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显自然之数，圣人法之以作经焉。甚矣！经不徒作也。天地不显自然之数，则圣人何由而法之以作经哉？《大传》言卜筮而推原圣人作《易》之由，其意盖谓《易》之用也不外乎卜筮，而《易》之作也则法乎图书。是故通于天者河也，伏羲之时，天降其祥，龙马负图而出，其数则以五生数统五成数而同居其方，是为数之体焉。中于地者洛也，大禹之时，地呈其瑞，神龟载书而出，其数则以五奇数统四偶数而各居其所，是为数之用焉。图书出矣，圣人若何而则之？彼伏羲则图以画卦，虚五与十者，太极也；积二十之奇，而合二十之偶，以一二三四而为六七八九，则仪象之体立矣；析四方之合以为乾、坤、坎、离、补四隅之空以为况、震、巽、艮，则八卦之位定矣。是其变化无穷之妙，何莫而不本于图乎？大禹则书以叙畴，实其中五者，皇极也；一五行而二五事，三八政而四五纪，第于前者，有序而不乱也；六三德而七稽疑，八庶征而九福极，列于后者，有条而不紊也。是其先后不易之序，何莫而不本于书乎？吁！圣人之作《易》，其原出于天者如此，而卜筮之用所以行也欤！大抵《河图》、《洛书》相为经纬，八卦九章相为表里，但伏羲先得乎图以画卦。无所待于书；大禹独得乎书以叙畴，不必考于图耳。若究而言之，则书固可以为《易》，而图亦可以作《范》，又安知图之不为书，书之不为图哉？噫！理之分殊。非深于造化者其孰能知之？
书
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义制事以礼制心垂裕后昆予闻曰能自得师者王
大臣告君，即勉其修君道以贻诸后，必证以隆师道而成其功。夫君道之修，未有不隆师道而能致者也；大臣之论如此，其亦善于告君者哉！吾想其意，若谓新德固所以属人心，而建中斯可以尽君道，吾王其必劝顾讠是之功，以明其德，求此中之全体，而自我建之，以为斯民之极也；操日跻之敬，以明夫善，尽此中之妙用，而自我立之，以为天下之准也。然中果何自而建邪？彼中见于事，必制以吾心之裁制，使动无不宜，而后其用行矣；中存于心，必制以此理之节文，使静无不正，而后其体立矣；若是，则岂特可以建中于民而已邪？本支百世，皆得以承懿范节于无穷，而建中之用，绰乎其有余裕矣。子孙千亿，咸得以仰遗矩于不坠，而建中之推，恢乎其有余地焉。然是道也，非学无以致之。盖古人之言，以为传道者师之责，人君苟能以虚受人，无所拂逆，则道得于己，可以为建极之本，而王者之业，益以昌大矣；考德者师之任，人君果能愿安承教，无所建拒，则德成于身，足以为立准之地，而王者之基，日以开拓矣。是则君道修，而后其及远；师道立，而后其功成；吾王其可以不勉于是哉！抑尝反覆仲虺此章之旨，懋德建中，允执厥中之余绪也；制心制事，制外养中之遗法也；至于“能自得师”之一语，是又心学之格言，帝王之大法。则仲虺之学，其得于尧、舜之所授受者深矣！孟子叙道统之传，而谓伊尹、莱朱为见而知者，而说者以莱朱为仲虺，其信然哉！
继自今立政其勿以忄佥人其惟吉士
大臣勉贤王之为治，惟在严以远小人，而专于任君子也。盖君子小人之用，舍天下之治忽系焉，人君立政，可不严于彼专于此哉？周公以是而告成王，意岂不曰，立政固在于用人，而非人适所以乱政？彼吉士之不可舍，而忄佥人之不可用，盖自昔而然矣。继今以立政，而使凡所以治其民者不致苟且而因循，则其施为之详，固非一人所能任也，而将何所取乎？继此以立政，而使凡所谓事与法者，不致懈怠而废弛，则其料理之烦，亦非独力所能举也，而将何所用乎？必其于忄佥人也，去之而勿任；于吉士也，任之而勿疑；然后政无不立矣。盖所谓忄佥人者，行伪而坚，而有以饰其诈，言非而辩，而有以乱其真者也，不有以远之，将以妨吾之政矣；必也严防以塞其幸入之路，慎选以杜其躁进之门，勿使得以戕吾民，坏吾事，而挠吾法焉。所谓吉士者，守恒常之德，而利害不能怵，抱贞吉之操，而事变不能摇者也，不有以任之，无以成吾之治矣；必也，推诚信而彼此之不疑，隆委托而始终之无间，务使得以安吾民，济吾事，而平吾法焉。吁！严以去之，则小人无以投其衅；专以任之，则君子有以成其功；国家之治也，其以是欤！抑考之于《书》，禹、益、伊、傅、周、召之告君至君子小人之际，每致意焉。盖君德之隆替，世道之升降，其原皆出于此，非细故也。秦、汉以下，论列之臣，鲜知此义，惟诸葛孔明之言曰：“亲君子远小人，先汉所以兴隆也。”其意独与此合，故论者以为三代之遗才云。
诗
不遑启居猃狁之故
戍者自言劳之未息，由患之未息也。夫猃狁之患，不可以不备，则戍役之劳，自有所不免矣。王者于遣戍之时，而代为之言若此，所谓“叙其情而风之以义”者欤！此诗之意，盖谓人固有不能忘之情，然亦有不容己之义；彼休息之乐，吾岂独无其情乎？启居之安，吾宁独无其念乎？诚以王命出戍，则此身既已属之军旅，而势不容于自便耳。是以局促行伍之间，奔走风尘之下，师出以律而号令之严，其敢违，军法有常，而更代之期何敢后？则吾虽有休息之情，而固所不暇矣；虽怀启居之念，而亦所不遑矣。然此岂上人之故欲困我乎？岂吾君之必欲劳我乎？诚以猃狁猾夏，则是举本以卫夫生灵，而义不容于自已耳。彼其侵扰疆场之患虽亦靡常，而凭陵中国之心实不可长，使或得肆猖獗，则腥膻之忧，岂独在于廊庙？如其乘间窃发，则涂炭之苦，遂将及于吾民。是我之不遑休息者，无非保义室家，而猃狁之是备也；我之不暇启居者，无非靖安中国，而外寇之是防也。吁！叙其勤苦悲伤之情，而风以敌忾勤王之义，周王以是而遣戍役，此其所以劳而不怨也欤！大抵人君之为国，好战则亡，忘战则危，故用兵虽非先王之得已，而即戎之训亦有所不敢后也。观此诗之遣戍，不独以见周王重于役民，悯恻哀怜不容已之至情，而亦可以见周之防御猃狁于平日者，盖亦无所不至；故猃狁之在三代，终不得以大肆其荼毒。后世无事懈弛，有事则张皇，戎之不靖也，有由然哉！
孔曼且硕万民是若
新庙制以顺人心，诗人之颂鲁侯也。夫人君之举动，当以民心为心也，鲁侯修庙而有以顺乎民焉，诗人得不颂而美之乎？鲁人美僖公之修庙而作是诗及此，谓夫我公之修庙也、材木尽来、甫之良，经画殚奚斯之虑；意以卑宫之俭，可以自奉，而非致孝乎鬼神，则新庙之作，虽甚曼焉，亦所宜矣；茅茨之陋，可以自处，而非敬事其先祖，则新庙之修，虽甚硕焉，亦非过矣；是以向之卑者，今焉增之使高，而体制极其巍峨，盖斯革斯飞，孔曼而长也；向之隘者，今焉拓之使广，而规模极其弘远，盖闲如奕如，且硕而大也。然庙制之极美者，岂独以竭我公之孝思？实所以从万民之仰望。盖以周公皇祖，德洽下民，而庙之弗称，固其所愿改作也；今之孔曼，亦惟民之所欲是从耳。泽流后世，而庙之弗缉，固其所愿修治也。今之孔硕，亦惟吾民之所愿是顺耳。是以向之有憾于弗称者，今皆翕然而快睹，莫不以为庙之曼者宜也，非过也；向之致怨于弗缉者，今皆欣然而满望，莫不以为庙之硕者，非过也，宜也。吁！庙制修于上，而民心顺于下，则其举事之善，于此可见，而鲁公之贤，亦可想矣。抑考鲁之先君，自伯禽以下，所以怀养其民人者，无非仁爱忠厚之道，而周公之功德，尤有以衣被而渐渍之，是以其民久而不忘，虽一庙之修，亦必本其先世之泽而颂祷焉；降及秦、汉干戈之际，尚能不废弦诵，守礼义，为主死节，而汉高不敢加兵。圣人之泽，其远矣哉！
春秋（楚子入陈〈宣公十一年〉楚子围郑晋荀林父帅师及楚子战于讠也晋师败绩 楚子灭萧）
晋人宋人卫人曹人同盟于情丘（俱宣公十二年）
外兵顺，而伯国自亵其威，既可贬；外兵黩，而伯国徒御以信，尤可讥；此楚以争伯为心，而晋失待之之道，《春秋》所以两示其法也。自夫晋景无制中夏之略，而后楚庄有窥北方之图，始焉县陈，以讨罪也，而征舒就戮；继焉入郑，以贰己也，而潘王遂盟；一则讨晋之所未讨，一则平郑之所欲平，是虽未免以力假仁，然其义则公，其辞则顺矣。晋欲强之，必修德以俟，观衅而动，斯可也，顾乃兴无名之师，而师之以林父，楚子退师矣，而犹欲与之战，先违命矣，而不能行其辟；遂致必阝晋战既北，而晋遂不支。则是主晋之师者，林父也，弃晋之师者，林父也，责安所逃乎？《春秋》于陈书入于郑书围者，所以灭楚之罪，而于必阝之战，由独书林父以主之，用以示失律丧师之戒也，自夫晋人之威既亵，而后楚人之势益张，伐萧不已，而围其城，围萧不已，而溃其众，以吞噬小国之威，为恐动中华之计，是其不能以礼制心，而其志已盈，其兵已黩矣。晋欲御之，必信任仁贤，修明政事，斯可也；顾乃为情丘之盟，而主之以先，不能强干为善，而徒刑牲歃血之是崇；不能屈于群策，而徒要质鬼神之是务；故其盟亦随败，而晋卒不竞，则是主斯盟者，丧师之也，同斯盟者，列国之卿也，责安所归乎？《春秋》不称萧溃，特以灭书者，所以断楚之罪；而情丘之盟，则类贬列卿，而人之用以示谋国失职之戒也。吁！楚庄之假仁，晋景之失策，不待言说，而居然于书法见之，此《春秋》之所以为化工欤！抑又论之：仗义执言，桓、文之所以制中夏者也；晋主夏盟，虽世守是道，犹不免为三王之罪人，而又并其先人之家法而弃之，顾汲汲于会狄伐郑，而以讨陈遗楚，使楚得风示诸侯于辰陵，则是时也，虽必阝之战不败，情丘之盟不渝，而大势固已属之楚矣。呜呼！孔子沐浴之请，不用于哀公而鲁替；董公缟素之说，见用于高帝而汉兴，愚于是而重有感也。
楚子蔡侯陈侯许男顿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吴（昭公五年）
《春秋》纪外兵而特进夫远人，以事有可善，而类无可绝也。盖君子与人为善，而世类之论，亦所不废也；然则徐、越从楚伐吴，而《春秋》进之者，非以此哉！慨夫庆封就戮，楚已见衔于吴东，鄙告入，吴复致怨于楚至，是楚子内搂诸侯外连徐、越，而有伐吴之役。然何以见其事有可善邪？盖庆封之恶，齐之罪人也；吴子纳而处之，是为崇恶，楚子执而戮之，是为讨罪，彼曲此直，公论已昭于当时矣。夫何吴子违义举兵，困三邑之民，报朱方之憾，岂非狄道哉？楚子率诸侯以伐之，声崇恶之过，问违义之由，是乃以有名而讨无名，以无罪而讨有罪也，揆之彼善于此之义，固有可善者矣。又何以见其类无可绝邪？盖徐、越之夷，夏之变于夷者也，徐本伯益之后，越本大禹之后，元德显功，先世尝通于周室矣，惟其后人渎礼称王，甘心于僭伪，得罪于典常，故为狄道耳。君子正王法以黜之，上虽不使与中国等，下亦不使与夷狄均，盖以后人之僭伪，固法所不贷，而先世之功德，亦义所不泯也；揆之赏延于世之典，殆非可绝者欤！夫事既有可善，类又无可绝，故越始见经，而与徐皆得称人，圣人以为楚之是伐，比吴为善，其从之者，又皆圣贤之后，则进而称人可也。《春秋》之慎于绝人也如是。夫抑论吴、楚，在《春秋》亦徐、越而已矣。吴以泰伯之后而称王，楚以祝融之后而称王，故《春秋》亦以待徐、越者待之，猾夏则举号，慕义则称人，及其浸与盟会，亦止于称子，曾不得以本爵通焉；盖待之虽恕，而其法固未始不严也。然则僭伪者，其能逃于《春秋》之斧钺邪！
礼记
君子慎其所以与人者
君子之所谨者，交接之道也。夫君子之与人交接，必有其道矣，于此而不谨，乌能以无失哉！记礼器者，其旨若曰：“观礼乐而知夫治乱之由。”故君子必慎夫交接之具。君子之与人交接也，不有礼乎？而礼岂必玉帛之交错？凡事得其序者皆是也，礼之得失，人之得失所由见，是礼在所当慎矣。不有乐乎？而乐岂必钟鼓之铿锵？凡物得其和者皆是也，乐之邪正，人之邪正所从著，是乐在所当慎矣。君子于和序之德，固尝慎之于幽独之地，而于接人之际，又和序之德所从见也，其能以无慎乎？君子于礼乐之道，固尝谨之于制作之大，而于与人之时，亦礼乐之道所由寓也，其可以不谨乎？故其与人交接也，一举动之微，若可忽矣，而必竞竞焉常致其检束，务有以比于礼而比于乐；其与人酬酢也，一语默之细，若可易矣，而必业业焉恒存夫戒谨，务有以得其序而得其和，所与者乡邦之贱士，而其笑语率获，肃然大宾，是接也，况其所与之尊贵乎？所对者，闾阎之匹夫，而其威仪卒度，严乎大祭，是承也，况其所对之严惮乎？君子之慎其所以与人者如此，此其所以动容周旋，必中夫礼乐，而无失色于人也欤！抑论礼乐者，与人交接之具，慎独者，与人交接之本也。君子戒慎于不睹不闻，省察于莫见莫显，使其存于中者，无非中正和乐之道，故其接于物者，自无过与不及之差。昔之君子，乃有朝会聘享之时，至于失礼而不自觉者，由其无慎独之功，是以阳欲掩之，而卒不可掩焉耳。故君子而欲慎其所以与人，必先慎独而后可。
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