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不要比你的上司更出色。不要表现得过于完美；要一直让你的头有舒适的优越感。如果你要利用他们或者要给他们好印象，就不要走的太远，把自己的天才全部暴露出来往往会带来相反的结果。他们会觉得恐惧和不安全。让你的上司显得更聪明一点，那样你会得到更多的东西。
在归登来的身上，王晋学到了官场生存的又一条重要法则。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古人诚不欺吾。
春秋时代著名的能臣晏子，是王晋非常仰慕的一位先贤，《晏子春秋》中记载了关于他的故事。齐景公派晏子去治理东阿的前三年，只按照“仁义道德”去治理，结果齐景公很不满意；他请求重新治理，结果第二年齐景公就满意了。
在这个故事里，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晏子初期不媚上不欺下，实行了一套完全合乎“仁义道德”的政策，结果不仅君上不满意，百姓也并不买账；二是晏子后期欺下媚上，顺着齐景公的心意去治理，实行了一套圆滑的手段和政策，于是齐王和百姓都非常满意；；三是合乎仁义道德的政策顶不住巨大的压力，被迫向潜规则转变。
被迫“自污保身”后，再读晏子的故事，王晋有了更深层次的感慨：不仅贪官需要媚上，想干实事的官员，更需要处理好与领导的关系，否则领导处处为难与你，哪还有精力去做什么事。
例如归登来所谓的“革新策略”，众人皆知其可笑无聊，但王晋还必须逼迫自己去努力、尽心完成，且要完成得非常圆满。甚至有时人手捉襟见肘，耽误政府的其他工作。难道他不知道这些可笑的“革新”，完全是于朝廷、于百姓无益？
官场里的很多事情，你知我知；但是你不说我不说，你蒙着我、我蒙着你，谁也不愿意去做戳穿皇帝新衣骗局的天真小孩。
遵守仁义道德，不媚上，不欺下，努力当好父母官，这是理想中的为官之道，是冠冕堂皇的官场进步策略，在历代的官场上确实也可以找到这样的清官。可是在抵抗堕落的诱惑，努力当一个忠君爱民的好官的时候，竟然受到了来自上边的，甚至还有下边的强大压力，那么我们怎么办？是放弃仁义道德，转而采取圆滑的官场生存策略，还是与领导对着干？
王晋苦读寒窗十年书，时刻犹记圣人教诲：君子坦荡，当抑制人之劣性，如巴结权贵、玩弄手段、贪占便宜、损人利己、奢侈腐化等，轻则损其德行，重则丢官自害。而且此等劣性往往在不知不觉中产生，当其初露端倪时又往往引不起重视，直到最后无法收拾，却为时已晚。
王晋志向远大、严于律己，因此时刻省视这些劣根已修身，但是抑制自身劣性，不代表一点不知变通，如需要时，王晋自己手腕不会比别人稍差，但这些奸猾小术，可以一时依赖，却不可将其视为自己的特长和本领加以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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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时搞定归刺史，王晋将大部分精力放在了他早欲进行的一项政府改革上。这项改革，就是肃清“吏治”。
这里的“吏”指的是政府中不入流品也就是没有等级的那些“办事人员”，他们不是国家正式公务员，多由当地人任职。
自前朝唐太宗年间有了科举制以后，对县级以上的官员，资格有了严格的规定。这样有利有弊，弊端是仕进途径太过于严格，一些有本事的基层小吏，由于科场失意或者家庭成分，只能沉沦于底层，心生怨愤或者完全靠蒙蔽官员、敲诈百姓为生存之道。但科举制延续至今，对政权稳定利大于弊，这种严格的资格考试至少杜绝了地方政治权力掌握世家大族手中，也避免了官宦和富商子弟靠关系和金钱，随意进入官场。
这些胥吏，多是由当地人担任，又因为工作的特殊性，所以多出自那些世代为“吏”的家族，如温静及其表弟凌淮之类。他们既熟悉当地民情，又熟悉衙门公务，对于“千里来当官”的异乡官员来说，他们既是不得不倚重的一个重要群体，但又是不能不重点防备、有时甚至无可奈何的一群蛊虫。
王晋曾在刚接手“文裕县令”时，查处过一起“伪造公文盗卖库粮案”，便是一起典型的保管县库和审核县库之“污吏”相互勾结，盗卖国家财物，中饱私囊的案件。
此后，在他任职县令的这两年内，虽说治政清明、执法严厉，公务也从不敢懈怠，些许奸猾油吏或无可趁之机，或胆战心惊、畏惧打死孙八王之铁县令严酷，均不敢有所歹念。但是随着归登来的履任，及其后一些处处针对王晋的刁难，使一些暗中宵小之徒，感觉有了下手之机，于是不安定的因素开始浮现出来。
最先出现问题的，反而是王晋平日最为重视和关注的“快班”（捕快）。
“快班”现在由王氏兄弟中的弟弟—王五当班头，又王晋的二哥王虎在其中任“捉不良人”的领队，却还是无法震慑心存侥幸的奸猾之吏，是有特殊原因的。
“快班”所行之事，多为抓捕人犯、捕捉盗贼，虽看似没有直接和钱银之物挂钩，实际上，这些捕头平日所能接触的油水却是非常丰厚，更重要的是，他们收取赃物、贿银，所担风险相对来说比较小。
例如，这次被王晋作为“反面材料”，严刑整治的两名捕快，便是有着特别的收取“赃款”的手段：每乡间有事发，特命拘送人犯，则有“鞋脚钱”，就是让犯人家属给他们“跑腿费”，当然不给也可，这些油吏自有巧妙手段伺候“人犯”，遇到这种情况，一般人家都宁愿给这些公人些钱财，只求能在路上对自己亲人善待一点。
此外，这两个捕快，还天才地发明了几个别出心裁的收钱法子：例如，奉令抓捕疑犯，如犯人肯出一笔钱，那么他们就可以放过对方，这叫两愿和息，便要收“宽限钱”；已得而覆之，则有“买放钱”，也就是抓捕到犯人了，找机会私放对方逃跑，要收“买放钱”；还有，两位捕快没事爱“压马路逛街”，如发现“各巷搭盖披檐”，即违章建筑，便半强迫收取“隐报分例钱”，不给也行，不过两位老爷可要作势叫来同僚拆房子。
真是可惜了人才，这样有手段、有心机的“能吏”，却把心思花在了如何犯罪上。王晋虽惜才，但他必须要杀鸡儆猴，于是将此二人重重“仗治”后，判了个“五年徒刑”，让他们去边远地方“劳动改造”。
刚杀完鸡，王县令本想好好歇歇，可惜让他恼火的事情再次发生，这次又是不法胥吏搞出来的名堂。
话说县署常平仓里，有一位叫“李狗儿”的库吏，名字虽浑，人却聪明，以前的时候，因着县令大人严谨认真，每隔一段时间，便要来仓库盘点核查，平素就喜欢小偷小摸一点的狗儿，苦苦忍着心痒痒不敢稍有动作，反而因为“手脚干净”，得到了王晋的欣赏，提拔他成了常平仓的负责人之一。
在这个人身上，王晋确实是“失察”了。不久后，因为归刺史的敌意和故意刁难，县署事务骤然忙碌起来，虽然是“瞎忙”，但几位主要官员确实抽不开了身，常平仓的这只“硕鼠”便自以为机会来到，肆无忌惮地开始了贪墨。
不过李狗儿毕竟是个聪明人，聪明人贪污的手段也和常人不同，他主要通过两个手段来敛取钱财：一是挪用库银放债生息；二是，对于仓库中实物，则用以次充好乃至报损注销等种种手段来将好货调出。
幸好李狗儿只是聪明，而不是智慧，他手段虽使的巧妙，但为人太过自私贪婪，只顾得自己贪，却忘记了以前的一群穷哈哈同事。老祖宗说过，最了解自己的朋友如果成为敌人，那是非常可怕的，所以他很快便被手下告发，坐了班房。
李狗儿事件，让王晋很警醒，如果说前面那两位捕快的“徇私舞弊”还算不得太严重的行为的话，那么李狗儿的“监守自盗”，如果长期未发现，极有可能成为一个无低洞，要知道，当抓捕李狗儿的时候，他已经在设法涂改库房账目，如果账目和实物成表面的相符，政事繁忙的王晋，疏忽间，未必能及早发现仓库问题。
倒霉的清潭县令贾贺，便是栽在“贪墨库吏”的手上。
贾贺在并州做官，已经整整十年，从祁城县丞做起，一直到清潭县令，政绩没做出什么，倒是颇结交了一些当地的文人、名士之流，平素俨然以并州文坛领袖自居，这人是出了名的清高，连顶头上司归登来的面子都不买，在公共场合还数次说过对这位“归使君”很鄙视的话。
这次也是活该他倒霉，并州官场上谁都知道贾贺是“甩手县令”，清潭县的政府工作他几乎从来不插手，也轮不到他插手，这是有来由的。
清潭县县衙门里吏员之猾是远近闻名的。按照户部规定，清潭县每年应征收地“王银”五十万钱，可大多被吏员勾结土豪给侵吞了。那里的老百姓在纳地王银时，已养成“只知有里胥之收字，不复重县令之串票”的习惯。派去的县令、主簿之类若想清查一下，原始的鱼鳞图册、流水账簿等便会被吏员们设法藏匿甚至窜改，有前任官员称为：吊查册籍，犹如理乱丝而不可得。
贾贺大人，正是赤手空拳地来到了这样一个流民仰仗劣吏为靠山，援引地方土豪为党羽的黑山恶水之地来当县令。刚刚上任，那些狡猾的吏员便唆使许多当地人前来告状，冗杂繁复，谓之“骚扰战”，将贾大人搞得头昏脑胀、郁闷不已。从此，贾贺就落了心病，对此类公事横生厌恶，于是吏员们趁其懈怠，就把办案的事权揽到了手里。
凡此种种，聪明的胥吏们通过巧妙手段，将原本属于朝廷命官—贾县令的权利，统统窃取了过来，及至后来，贾贺有所不甘待要反抗时，已落入他们榖中矣。
在这样的背景下，胥吏们背着县令大老爷做了何等违法之事，也不能怪贾贺毫不知情，可惜朝廷却不会和贾贺讲这样的道理。
事情发生得很突然，据负责调查和审案的刺史府“司法参军”王魁的说话是：有人密告，并且将事情捅到了朝廷，于是归登来刺史很重视，责令他精选干吏严查此案。
其实案子本来很简单，县衙库吏叶景初勾结签押吏陆某监守自盗，陆书吏又用白条加盖贾贺的县令印，支用库款达十万多钱，叶景初再按其支用日期和细目，逐项加倍填写数字。两人中饱私囊，结果却把自己的贪污罪名全归到了县太爷贾贺名下。及至听到刺史府要下派人员调查时，他们把这本假账目往上一交，自己带着赃款远走高飞了。
案情是很简单，可王魁参军非要审出个案中曲折来，最后将几个不知是否无辜胥吏棒打一顿，硬逼出了些骇人听闻的情由，倒霉的贾县令正是其中主角，这让本想借“失察”、“失职”罪辞职的贾贺美梦成空，最后虽连喊冤枉，还是被定为贪污主谋，发往京城吏部，革职严查。等待这位清高士人的命运，恐怕不会太美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