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文名埜，婺州金华人。郑回溪之外孙，复娶郑之孙女。官至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从真西山、魏鹤山讲学。尤善楷、隶、行、草。尝书朱文公感兴诗于玉麟堂，刻石城山书房，时称为二妙。其书有齐梁风骨。○按原本作官至端明签书枢密院，今从宋史改正。）
学书何所止？曰歾莫勃反。身而已矣。然则张伯高行业未彰，独以书酣身，益乎？
（问旭。）
曰吾闻之，精于一则尽善，遍用智则无成。圣人疾没世而名不称。彼张公者，东吴之精，去之五百，再见伯英。以此养生，以此忘形，以此玩世，以此流名。
（韩退之送高闲上人序曰：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机应于心，不挫于气，则神完而守固，虽外物至，不胶于心。尧、舜、禹、汤治天下，养叔治射，庖丁治牛，师旷治音声，扁鹊治病，僚之于丸，秋之于弈，伯伦之于酒，乐之终身不厌，奚暇外慕。夫外慕徙业者，皆不造其堂而哜其胾者也。往时张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今闲之于草书，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迹，未见其能旭也。）
天五篇
天地之数合于五，皇极之道中于五，四时之用成于五，六书之变极于五。是故古文如春，籀如夏，篆如秋，隶如冬，八分、行草，岁之馀闰也。
（天地之数，阐于河图；皇极之道，明于洛书。岁功成而四时行，人文兴而六书显。虽因华有常，变化无尽，其数莫逃乎五也。按易系辞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此天地之数合于五也。洪范曰：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响用五福，威用六极。此皇极之道中于五也。月令叙春夏中央秋冬，此四之用成于五也。古文如春，籀如夏，篆如秋，隶如冬，八分行草岁之馀闰也，此六书之变极于五也。）
隶之兴也，其周之末造乎？其民趋于简陋乎？
（有八卦而后有六书，有六书而后有六经，六经由六书而传者也。传曰：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盖取诸夬。书契之始莫先乎古文，其次籀书，其次篆书，最后隶书，极矣。六经者，圣人之语言也。古文者，圣人之面貌也。孔子书六经皆用古文。籀书作于周宣王之时，犹不纯用，况末造之篆隶乎？籀之制字比古文为多，以篆方籀，则篆简矣。秦人转病其难，又损而为隶，其日趋于简陋乎？然此盖法令之书，非六经之文也。汉兴，制作未见称用，隶法之盛自贾鲂始，至蔡邕八分石经而篆籀浸微矣。盖古文六经厄于秦火，至唐惟卫宏古文尚书独存，天宝间又诏改从今文，而古文尚书亦废矣。愚尝论古文书犹古之礼乐也，礼乐不兴，则古书不复，其势然也。）
或问石鼓显于李唐，韩退之、韦应物以为周文王、宣王时，欧阳永叔、苏子瞻谓非史籀不能作，而夹漈以为秦文，信乎？曰以漆文知之。
（欧阳永叔曰：石鼓在岐阳，初不见称于前世，至唐人始盛称之。而韦应物以为文王之鼓，至宣王刻诗耳。韩退之直以为宣王之鼓。在今凤翔孔子庙中。鼓有十，先时散弃于野，郑馀庆置于庙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传师求于民间得之，十鼓乃足。其文可见者四百六十五，磨灭不可识者过半。文之古者，莫先于此。然传记不载，不知韦、韩二君何据而知为文宣之鼓。然至于字画，亦非史籀不能作也。按三家石鼓歌，韦曰：周文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石如鼓形数止十，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韩曰：周纲陵迟四海沸，宣王愤起挥天戈。搜于岐阳骋雄俊，凿石作鼓隳嵯峨。从臣才艺咸第一，简选误刻留山阿。苏曰：忆昔周宣歌鸿雁，当时籀史变蝌蚪。厌乱人方思圣贤，中兴天为生耆耇。何人作颂比崧高，万古斯文齐岣嵝。郑夹漈曰：石鼓十篇，大抵为渔狩而作。周宣王时则籀书所始，宣王之前皆古文也。籀文与古文则刀书故锐，秦篆则漆书故刓。石鼓之文具端皆刓，且石鼓文之为秦篆者字字可晓。惜乎漫灭，惟一鼓有全篇也。其间有难明者，如殹为也、为丞之类是也。絜出秦斤，丞出秦权，自可见矣。又曰：石鼓大抵用秦篆，其间亦有古文者，何哉？曰：秦篆本于籀，籀本于古文，其母则同，但加减移易有异者。石鼓固秦文，知为秦何代之文乎？曰：秦自惠文称王，始皇称帝，其文有曰嗣王，有曰天子。天子可谓帝，亦可谓王，故知此文则惠文之后、始皇之前所作。韦应物，唐苏州刺史。欧阳永叔，名修，宋吉州永丰人。官至参政，谥文忠公。尝集录前代碑刻，撮其大要，并载可以正史学之阙谬者，有集古跋尾二百九十六篇。）
然则笔曷始乎？
（问始造笔。）
曰尚矣。书曰作会，非笔何会？纪于太常，非笔何纪？
（按虞书曰：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绣，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所谓十二章也。上六者绘之于衣，下六者绣之于裳，皆杂施五采，以为五色。周制则以日、月、星、辰画于旗，龙、山、华、虫、火、宗彝绘于衣，藻、粉、黼、黻绣于裳。周书曰：世笃忠贞，服劳王家，厥有成绩，纪于太常。又周官司勋曰：凡有功者，铭书于王之太常。夫画于旗，书于常，绘于衣，既不可以刀书，而施五采作绘，又难以竹聿行漆，意者三代以前已有笔墨，与刀书竹漆并行。盖刀漆施于竹木，而笔墨用于绢帛。诗曰：彤管有炜。则似竹聿之笔矣。又疑古人精于制物，墨与漆相类，后世不知以为漆尔。李廷珪之墨用以漆柱，则古人之墨如漆可知。今西域人以金丝矾等药熬水，濡以绢帛，盛以小缶，用竹聿饮而横书之，则竹聿亦可以行墨。）
苏望、欧阳棐以三体为汉石经，赵德夫、洪景伯非之谅也。
（魏三体石经左传遗字，古文三百七，篆文二百十七，隶书二百九十五，有一字而三体不具者。皇祐癸巳，洛阳苏望氏所刻。苏望曰：后汉熹平四年，灵帝以经籍文字穿凿，疑误后学，诏诸儒雠定，命蔡邕书古文、篆、隶三体，镌石立于太学。今石不存，本亦罕见。近于故相王文康家得左氏传拓本数纸，其石断剥，字多亡缺。取其完者摹刻之，凡八百一十九，题曰石经遗字。欧阳棐集古文四声韵所载石经数十字，盖有此碑所无者，而碑中古文亦有韵所不收者。则沦落之馀，两家所得自不同耳。赵德夫曰：汉石经遗字藏洛阳及长安人家，盖灵帝熹平四年所立，其字则蔡邕小字八分书也。其后屡经迁徙，故散落不存。今所有者，才数千字，皆土壤埋没之馀，磨灭而仅存者尔。按后汉书儒林传叙云为古文、篆、隶三体者，非也。盖邕所书乃八分，而三体石经乃魏时所建也。又按灵帝纪诏诸儒正五经文字，刻石于太学门外，蔡邕传乃云奏正定六经文字。而章怀太子注引洛阳记所载，有尚书、周易、公羊传、论语、礼记。今余所藏遗字，又有诗、仪礼，然则当时所立又不止六经矣。洛阳记又云：礼记碑上有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蔡邕等名，今论语、公羊传后亦有堂谿典、马日磾等姓名尚在。洪景伯曰：石经见于范史帝纪及儒林、宦者传，皆曰五经。蔡邕、张驯传则曰六经。惟儒林传云为古文、篆、隶三体。郦氏水经注云：汉立石碑于太学，魏正始中又刻古文、篆、隶三字石经。唐志有三字石经两种，曰尚书，曰左传。独隋志所书异同，其目有一字石经七种，三字石经三种。既以七经为蔡邕书矣，又云魏立一字石经，乃其误也。范蔚宗时，三体石经与熹平所镌并列于学官，故史笔误书其事，后人袭其讹错，或不见石刻，无以考正。赵氏虽以一字为中郎所书，乃未尝见一字者。近世方勺作泊宅编，载其弟匋所跋石经，亦为范史、隋志所惑，指三体为汉字。至公羊碑有马日磾等名，乃云魏世用其所正定之本，因存其名。可谓谬论。夏氏所注古文，既以此碑为石经，又有蔡邕石经，亦非也。愚谓赵德夫、洪景伯之言可谓信而有征矣。然莫能辨其三体为谁书也。今按元魏江式论书表有云，魏初陈留邯郸淳以书教诸皇子，又建三字石经于汉碑之西，其文蔚炳，三体复宣之语，最为明白。而二公略不及此，故特表而出之。欧阳棐，修子，官至右司。著集古目录十卷。赵德夫，名明诚，密州诸城人，宋相挺之之子也。著金石录三十卷。绍兴中，其妻易安居士李清照表上之。洪景伯，名适，饶州鄱阳人。官至右仆射，谥文惠公。有隶释、隶谱、隶图、隶韵等书，共二十七卷，又隶续十卷，行于世。）
或曰：古书籀隶其渝渝乎久矣，而何言之（古岳反），明也。邪？曰吾闻达于理者，古今不能鬲；古核反。审其几者，鬼神莫能閟。兵媚反。夫道一而已矣。然则用笔有异乎？
（问用笔。）
曰有。请问。曰篆用直，分用侧。隶楷。
（问隶楷。）
曰间（去声，下同）。
出存乎其人。其人可得闻乎？
（问人。）
曰颜、柳篆七而分三，欧、褚分八而篆二。行草。
（问行草。）
曰禊序篆多，间以分侧。
（按篆多二字原本误在禊序上，今改正。）
有石书之遗意焉。
（石书即石经。）
然则执笔有异乎？
（问执笔。）
曰夫执笔者，法书之机键也。近世善执笔者莫如张、颜，吾以此按天下图书，不能逃乎玉尺也。
（晋田文掘地，得古玉尺。）
夫善执笔则八体具，不善执笔则八体废。
（八体，八法也。）
寸以内法在掌指，寸以外法兼肘腕。掌指，法之常也；肘腕，法之变也。魏晋间帖，掌指字也。呜呼，师法不传，人便其所习。便其所习，此法之所以不传也。故惠施卒而庄子深瞑不言，钟子期死而伯牙毁琴绝弦，盖伤世之难与知也。
（古书籀隶同源而殊流，篆直分侧用二而理一。自其殊者而观之，则古文而籀，籀而隶，若不可以相入。自其一者而观之，则直笔圆，侧笔方，用法有异，而执笔初无异也。其所以异者，不过遣笔用锋之差变耳。昔有善小篆者，映日视之，有一缕浓墨正当其中心，虽屈折处亦无有偏侧者，盖用笔直下，则锋常在画中，故其势瘦而长。此徐铉所谓（古火反 ）。匾法也。章友直自得李阳冰笔意，每执笔自高壁直落至地如引绳，皆直笔之用也。欲侧笔则微倒其锋，而书体自然方矣。大抵笔直则圆，圆故长，长必瘦；侧笔则匾，匾故方，方必肥。瘦硬易写，肥劲难工。直笔难于肥，侧笔难于瘦，其要在变而通之。若夫执笔，则不可不直也。古人学书皆用直笔，王次仲等造八分，始有侧法。然分书间用直笔者有之矣，未有古人籀篆而用侧笔者也。隶出于篆，而分又隶之变也，故间出。颜、柳隶之篆，欧、褚隶之分。兰亭多用篆法，至于由字之类，则间用侧笔。米元章评褚临兰亭曰由字益彰于楷则者是也。故善观兰亭者，知隶草之变矣。其要妙在执笔。善执笔则直侧一以贯之，随手万变，任心所成，天下无全书矣。临池法曰：用笔之法，以大指擫中指，敛第二指，抽名指，令掌心虚如握卵。名指拒中指，小指拒名指，须用大指初节外置笔，令转动自在。皆不过双苞自然，指实掌虚矣。夫小字及寸，必须实按其腕，而用在掌指。自寸以往，则势局矣。遂有覆腕、悬腕、运肘、运背之作。至于俯仰步武之间，随宜制变，莫不各有当然之理。故有常法焉，有变法焉。常经也，变权也。审于反经合经之权，则知变矣。）
或曰：绛州潘氏搜摭奇墨秘褚，昉（甫往反。）于苍颉，讫于宋初，其雅博乎？曰淳化间，太宗出内藏古迹，命王著临拓，工用精嘉。大观、绛、潭，犹有似人之喜。戏鱼、黔江、鼎澧，（音礼。）无虑数十，有无不足计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