此一到，必当罢攻退兵。不期守御之人于此一失，以致城陷。重念国家之难，岂不痛哉！攻守之械，害物是重，其势可畏者，莫甚于炮。然亦全在人用。若攻城人能用，而守城人不能御之，则攻城人可以施其能；若守城人能用，则攻城人能者亦难施设。窃闻虏人用炮攻京城，守御人亦尝用炮。城阙内必然难安大炮，亦难容数多。虽有炮台，而台地步亦不甚广。又，炮才欲施放，敌人在外先见，必须以众炮来击。又，城上炮亦在高处，自然招城外贼人用炮，可以直指而击之。以此观之，守御之人，可谓不能用炮也明矣。假令当时于城里脚下立炮，仍每座炮前埋立木为衣，敌人在外不见立炮所在，虽有善用炮者，何能施设？或人以谓炮在城里，炮手不能得见城外事，无由取的。每座炮别用一人于城上，专管里炮稍与外物相对，即令设施少偏，却令炮手少那脚上大偏。则就令拽炮人抬转炮座，照料得一炮打中得炮，少有不中。又，城里立炮，可置数多。守御人用炮若止能如此，虽贼用炮，何能为也？筑城之计，城面上必作女头，中间立狗脚木一条。每女头中挂搭篦篱，惟可以隔遮弓箭弩，于炮石则难以遮隔。若改作平头墙，不用篦篱，只于近下留品字方眼与女头相似，亦甚济用。或问：何以备御城外脚下？自有马面墙，两边皆见城外脚下，于墙上头坠下害贼之物。贼人初到城下，观其攻械，势恐难遏。宜便于城里脚下取土，深阔里壕，壕外去壕数丈，再筑重城一重。对旧城门更不作门，却于新筑城下，缘里壕又二三里地新城上开门。使人入得大城，直行不得，须于里壕垠上新城脚下绕缭三二里地方始入门。若此，则假使贼善填壕，只不过填外壕，必不能填得里壕。贼若由门入城，须行新城脚下，里濠垠上，新城上人直下临贼，何物不可施用？正是贼死地，必不敢入。既由正门入城尚不敢，岂肯用命打城？且只如此为备，贼兵至多攻城百种，试可谈笑以待之。又况京都旧城，亦自可守，若遂措置，便可使势如金汤，有不可犯之理。兼京城内之军，百姓金银粟帛，计以亿兆之数，亦莫能尽。若能竭力修作，不特添此一城一壕，可不日而成，假使添筑城壕数重，人亦不劳而辨。重城既备，然后招敌使入城议事，彼若见之，必不攻而自退。俗谚云：求人不求己。古人云：上策莫如自治。又：事贵制人，不贵制于人。皆此之谓也。京城周围地约一百二十里。闻当时贼在城外，诸门多闭，有以土塞者，止开两三门通人出入。如此乃是自塞生路，而为贼生路也。及为守之计，不独大起诸门，仍于两门之间更开三两门，使周围门有数十座。齐于城内运土木出外填壕作路，使战兵出入无至自碍。城上观望敌人嘹哨，乘便处即遣兵击杀。或夜出兵，使贼在外所备处多，昼夜备战，无有休息，彼自不能久攻。兼既城内创开城门，自运土填壕，欲为入计不攻自败；所以敢自创开城门、出填壕者，非谓其贼兵可欺，盖恃其自于城内设除已备，贼入城而死耳。晋王浚遣都护王昌及鲜卑段就六春末柸等，部伍万之众以讨石勒，诸将皆劝勒固守以疲寇，独张宾、孔苌以谓可速凿北垒，为突门二十馀道。勒即以苌为攻战都督，造突城于北城。鲜卑入城北垒，勒俟其未阵，躬率将士鼓噪于城上，会孔苌突诸门伏兵俱出击之，生擒未柸等，众皆奔散。苌乘胜追击，满尸三十馀里，获铠甲五十匹。此乃守中有攻，可谓善守城法也。后之守城者，何惮而不法欤？州郡城池之制，人皆以为尽善。城有敌楼，而虏人用火炮击楼；城外有壕，而虏人用洞子垒填；城高数丈，虏人用天桥、鹅车、对楼、慢道、云梯等攻具登城。据其城池之制，可以自谓坚固，前所未有；奈何虏人攻械雄杰，亦前古所未有。故事贵乎仍旧，而人惮于改作，皆不可必者。古人所谓利不百者不变法，功不十者不易器，以今城池之制观之，虽然利不至于百而功不至于十，其间有须臾改者，不可不更改也。自古圣人之法，未尝有一定之制，可则因、否则革也。为今之计，如敌楼者，不可仍旧制也。宜于马面上筑高厚墙，下留品字方径及尺空眼，以备觇望及施设枪路。墙里近下，以细木盖一两架瓦棚可令守御避寒暑风雨。屋墙里墙皆低下，则炮虽在外数多，悉不能及。又，壕上作桥，桥中作吊桥，时暂隔贼则可，若出兵则不能无碍。宜为吊桥，兵出入俱利。城门宜迂回曲折，移向里百余步置。不独贼矢石不及，其旧作门楼处，行入一步，向里便是贼陷阱。盖百步内，两壁城上下临贼人，应杀贼之具皆可设施。旧门前横筑护门，墙高丈余，两头遮过门三二丈，城门启闭，人马出入，壕外人皆不见，孰敢窥伺？城外脚下，去城二丈临壕垠上宜筑高厚羊马墙，高及一丈，厚及六尺。墙内脚下亦筑雀台，高二三尺，阔四尺。雀台上于羊马墙上亦留品字空眼，以备觇望及通枪路，一如大城上女墙头墙墙重叠。雀台上埋排杈木，以备贼填平壕堑及破羊马墙至城脚下。则贼于羊马墙内两边受敌，雀台上与大墙向下所施矢石即是。贼当一面，而守城人三面御之，羊马墙内兵赖羊马墙遮隔壕外矢石是。羊马墙与大城，系是两城相乘齐用，使贼人虽破羊马墙无敢入者。故羊马墙比大墙虽甚低薄，其捍御坚守之效不在大城之下。又，羊马墙内所置之兵，正是披城下塞以留伏兵，不知贼人以何术可解。若此，既有羊马墙，其鹿角可以不用。仍于大城上多设暗门，以备遣兵于羊马墙内出人。又，羊马墙去大城脚止二丈，不可令太远者，虑大城上抛掷砖石难过墙内，反害墙内人。又不令太近者，虑其太窄，难以回转长枪。又，于大城脚下作深阔里壕，壕向上里度地五七丈，可作来往路，外筑里城。排杈木但多备，下贼寇城，应敌处用此设备，虽使虏人善攻，不足畏也。墨子，宋大夫，善守御。公输般为云梯之械，将攻宋。墨子见之，乃解带围城，以械为牒。九设攻城之机，墨子九拒之，公输般攻械尽，墨子守有余。公输屈曰：“吾知所以拒我者。”以见此攻城者宜乎古人以为策之下也。夫守城者每见敌人设为一攻机，而无策以应之者，未有思也。规尝谓《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又以谓“兵者，诡也”。用意中形，诡诈为道。是以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使敌不知其所攻。今夫备御之策，宜乎藏之于身，待敌而用，不可以先传之。然而有传之于众而达之于远，有利而无害，有得而无失，不可不先传也。嗟乎！靖康丙午，虏人以儿戏之具攻打京城，守御者不以时设计，遂致城拔。迄今一纪有余，而虏人不思当时幸胜，尚以骄气相矜。在规未知虏人攻京城械器施设之前，则每闻人云“金人攻城大炮对楼势不可挡。”贵显言之，则快然而不敢辨；众人言之，则亦不敢痛折。今即知其详，则岂可不尽剖其所见而言之？规窃尝闻：“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又：“机事不密则害成。”然而用兵之道，以正合，以奇胜；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海，千变万化，孰能穷之？今止据其虏人拔京城当时攻械施设，略举其捍御之策，大概言之。至于尽精微致敌之方，有不可得而传之者矣，惟在乎守城之人，于敌未至前精加思索，应变之术预为之备耳。区区管见，不能自揆，辄序于《佥言》之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