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语：做官需要的学问，灵猾、钻营、巴结、拍马只是小技，最重要的还是“业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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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李翱“交心倾谈”后，第二日，王晋便开始了自己的“观政生涯”，进入县署各部门，熟悉业务流程。
虽然各县情况不同，主簿的权利也有大有小，但主簿这个职务，设置之初的本意是充当政府各部门和第一把手沟通的中间环节：各部的公文案牍要汇集到主簿厅通过他审核，再交由县令批准；而县令下达的指令、任命及县政府会议的各项政策、精神也需由主簿厅签审转发各处；所以身为主簿，对政府的各项事务都必须有所了解，这也是李翱让其观政的目的之一。
俗话说，做一个官人不容易，做一个合格的官人更不容易，做一个业务全面、能力超然的官人更更不容易，很快，王晋便认识到为什么人们说做一个做实事的官员太不容易了。
因为，那不仅难在戒除烦躁、脚踏实地，而且还得干出让人们所认可的能出成绩的事情，其中需要的是真正的“本事”、“能力”。好心未必能干好事，多少官员一心为民却最后落了个身负骂名，狼狈不堪的境地。
只有实际接触，你才能清楚那些平日看起来“很平庸”的胥吏们却个个是治事老手，你根本想像不到他们每天要处理多少繁多的政务，要解决多少复杂棘手的公事，如果不精通业务，不用说是干好事情，只怕连最起码的任务量都无法完成。
王晋认为自己最重要的品质就是善于学习，并且不耻于向任何人学习，知道自己的不足，没有丝毫气馁茫然，而是产生了更加强大的学习欲望，你擅长的我便虚心求教，并且还要熟悉它、超过你。
王晋的“观政”时间是这样安排的：每逢三、五、八、十日期随县令李翱上衙门参加“衙参”，出席政府例会；每月中旬抽三天去往县学“对本阅卷”，即参加地方国立学校（官学）的考试阅卷事务；下旬十天，“每夜自提灯笼，步行街道”，参加本县官员的分段夜巡，遇到治安问题，便请教下面小吏，学习各种不同情况下突发事件的解决方案；除这些特定日程安排外，王晋分一半时间在主簿厅学习公文处理，审核签字，人事管理；此外，还要被郑元伯叫去“刑房”，相帮讯问刑案或处理民事词讼，也就是断案；在观政的后期，又赶上汾州刺史府奉朝廷大赦之诏，责令各县抚慰积年牢犯，于是王晋又被委派去清厘监狱冤屈，按律令减免刑期、释放罪人。
在这观政的一段时期里，可谓理民、断案、学务、狱政样样历练，连官方文书上面面俱到的“花样文章”和取悦上司的各种“窍门”也得融会贯通。换了一般懒惰之人，绝对是敷衍了事、得过且过，而王晋却如饥似渴地向众人疯狂吸取着各种经验知识，他的业务能力由此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无怪后来有“能员”之称。
王晋的“正职”公文是在一个月后下达的，此时正是他观政最为疯狂的时候，为了不错过难得的“学习”机会，和县令李翱协商后，王晋决定暂时不负责具体工作（掌了具体权责，如果再过问其他部门的事务，不免和同僚起了争端。），先就任主簿职位，等到对各部门政务熟悉后，再行主簿事。
“正职”，除了代表你正式成为“国家公务员”外，还代表从此可以“掌权行印”。行印指得就是拿“印把子”，看好了，这个印把子乃是“主簿大印”，而不是那枚在古陶驿做公务时用的“驿丞小印”，连向县署支取些钱物还需要区区书吏李实的签字盖章。
接受正职、交接印章的过程又是番非常讲究非常麻烦的事情，这里暂且不表，只简单提一下官员的印章知识。
按照讲究尊卑等级的当世惯例，不同的铸印材料与“印绶”颜色表示权力大小和官阶高低。印就是印章，而同时配发给你，让你穿在印钮上的丝带，叫做“绶”，以便须臾不离地可以把印章佩带在身上，这是方便官员“出差”时随身携带印信的人性化办法。
周令规定，州县级干部之印一律用铜铸，印体为正方形。官印由监察部门—“御史台”统一制作授予，领取时，如果此职位是朝廷新颁布的，以前没有此职，那便由吏部亲自发给官员；如果为接替前任，那便由官员带着“任命书”去任所和前任官员交接印信。而比如平遥县，数年没有授职主簿，所以上一届主簿离任后，官印一直保存在县署，王晋正职后便马上可以取得印章。
除了官员身份证—“告身”外，印章可算是官员最重要的身份证明，在一些边疆偏远地区，信息闭塞，朝廷政令不能通达，印信更是权利的象征，甚至出现了凭印绶当官、认印不认人的规矩。
比如前朝时，穷得连老婆也养活不起的小官吏朱买臣忽然被任命为沙洲刺史，当其回到下榻的沙洲驻京办事处（称“沙洲进奏院”）时，办事员们仍把他当穷汉小吏看待，不予理睬，及至发现他怀里揣着刺史印绶，“坐中惊骇”，马上排好队，一起跪拜。这种观念的沿袭，便是“掌大印”、“拿印把子”成为当官掌权的代名词。
因此，接受主簿印后，王晋这个新科进士，才算是真正拥有了“官人”的威严和尊贵。此时，即便是“县令”李翱对待王晋，也不能像从前那样随便，因为他现在的身份是朝廷承认的正式官员，通俗点说是这个县的“三把手领导”，相当于现在的副县长之类。虽辅助县令办公，添为下属，但按照规定，所有朝廷命官，都是由中央直接任命指派的，上级领导对其只有参劾，保举，监督，评估等权利，而不能直接任命或罢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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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了大印，甚为欢喜，但也有烦恼，这便是既然成为正式官员，相应的“自由度”肯定小了很多，将受到更多约束，一些先前可守可不守、可认真不可认真的制度规定，都得一一遵守，比如准时“上下班”和“点名”。
古代的上班下班时间，和现代相似，也是“晨聚昏散”，但具体时辰上又比现代一般机关之朝九晚五的通例要提前，与农业社会中大多数人的作息习惯相适应。例如上班，《诗经·齐风·鸡鸣》中，妻子催丈夫起床：“公鸡已经叫了，上朝的都已经到了；东方已经亮了，上朝的已经忙碌了”(鸡既鸣矣，朝既盈矣；东方明矣，朝既昌矣)。
所以，古代公务员在这方面要较为辛苦些，一大早，便得急急起床，前往县署报到上班。具体时间落实为春冬二季是卯正一刻，约合现在早上六时；夏秋二季是卯初一刻，约合现在五时半左右。王晋性子虽然勤奋，但早先习惯了睡懒觉，这时便很是叫苦，如果可能，他情愿被罚些俸禄换取片刻贪睡，可惜政府对官吏迟到的惩罚可不只是简单的罚款了事。
《职官令》中，有明确的法令规定：内外官员应上班而迟到者，迟延一次处十小笞板，就是用竹板、荆条抽打你十下。
古代官箴以“清、慎、勤”为基本原则，“勤”的起码要求，便是按时上班下班，迟到既然要受处罚，无故缺勤或擅离职守惩罚当然更重。按照制度，政府机关派有专责人员，每天进行“点检”。规定：“若点不到者，一点笞十”，即一次点检不到者，受十下答刑，两次二十下，三次就能打得你半月下不了床，倘每次“点名”不到，完全不来上班，就计算天数，按“无故不上班”的罪名议处，惩罚更严酷。
早上上班，点名完，然后书吏分别领取各个科室的印章(签押)，衙役分别进入各自班次的岗位，秘书、侍从开启公堂之门，最后是“领导们”各回其部门一般是先开个部门小会，总结分配下今天要完成的任务，然后各司其职，开始处理公务。一直要忙到中午时分，“鸣鼓”响过，这便是通知吃饭时间到了，有个“午休时段”，大概有一个半时辰，让大家吃饭休息。
县署设有机关食堂，但大部分人不会在这里吃饭，而是回家悠闲地吃口老婆烧的菜，只有如王晋这等家眷不在身边或者光棍汉才会无奈光临这里，说实在话，大食堂的饭菜确实一点油水都没有，要是能做得如同招待贵客的“小食堂”一半水平，相信很多人都会留恋不舍。
吃完饭，还有一段比较长的休息时间，除了那些午间必睡的“神仙翁”外，众官吏或练字读卷，或闲聊吹牛，或还有些老实厚道之辈，抓紧时间处理公务。每当这个时候，王晋便会寻那些积年老吏攀谈请教，从他们口中验证一些自己在处理公务时遇到的疑难问题。
古代官府下班的时间很早，这大概是唯一能称道的地方。规定是春分后于申正(约下午四点)散班，秋分后于申初(约三点)散班。报时的“鸣鼓”响过，待得“点检”人员点名后，大家就可以陆续下班回家，当然如果当日工作没有完成或是遇到紧急公务，便会“加班”，不过没有加班费。
这便是王晋一天的工作时间安排，在平遥县署的时候，他以为全天下的机关都是这样严谨的上班、点名、下班程序，直至以后到了其他地方，才发现“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前紧后松”这些话是如何演绎而来的。
除了这些上下班的规章外，对于官员的约束和处罚条例，还有许多许多。可能在外界人看来，官人是多么的风光清闲，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只要你身入其境，就知道当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当一个基层小官吏。
除了上面说过的考勤方面的严厉惩罚外，加在官员头上的处罚条例，还包括你工作中所犯过错的责罚。
比如你在办公写文时要注意：一般公文用白纸，重要公文用加工处理过后可防虫蛀的黄纸，如果搞乱，轻则这封公文重新拟过，重则便要接受打板子的惩罚，摊上急用的文案，处罚尤重；还有户籍管理上的严格规定，户口册上必须有“印籍缝”，就是在两纸连接的地方盖印，以防有人作弊抽换或散落，如果有一处漏过，负责人除了罚款外，还要“仗其脊背”，这是大周的“五刑之一”，是比较严厉的惩罚了。
犯错既然要处罚，那处理公务的时候就细心点、慢点不就行了？其实大不然，细心点虽好，但交办公文的速度不免慢了，而经办‘公事任务”却也有着严格的时限。
《周令》规定，官文书“不得滞延”，在政府机构停留的时间：“小事三日程，中事五日程，大事二十日程”，即是小事最迟三天办完，中事五天，繁重的大事最晚不超过二十天。如果经办超过了时限，“其文书修撰、审核、执行者一律查办，按延误时日计算责罚，规定：一日各十，三日加一等，罪止杖八十”，这也是要仗脊背的，非常要命。
综其所述，大家可以看到当官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件，除了那些“特别关系户”，庸人、懒人、痴人都不适合从事这份工作，勉强为之，徒耗心力，还不免招祸。但是这世界上的事便是这样，其越艰苦，风险越大，其回报也可能越丰厚。
当朝那些身处高位的“大佬”们，很多也是在基层部门经历了一番痛苦的磨练，以其坚韧不拔的毅力，永不放弃的自信，最终在同僚中脱颖而出，成为强者中的更强者。
如要想要以后的荣华富贵，现在免不了是要付出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