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乐说：“法国要恢复自己的地位，必须靠自己。”
盟军突破德军诺曼底防线，迅猛向法国腹地挺进。
戴高乐排除种种干扰，力争法军直接参战，光荣凯旋巴黎。
1944年6月15日，戴高乐回伦敦后，给丘吉尔写了一封亲切而有意和解的信。丘吉尔立即给戴高乐回信，希望相信他的友谊，并希望在戴高乐和罗斯福之间也能建立起友好的关系。艾登通知戴高乐说，希望最后同维埃诺一道，就在法国政权上的争论问题，拟定一个协议。6月16日，戴高乐飞往阿尔及尔，10天后又前往意大利去视察在那里作战的法国部队。在罗马，教皇接见了戴高乐。在此之前，梵蒂冈不承认“自由法国”，还同维希保持密切的关系。法国的天主教堂也无条件地支持贝当。戴高乐在回忆录中描述了他同教皇会见的友好情景。戴高乐在争取法国教堂转向自己的政府方面，得到了梵蒂冈的帮助。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在阿尔及尔的咨政议会通过一项决议，赋予在教徒中占多数的妇女以选举权。
但是，解决法国军队参战的问题是戴高乐去意大利的主要目的。他认为，这是决定法国能否有权参与解决战后世界问题并取得大国地位的问题。当时，戴高乐的陆、海、空军总共有30万人，这与几个大国的军队相比，实在微不足道。因此，戴高乐很想能更有效地使用自己有限的部队。在意大利，法国由3个师编成的远征军在朱安将军指挥下打了不少胜仗。法国军队在攻占罗马及其他一些战役中几乎起了决定作用。6月18日，戴高乐接到德拉特尔将军直接从刚被法军占领的厄尔巴岛拿破仑宫拍来一封电报。众所周知，从厄尔巴岛沿罗讷河这条直线曾是拿破仑皇帝走过的光荣之路。
正巧这时盟军也在研究这条路线。意大利解放后究竟应向哪里推进？关于这个问题，在同盟国还未取得一致意见。丘吉尔坚决要求经巴尔干地区向东欧国家方面进攻。戴高乐反对这一方案。其理由是，这一带山岭地形复杂，美军的机械化部队不适于在山地运动。他支持美国的“铁砧”计划，按该计划规定，应向法国南部海岸登陆，占领马赛和土伦，向巴黎推进。这样，法军有可能积极而广泛地参加解放法国的作战。戴高乐在意大利会见了美军和英军最高统帅部的代表，向他们阐明了采纳美国“铁砧”计划的可行性。
从意大利回阿尔及尔后，戴高乐准备立即去美国。关于他美国之行的问题已经不止一次地提出。美国人不反对戴高乐访问。但是，每次邀请总有一些附加条件，而且早有传闻，说邀请是应戴高乐要求提出的。这样，他因资本太少，不敢“奢侈”，有几次未能成行。早在1942年12月，有一天，戴高乐已到机场准备飞往美国，因忽然接到通知说美国取消对他的邀请而败兴而回。但是，近来美国的调子明显地变了，邀请变得非常积极了。罗斯福总统把自己的专机派往阿尔及尔给戴高乐使用。戴高乐在《战争回忆录》里多次强调，美国人是如何“坚决要求”他去访问的。虽然1943年1月在卡萨布兰卡的会晤没有给他留下愉快的印象，但看来他此时真的很想同罗斯福总统会晤了。出访前夕，戴高乐喜形于色。他的一位最亲近的同僚说，他从未见过将军像这次出访时这样兴致勃勃。戴高乐急于这次出访，是因为他已经知道，盟军将于8月在法国领土上展开攻势，打开通往巴黎的道路。
1944年7月6日，喜笑颜开的罗斯福在白宫接见戴高乐。用过茶后，罗斯福同戴高乐单独谈了很长时间。后来又谈了两天。回忆这些谈话时，戴高乐说：“乐观主义是征服人心的最好的手段，只是需要拥有它。”同时，他强调指出，罗斯福无疑已很乐观。但是，戴高乐是否也很乐观倒很值得怀疑。罗斯福在同他谈话时，力避触及双方关系中的棘手问题。他一心想实现其建立以当时美国、苏联、英国和中国四强为首的世界秩序的宏伟计划。
戴高乐特别坚决地反对把法国排除在大国之外。他承认美国准备从物质上帮助法国。但他说：“在政治上它（法国）应恢复自己的实力和信心，从而恢复自己的作用。如果有关世界最重要的决定不让法国参加，如果法国丧失了他在非洲和亚洲的属地，一句话，如果战争的最后决定给它造成一种战败者的心理，那它怎么能起作用呢？”
罗斯福对戴高乐的想法表示理解。他亲切而友好地对不幸的法国表示同情。但是他像“救世主”似地对戴高乐说：“谁能比法国人民更好地为法国服务呢？在这方面，谁也不能替代法国人民。”
当谈到法国在政治上的未来和法国政治活动家的命运时，罗斯福顺便指出：“现在，您在这儿做客，您当看到我国多么热烈地欢迎您。但不知演完战争这幕悲剧后，您能否还是政府的领袖？”
从罗斯福的谈话中，戴高乐得出了一个深刻的结论：“法国要恢复自己的地位，只有靠自己。”
此后不久，罗斯福在其私人书信里，对他这次同戴高乐的会晤和戴高乐本人都做了评价。他在信中写道：“戴高乐和我大致考察了目前的问题。我们深入地谈到了有关法国前途、殖民地和世界和平问题。关于将来的问题，只要从全球出发去对待法国，他是采取完全可以‘商量’的态度的。关于法国的地位问题，戴高乐是非常敏感的。”
西考尔斯基、丘吉尔、戴高乐（1941年德军入侵苏联两周后）在访问美国期间，戴高乐还到过纽约，去过加拿大；在加拿大，他访问过蒙特利尔和渥太华，会晤过很多人，参加过许多仪式、宴会、接见和集会，发表过不少讲话。虽然戴高乐将军的外表和举止使很多人感到奇怪，但人们仍希望通过他向法国表示同情。不管怎样，他处处使人感到好奇和兴趣，处处成为人们注意的中心。这常使他感到振奋和欣慰。
7月13日，戴高乐回到阿尔及尔。在阿尔及尔，他看到他达到了出访的主要目的。这天前夕，美国政府发表了一个声明：“美国承认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有资格行使法国的政权。”虽然这还没有正式承认法国临时政府，但却消除了他在法国建立政权道路上的一个最大障碍。此时，他所关注的仍然是法国本身……
在盟军正面的打击下，在抵抗运动的无数战斗队的袭击下，德军节节败退，不断撤离法国国土。8月18日，同盟国军队在诺曼底突破德军防线，迅猛向法国腹地挺进。8月15日在法国南部海岸登陆的美国和法国军队也顺利向前推进。这时需要在法国建立新的政权，因为维希体制随同敌人的占领已经崩溃。同盟国已经承认戴高乐对法国的临时管理权。法国本身会承认戴高乐的政权吗？这就是一个关键问题。戴高乐预先派出的各地区委员、长官正是在这些日子里应开始履行各自的任务。但是，戴高乐最担心的还是巴黎，因为在巴黎应决定将由谁管理国家。戴高乐看到，在法国没有对手能同他抗衡。同盟国最后都承认了他，国内抵抗运动也早承认了他。但他仍觉得在实现他的计划道路上还有新的危险。
在这些危险中，第一个危险就是，有人企图利用维希政体和第三共和国的残余建立一个新政府。这一荒谬的建立杂种政府的思想是维希政府首脑皮埃尔·赖伐尔为最后挽救其政治生命而提出来的。不论这一企图多么奇怪，但却得到了德国人和美国人的鼓励。不过，他们的勾结最后未能成交。尤其是为时已晚，因为美国部队已接近巴黎，巴黎城里开始了反占领者的全民起义。但是，戴高乐一直密切关注着赖伐尔的行动。戴高乐认为，还有一种严重的危险：领导抵抗运动的一些群众组织似乎企图夺取巴黎政权，在巴黎建立“特种公社”。但戴高乐认为，没有他的个人政权，就不能恢复法国的伟大。这就是戴高乐在行动中坚持的指导思想。戴高乐知道，首都的情况很复杂，这要求他的部队尽快进入巴黎。
8月20日，他由阿尔及尔飞往莫伯尔杜，由莫伯尔杜急往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总部。戴高乐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艾森豪威尔总部。他的这种情绪完全不适应总司令周围的乐观气氛。艾森豪威尔向他通报了美国和英国部队推进的情况，但是丝毫没有谈到巴黎的情况，这使得戴高乐严重不安。他对艾森豪威尔说，他的政府最关心的是巴黎的命运，因此，他要求首先把勒克莱尔的坦克师派往巴黎。艾森豪威尔回答说，向巴黎推进还早，因为在首都的会战会造成严重破坏和重大牺牲。于是，戴高乐坦率地向艾森豪威尔倾诉了他的不安；他担心在巴黎发生“任何震动”。艾森豪威尔答应很快下令向巴黎进攻。戴高乐对这一含糊的许诺不很满意。他说，如果艾森豪威尔迟迟不动，他将自己把勒克莱尔师派往巴黎。
戴高乐之所以如此坚持己见，显然是因为他的代表巴罗迪和沙邦·戴尔马未能成功预防8月18日爆发的反对占领者的群众武装暴动，导致巴黎城内局势混乱。
因此，戴高乐一直没有忘记巴黎“无政府状态”的危险，重又坚决要求向巴黎进军。这一次，美军司令下令法军勒克莱尔坦克师逼近巴黎。8月23日，戴高乐到离凡尔赛30公里的小城兰布埃，在兰布埃召见了勒克莱尔。戴高乐批准勒克莱尔师进城的计划，指示勒克莱尔把指挥所设在蒙特帕纳斯车站，他将到指挥所去找他。这天，他特别注意阅读来自巴黎的抵抗运动各组织的报纸：《人道报》、《战斗报》、《解放报》、《民族阵线报》、《义勇军报》。这些报纸都充满着战斗激情。但戴高乐担心一些抵抗运动组织染指政权。于是，他在兰布埃宫拟定了他进首都巴黎的计划；他计划进首都后立即建立稳定的国家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