曰：性者，分于阴阳五行，品物区以别焉，各为之本始，统其所有之事，所具之能而靡不全者也，《易》言「成之者性」是也。其一身中，分而言之，曰形、曰气、曰神，三者材也，《易》言「精气为物」是也。心为形君，耳目鼻曰〔口〕者气融而灵，心者气通而神。告子贵其神而不知其性者也，其「不动心」，神定而一无责焉之为不动也。神可以主宰枢纽言，性可以根柢言，由其成性也殊，则其材质亦殊，成其性斯为是材；材可以纯驳清浊言，此皆指其实体之名也；知可以精粗浅深言，思可以敏钝得失言，皆根于性而存乎神者也，指其实事之名也。理，譬之中规中矩也，称其纯美精好之名也。实体实事，罔非自然而归于必然，天地、人物、事为之理得矣，自然之极则是谓之理。老聃、庄周、告子、释氏，以自然为宗，不知性之区别而徒贵其神，去其****之能害是者即以为已足，与圣贤之由博学、审问、慎思、明辨以求牖于明者异，是故断之为异说，不得同于荀子也。
问：周子《通书》有云：「『圣可学乎？』曰：『可。』『有要乎？』曰：『有。』『请问焉。』曰：『一为要。一者，无欲也。无欲则静虚动直，静虚则明，明则通；动直则公，公则溥。明通公溥，庶矣哉！』」此与老氏「为道日损」，释氏「六用不行，真空妙智」之说，陆子静言「人心至灵，此理至明，人皆有此心，心皆具是理」，王文成言「圣人致知之功，至诚无息，其良知之体，皦如明镜」者，立言不殊。后儒于周子则以为切要之旨，莫敢违议，于老、释、陆、王则非之，何也？
曰：周子之学，得于老氏者深，而其言浑然与孔孟相比附，后儒莫能辨也。朱子以周子为二程子所师，故信之笃，考其实固不然。程叔子撰《明道先生行状》，言「自十五六时，闻周茂叔论道，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然后得之」，其不得于周子明矣；且直字之曰周茂叔，其未尝师事亦明矣；见周茂叔后，乃出入于老释。张横渠亦访诸释老之书累年；朱子年四十以前，犹驰心空妙。盖虽能终觉释老之非，而受其蔽往往出于不觉者亦不少。周子论圣人主于无欲，王文成论致知主于良知之体，皆以老释废学之意论学，害之大者也。
问：神为形气之主宰，庄子曰：「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释氏「人死为鬼，鬼复为人」之说同此。在古人制祭祀之礼，以人道事鬼神，而《传》称「鬼犹求食」及「伯有为厉」。又宇宙间怪见不一，或此人之生，易以他人死者之魂而复生，或此人之生，自知其所托生，愚夫妇亦往往耳闻目见，不得不惑于释氏象教。而言仙者又能盗气于天地之间，使其神离血气之体以为有。故其言性也，即神之炯炯而不昧者；其言命也，即气之絪缊而不息者，有所指实也如是。老聃、庄周、告子、释氏，静以会乎一身，见莫贵于此，莫先于此。今以形、气、神统谓之材，而曰性可以根柢言，神可以主宰枢纽言，不以神先形气，何也？
曰：孔子言：「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人物分于阴阳五行以成性，成是性斯为是材以生，可原始而知也；形敝气散而死，可以反终而知也。其生也，精气之融以有形体，凡血气之属，有生则能运动，能运动则能知觉。知觉者，其精气之秀也，是谓神灵。《左氏春秋》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阳曰魂。」魂魄非他，其精气之能知觉运动也。至于形敝而精气犹凝，是谓游魂，言乎离血气之体也。精气为物者，气之精而形凝，品物流行之常也；游魂为变者，魂之游而存，其后之有蔽有未蔽也，变则不可穷诘矣。彼有见于游魂为变，而主其一偏，昧其大常，遂以其能盗天地生生之机者为己之本体，非圣人不知不言，独彼能顿悟得之也。彼之以神先形气者，圣人所谓游魂为变中之一端耳。
问：宋儒以理藏于心之内而为性，与老聃、庄周、释氏以神居于心之内而为性相似。朱子又谓「心为神明之舍」（朱子云「理无心则无着处。」又云：「凡物有心而其中必虚，人心亦然；只这此虚处，便包藏许多道理，推广得来，盖天盖地，莫不由此。此所以为人心之妙欤！理在人心，是之谓性。心为神明之舍，为一身之主宰，性便是许多道理得之天而具于心者。」）所谓「神明」，即老、庄、释氏目之为性者矣，其于理与神明何以别？
曰：朱子所谓「神明之舍」者，非谓以心为舍，神明居之也。神明即指心而言，以神明之心甚虚，天下之理咸具于中为性，而心特其舍耳。对性言之，故谓之舍；然非空空无知，故称为神明之舍。宋儒于性与心视之为二，犹荀子于礼义与性视之为二也。荀子以礼义圣人之教，常人必奉之以变化其性，宋儒以性专属之理，「人禀气而生之后，此理堕入气质之中，往往为气质所坏，如水之源清，流而遇污，不能不浊，非水本浊也，地则然耳；必奉理以变化气质，使复其初，如澄之而清，乃还其原初水也。」荀子之所谓礼义，即宋儒之所谓理；荀子之所谓性，即宋儒之所谓气质。如宋儒之说，惟圣人气质纯粹，以下即实〔质〕美者亦不能无恶；荀子谓必待学以变化此性，与宋儒〔谓〕必待学以变化气质，无二指也。但荀子指为待学以变化者，仍其性之本然名〔言〕；宋儒因孟子论性善，于是学〔举〕古今来如孔子言「成之者性」，言「性相近」，孟子言「忍性」，言「犬之性、牛之性、人之性各不同」，悉目之曰「此气质之性待变化者」也。荀子推崇礼义，直归之圣人；而宋儒因「孟子道性善」，于是谓理为生物之本，使之别于气质，曰「惟此无不善」也。试问：以理为我乎？以气质为我乎？设以理为我，以气质为理所寓于其中，是外气质也，如老聃、庄周、释氏之专以神为我，形骸属假合是也；设以气质为我，以理为气质所受，是外理也，如荀子以礼义属圣人之教是也；二者皆我，则不得谓纯乎善者一我，杂乎不善者又一我矣；苟非两我，则不得一譬之水，一譬之地矣。况天下古今之君子小人，未有非以血气心知为我者也。小人狗〔循〕我而悖理，君子重我而循理。悖理者亦自知其非也，是「性无有不善」也，长恶遂非，故性虽善，不乏小人。循理者非别有一事，曰「此之谓理」，与饮食男女之发乎****者分而为二也，即此饮食男女，其行之而是为循理，行之而非为悖理而已矣。此理生于心知之明，宋儒视之为一物，曰「不离乎气质，而亦不杂乎气质」，于是不得不与心知血气分而为二，尊理而以心为之舍。究其归，虽以性名之，不过因孟子之言，从而为之说耳，实外之也，以为天与之，视荀子以为圣与之，言不同而二之则同。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荀子推以礼义与性为二本，宋儒以理与气质为二本，老聃、庄周、释氏以神与形体为二本。然而荀子推崇礼义，宋儒推崇理，于圣人之教不害也，不知性耳。老聃、庄周、释氏，守己自足，不惟不知性而已，实害于圣人之教者也。
问：凡读书穷理，此理之得于古圣贤者，与理之得于天者，非皆藏于心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