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深释曰：典常经久之意，上简帙之首也。是编皆古人之成说，乃今时之急务，第厥所由，盖将以寓施为缓急之序。而区区一得之愚，亦因以附见于此云。
欧阳修《唐纪赞略》
自古受命之君，非有德不王。自夏后氏以来，始传以世，而有贤有不肖，故其为世数，亦或短或长。
司马光《应诏论略》
汉世国家有大典礼，大刑狱，大征伐，必下公卿大夫博士议。郎议其议者，固不能一，必有参差不齐者矣。于是天子称制决之，曰：丞相议是，或曰：廷尉当是。而群下厌然，无有不服者矣。又曰：古之帝王，闻人之言则能识其是非，故谓之聪。观人之行则能察其邪正，故谓之明。是非既辨，邪正既分，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故谓之刚。取是而舍非，诛邪而用正，确然无所疑，故谓之断。诛一不肖，而天下不肖者皆惧，故谓之威。赏一有功，而天下有功者皆喜，故谓之福。
富弼《邪正辨略》
夫天子无官爵、无职事，但能辨别君子小人而进退之，乃天子之职也。自古称明王、明君、明后者无他，惟能辨别君子小人而用舍之方为明矣。至于烦思虑，亲细故，则非所以用明之要也。
欧阳修《礼乐志略》
由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礼乐达于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古者宫室车舆以为居，衣裳冕弁以为服，尊爵俎豆以为器。金石丝竹以为乐，以适郊庙，以临朝廷，以事神而治民。其岁时聚会，以为朝觐聘问，欢欣交接，以为射乡食餐。合众兴事，以为师田学校。下至里闾田亩，吉凶哀乐，凡民之事，莫不一出于礼。由之以教其民为孝慈友悌，忠信仁义者，常不出于居处动作衣服饮食之间，盖其朝夕从事者，无非乎此也。此所谓治出于一，而礼乐达于天下。使天下安习而行之，不知所以迁善远罪而成俗也。及三代已亡，遭秦变古，后之有天下者，自天子百官，名号位序，国家制度，宫车服器，一切用秦，其间虽有欲治之主，思所改作，不能超然远复三代之上而宰其时俗。稍即以损益，大抵安于苟简而已。其朝夕从事，则以簿书狱讼兵食为急，曰此为政也，所以治民。至于三代礼乐，具名物而藏于有司，时出而用之郊庙朝廷，曰此为礼也，所以教民。此所谓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
刘颜《辅弼名对序略》
昔者三王咸设四辅，一曰师，二曰保，三曰疑，四曰丞，俾居左右前后，各主训护论思，又建三公以总百揆。《书》曰：梦帝赍予良弼。又曰：弼予一人，是四辅三公九卿通谓之辅弼。故西汉汲黯曰：天子置公卿辅弼之臣，宁令从谀承意，陷主于不义乎？则三公九卿通谓之辅弼明矣，皆所以勖仁劝道补政益德，申朝廷之大义，固社稷之长策，致君上于无过，措国家于不倾，出入询谋，言动献替者也。是以持平守正，审情切事，中于时病，合于物心，一言之发，足以广其聪明；一语之行，足以垂其法度。此乃辅弼之臣，应对之名者也。
徐积《书郑綮传略》
天下之所恃而为安危者谁乎？曰：宰相焉耳。故自朝廷百执事至于州县之吏，不幸而一非其人，不过败其一局之事耳。至于宰相者，其人一非，则天下殆矣。虽亡宗赤族，何益祸败？盖天子之于天下也，得其术，则其道甚易。宰相佐天子治天下，以一身而当天下之责，虽得其术，其道甚难。
蔡襄《送黄子思寺丞知咸阳序略》
天子之尊，下视人民，远绝不比，然出政化，行德泽，使之速致而均被者，盖其所关行，有以始而终之者也。恶乎始宰相以始之，恶乎终县令以终之。辅相天子，施政化德泽，自朝廷下四方而止于县者，承其上之所施，然后周致于其民也。近天子莫如相，相必得贤，故能辅其政化德泽之施也。近民莫如令，令无良马，虽政教之美，德泽之厚，而民莫由致之也。相近天子，而令近于民。其势固殊。然其相与贯连以为本末，是必动而相济者也。民知所赖，而相休养以业其生，惟令而已。令之于民，察其土风井闾，而别其善恶强弱，富贫勤惰，冤仇疾苦，以条辨而均治之，使咸得其平焉。令之责，岂轻也哉？
欧阳修《请补馆职疏略》
臣窃以治天下者，用人非止一端，故取士不以一路。若夫知钱谷，晓刑狱，熟民事，精吏干，勤劳夙夜，以办集为功者，谓之才能之士。明于仁义礼乐，通于古今治乱，其文章论议，与之谋虑天下之事，可以决疑定策，论道经邦者，谓之儒学之臣。善用人者，必使有才者竭其力，有识者竭其谋，故以才能之士，布列中外，分治百职，使各办其事。以儒学之臣置之左右，与之日夕谋议，求其要而行之。而又于儒学之中，择其尤者，置之廊庙，而付以大政，使总治群材众职，进退而赏罚之，此用人大略也。
刘挚《分析助役论略》
祖宗累朝之旧臣，则镌刻鄙弃，去者殆尽。国家百年之成法，则划除废弃，存者无几。囗囗岂不怪天下所谓贤士大夫，比岁相引而去者，凡几人矣，囗囗亦当察此乎？去旧臣，则势位无所轧，已而权可保也。去异己者，则凡要路皆可以用门下之人也。去旧法，则曰今所以制驭天下者是己之所为，而囗囗必将久任以听其伸缩也。
臣深谨按挚此论，盖当王安石变法之日。然安石犹知畏名义，创宫观以处异议，而朝廷之体不失，卒使宋社丘墟，金狄构祸，其源已兆于此，挚之论可监已。臣又按章内空白二字，乃前朝臣子尊称君上之文义，当避阙余仿此。
刘挚《论人才疏略》
臣窃以为治之道唯知人为难，盖善恶者，君子小人之分，其实义利而已。然君子为善，非有心于善，而惟义所在。小人为恶，颇能依真以售其伪，而欲与善者淆，故善与恶虽为君子小人之辨，而常至于不明，世之人徒见其须臾，而不能覆其久也。故君子常难进，而小人常可以得志，此不可不察也。是故今天下有二人之论，有安常习故，乐于无事之论，有变古更法，喜于敢为之论。二论各立，一彼一此，时以此为进退，则人以此为去就。臣尝求二者之意，盖皆有所为而为非也。乐无事者，以为守祖宗成法，独可以因人所利，据旧而补其偏，以驯致于治，此其所得也。至昧者则苟简怠惰，便私胶习，而不知变通之权。此其所失也。喜有为者，以为法烂道穷，不大变化，则不足以通物而成务，此其所是也。至凿者则作聪明，弃理任智，轻肆独用，强民以从事，此其所非也。彼以此为乱常，此以彼为流俗，畏义者以并进为可耻，嗜利者以守道为无能，二势如此，士无归趋，臣谓此风不可浸长。
《唐制略》
给事中得以封驳诏书，封谓封还诏书而不行，驳谓驳正诏书之所失。
孙觉《论章疏略》
凡人臣当谨密者，以君子小人消长之势未分，言有漏泄，或能致祸，如其不密，则害于其身。若遭值明主，危言正论，无所忌惮，亦何谨密之有乎？惟有奸邪小人以枉为直，惧为公论之所不容，则唯恐其言之不密，若得此辈在位，囗囗何所利乎？
臣深谨按《易》曰：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几事不密则害成，此密说之所由始也。窃详密之为义，盖具数端，有缜密，有秘密，有隐密，有深密，有慎密，有微密，有机密，有茂密。若夫君臣事几间，大抵缜密之意居多，而非必专主于秘密也。《语》云：有天德便可行王道，其要只在慎独。慎独云者，正密之谓也。何者有缜密则秘密该焉？有秘密而无缜密，此祸乱之所乘以起者也。昔赵清献公，昼之所为，夜必焚香以告天，不敢告者，不敢为也，乃所谓密也。究而言之，其所谓密者，乃不敢为也，非不敢告也。
宋祁《庆历兵录序略》
世之言兵者，缘井田作乘车，即乡为军，因田为蒐，周法则然。外制郡国，内强京师，兵非虎符不得发，汉法则然。开府籍军，混兵于农，使士皆土著，有格死无叛上，唐制则然。然晚周力分诸侯其弊，弱者常分，暴者常并，故列国相轧而亡。汉衰权假强臣，其弊势侔则疑，力寡则随，故僭邦鼎峙而立。唐季乱生置帅，其弊乐故群不逞糜溃而争，宋兴划五代余乱，一天下之权，僭藩纳地，梗帅婴法，经武制众，罔不精明。凡军有四，一曰禁兵，殿前马步三司隶焉。卒之锐而慓者充之，或挽强，或塌张，或戈船突骑，或投石击刺，故处则卫镇，出则更戍；二曰厢兵，诸州隶焉。卒之力而悍者募之，天下已定，不甚持兵，唯边蛮夷者，时时与禁兵参屯，故专于服劳，间亦戍更；三曰役兵，群有司隶焉。人之游而惰者入之，若收置，若漕挽，若管库，若工技。业一事专，故处而无更。凡军有额，居有营。有常廪，有横赐；四曰民兵，农之健而材者籍之，视乡县大小而为之。数有部曲，无营壁阙者，辄补岁一阅焉，非军兴不得擅行。
臣深谨按祁论历代制兵，甚有要约，又断之曰：始未尝不善，而后稍陵迟。亦深著鉴戒。宋之后，州郡兵弱，竟成金狄之祸，又令人慨然于藩镇之设也。
潘兴嗣《通论略》
昔者井法大坏，而天下之民病矣。然而智者一出，则藏兵于民，藏食于兵，以全制胜，坐而收功，则谓之屯田者是也。汉尝以数万之众临氐羌，氐羌固小矣。而议者谓费而胜之，不若以全制也。于是以万人留田，果无一矢一镞之费而虏平矣。曹操出于扰攘之际，忧不先于天下，而忧食不出于兵也。于是大兴屯田，以示天下之形势，势莫微于羌，事莫急于操，时顾必先此者，盖不苟一切之便而以深久之利为虑也。昔者兵赋之法大坏，而天下之武备虚矣。然而智者一出，则兵有府，府有帅，帅有统，唐尝以六十万众，田于近辅之郊，当四方有事时，长戈利戟，奋然而直往。及其无事，则偃兵以就农，故天下之言武备者，必先府兵。今以数十万之众，宿于燕秦晋魏之地，半天下之赋，长毂巨轴，逆险溯波，而上不足以给奉养，重商贾之利，出内帑之金，不足以佐费用。无事之时，顾且如此。一旦有事，则重以四方之兵。倍数而益之，岂惟费广而生饲之，骄不足以临敌也？
臣深闻之先师章文懿公懋，懋至金陵时，犹及见国初人道遇白须眉，辄下马问遗事。有告之曰：太祖最留意屯田，尝曰：吾京师养兵百万，要令不废百姓一粒米。每以远田三亩，易城外民田一亩，为屯田不足，则移数卫于江北，今江浦六合诸屯是已。其法每一军拨田三十六亩，岁收一十八石为子粒，除与月粮岁十二石，闰加一石，余六石上仓，其分番宿卫上直并打差应役，一应军人于数内支给口粮，又余以充仓廒之费。行之数年，仓廒苫盖完备，而储偫丰足。自后屯田悉为势豪所侵，其法渐废，而江北诸屯荒芜者亦多。今制民出力以养军，军出力以卫民，二分而后两弊，沿边诸镇，则岁运府藏以给之，骄兵债帅，天下之民，有不胜其困矣。今日之屯田，恐不可不讲也。
朱仲晦《应诏封事略》
今将帅之选，率皆膏梁呆子，厮役凡流，徒以趋走应对为能，苞苴结托为事。物望素轻，既不为军士所服，而其所以得此差遣，所费已是不赀。以故到军之日，惟务裒敛刻剥，经营贾贩，百种搜罗，以偿债负。债负既足，则又别生希望，愈肆诛求，盖上所以奉权贵而求升擢，下所以饰子女而快己私，皆于此乎取之。至于招收简阅，训习抚摩，凡军中之急务，往往皆不暇及。军士既已困于刻剥，苦于役使，而其有能者，又不见优异。无能者反见亲宠，怨怒郁积，无所伸诉。平时既皆悍然有不服之心，一旦缓急，何由可恃？
张齐贤《谏北征略》
自古疆场之难，非尽由戎狄，亦多边吏扰而致之。若缘边诸寨，抚御得人，但使峻垒深沟，畜力养锐，以逸自处，宁我致人。此李牧所以称良将于赵，用此术也。所谓择卒未如择将，任力不及任人。且戎狄之心，固亦择利避害，安肯投诸死地而为寇哉？
臣深始至山西，巡行忻、代之间，因得以访问三关事宜。若诸边守此，上策也。但所谓边吏扰致之，今则不然。今日之弊，乃在报功耳。当大举入寇之时，边将尽皆束手无策，败衄则朝廷任其害，寇既出境，乃要利铲截，幸得疲罢之余者数级，则以奏捷要赏也。
苏辙《上神宗书略》
古者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而七，以人子之爱其亲，推而上之，至于其祖。由祖而上至于百世。宜无所不爱。无所不爱，则宜无所不庙。苟推其无穷之心，则百世之外，无非庙而后为称也。圣人知其不可，故为之制。七世之外，非有功德则迭毁。春秋之际不与，莫贵于天子，莫尊于天子之祖，而庙不加于七何者？恩之所不能及也。何独至于宗室而不然？臣闻三代之间，公族有以亲未绝而列于庶人者。两汉之法，帝之子为王，王之庶子犹有为侯者。自侯以降，则庶子无复爵土，盖有去而为民者，有自为民而复仕于朝者，至唐亦然。故臣以为凡今宗室，宜以亲疏贵贱为差，以次出之。使得从仕，比于异姓，择其可用而试之以渐。凡其秩禄之数。迁叙之等。黜陟之制，任子之令，与异姓均，临之以按察，持之以寮吏，威之以刑禁。以时察之，使其不才者不至于害民，其贤者有以自效，而其不任为吏者则出之。于近郡官为庐舍而廪给之，使得占田治生，与士庶比。今聚而养之厚之，以不赀之禄，尊之以莫贵之爵，使其贤者老死，郁郁而无所施。不贤者居诸隘陋，戚戚而无以为乐，甚非计之得也。昔唐武德之初。封从昆弟子自胜衣以上皆爵郡王。太宗即位，疑其不便，以问大臣，封德彝曰：爵命崇则力役多，以天下为私奉，非至公之法也。于是疏属王者，悉降为公。夫自王以为公，非人情之所乐也，而犹且行之。今使之爵禄如故，而获治民，虽有内外之异，宜无所怨者。然臣观朝廷之议，未尝敢有及此何也？以宗室之亲，而布之于四方，惧其启奸人之心，而生意外之变也。臣窃以为不然。古之帝王，好疑而多防，虽父子兄弟，不得尺寸之柄。幽囚禁锢，齿于匹夫者，莫如秦魏，然秦魏皆数世而亡。其所以亡者，刘氏、项氏与司马氏，而非其宗室也。故为国者，苟失其道，虽胡越之人皆得谋之。苟无其衅，虽宗室谁敢觊者？惟囗囗荡然与之无疑。使得以次居外，如汉唐之故，此亦去冗费之一端也。
臣深谨按王安石当熙丰之间，亦尝裁减宋宗室，一时宗学诸生，拥马为之大哄。安石立马从容谕之曰：譬如祖宗亲尽而祧，何况贤辈？宗室并服其言而退。斯亦天下之公议也，固当不以人废。
马端临《封建叙略》
列侯不世袭，始于唐；亲王不世袭，始于宋。又曰：古之帝王，未尝以天下为己私；古之诸侯，亦未尝视封内为己物。上下之际，均一至公，非如后世分疆画土，争城争地，必若是其截然也。秦灭六国，再传而灭。西汉之初，剿灭异代所封，而以畀其功臣；继而剿灭异姓诸侯，而以畀其同宗；又继而剿灭疏属刘氏王，而以畀其子孙。盖检制益密，而猜防益深矣。周虽大封，未闻成康而后，复畏文武之族逼，而必欲夷灭之，以建置己之子孙也。汉魏而下，每一易主，则前帝之子孙歼焉，而运祚卒以不永。
贾让《治河奏略》
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国，居民疆，理土地，必遗川泽之分，度水势所不及。大川无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为汗泽。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宽缓而不迫。盖堤防之作，近起战国壅防百川，各以自利。齐与赵魏，以河为境，赵魏濒山，齐地卑下作堤，去河二十五里，河水东抵齐堤，则西泛赵魏，赵魏亦为堤去河二十五里。虽非其正水，尚有所游荡。时至而去，今堤防狭者，去水数百步，远者数里，迫厄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民，当水冲者，泛滥自定。今濒河十郡，治堤岁费且万万，及其大决，所残无数。如出数年治河之费，以业所徙之民，遵古圣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处其所，而不相奸。且以大汉方制万里，岂其与水争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千载无患，故谓之策。若乃多穿漕渠于翼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杀水怒，虽非圣人法，亦救败术也。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罢于救水，半失作业，水行地上，溱润上彻，民则病湿气，木皆立枯，卣不生谷，决溢有败为色鳖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则盐卣下隰，填淤皆肥，故种禾麦，更为粳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转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濒河堤吏卒，一郡数千人伐买薪石之费，岁数千万，足以通渠成水门。又民利其溉灌，相率治渠，虽劳不罢，民田适治，河堤亦成。此诚富国安民，兴利除害，支数百岁，故谓之中策。若乃缮完，故堤增卑培薄，劳费无已，数违其害，此最下策也。
臣深谨按河事，要领无过于此奏，故采其尤得要领者著于篇。但古今所不同者，让论自东北入海，故为顺。今日则障之南行入海，故为逆。以本朝廷鼎燕都，护运道故也。臣家江湖下流，盖尝睹其入海之处，江流视河尤盛，然江害少而河患多，何也？大抵水分则力微，并则势悍，力微则为利，势悍则滋害，又河流或断，而江流常行，断则易淤而浅，行则顺利而深，其所达滞固然也。况江源出峡，则洞庭彭蠡为之潴，科坎既明，流止有制，是故江患赏少。河出洛阳，行梁宋间，土既疏而无所游泊，并夷夏数十百之水，而纵其所如，安保其不为害也哉？今日治河次第，固自有所以让之论为不疏矣。
马端临《户口序略》
古之人方其为士，则道问学；及其为农，则力稼穑；及其为兵，则善战阵。投之所向，无不如意。是以千里之邦，万家之聚，皆足以世守其国，而捍城其民。民众则其国强，民寡则其国弱。光岳既分，风气日漓，民生其间，才益乏而知益劣。士拘于文墨，而授之介胄则惭；农安于犁锄，而问之刀笔则废。以至九流百工，释老之徒，食土之毛者，日繁于是，民之多寡，不足为国家之盛衰。
高锡《劝农论略》
劝农者，古典也，在于知其病而去之，夫农之病者，由制度隳也，制度隳则下得以僭上。是故宫室无常规，服玩无常色，器用无常宜，饮食无常味。四者偕作，于是奇伎淫巧出焉，浮薄浇诡骋焉。业专于是，货易于是者，利甚厚于农矣。凡民之情所急者利，于今之农，其利甚寡。农家之利，田与桑也，田桑之所出者谷帛。夫以垦之，妇以蚕之，力竭气衰，方见谷帛。谷帛之价，轻重不常，农家出则其价轻，入则其价重。轻重之币，起于时也，时底于稔。故有轻而出，时过于凶，故有重而入。稔既轻出，凶又重入，敢言利乎？且务奇伎淫巧，浮薄浇诡，皆坐而获利焉。谁肯勤于农哉？若欲勤农，先思举制，制度举则下无以僭上。上之宫室，下不得宅焉；上之服色，下不得衣焉；上之品用，下不得举焉；上之饮食，下不得荐焉。则奇伎淫巧，浮薄浇诡者，尽息矣，农不劝而自劝也。
臣深谨按锡所论著，颇尽伤农害农之故，然于国家劝农之法制疏矣，采其要者如此。
苏轼《徐州上书略》
徐州为南北之襟要，而京东诸郡，彭城所寄也。昔项羽入关，既烧咸阳，而东归则都彭城。夫以羽之雄略，舍咸阳而取彭城，则彭城之险固形便，足以得志于诸侯者可知矣。臣观其地三面，被山独其西，平川数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开关而延敌。材官驺发，突骑云纵，真若屋上建瓴水也。地宜菽麦，一熟而饱数岁。其城三面阻水，楼堞之下，以汴泗为池，独其南可通车马，而戏马台在焉。其高十仞，广袤百步，若用武之世，屯千人其上，聚櫑木炮石，凡战守之具，以与城相表里，而积三年粮于城中，虽用十万人，不易取也。其民皆长大，胆力绝人，喜为剽掠。小不适意，则有飞扬跋扈之心，非止为盗而已。汉高祖沛人也，项羽宿迁人也，刘裕彭城人也，朱全忠砀山人也，皆在今徐州数百里间耳。其人以此自负，凶桀之气，积以成俗。魏太武以三十万众，攻彭城不能下，而王智兴以卒伍庸材，恣睢于徐，朝廷亦不能下。岂非其地形便利，人卒勇悍敌耶？
臣深谨按宋都汴，故彭城为左臂，子瞻徐州形势为宋论也，亦甚明切。我朝都燕，则徐州形势所系尤大。盖以百物所输，多从南上，今日之喉襟也。惜乎。子瞻自守之策居多，犹未尽彭城之利害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