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戴高乐此时只是处在预言者的地位。虽然形势对他做出了响应，但人们却仍对他置若罔闻。这时，戴高乐仍抱一线希望，继续为坦克“长征”。戴高乐竭力催促雷诺出马援助。这时，对雷诺来说，戴高乐的思想是加强其政治影响的重要手段。在其他右翼代表中，有让·勒库尔·格朗梅松先生积极支持戴高乐的计划；他是议会国防委员会委员。倾向于支持戴高乐计划的，还有一些著名的政治家，如亚历山大·米尔朗、约瑟夫·保罗一彭古尔、卡米尔·肖坦。
戴高乐还曾向一些左派人士请求支援。
戴高乐的拥护者们，首先是梅耶，做了巧妙的安排，使得社会主义者首领和人民阵线主席莱昂-勃鲁姆于1936年10月第一次接见了戴高乐。
戴高乐走进总理勃鲁姆的办公室。与他迎面而来的是个白发下垂、高个子、瘦弱的老头。至于勃鲁姆对戴高乐的印象，勃鲁姆写道：“我看到他进来时，从容不迫，非常沉着，他那高高的个子和宽宽的肩膀显示出形象有些高大。他聚精会神地直看着我，他见我时的举止和慢腾腾的讲话，都表明，他只怀着一个思想、一种信念，而其他事他都可以置之不顾。”
勃鲁姆用自己对孩子般的语气马上表示了对戴高乐的信任，对戴高乐的计划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不过，——戴高乐尖锐地回答说，您一直反对这些计划啊。”“一个人做了政府的领导人以后，——勃鲁姆解释说，——他的观点是会改变的。”后来，他们又谈到，当希特勒向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进军时，法国应该怎么办。“很简单，——戴高乐带讥笑的口吻说，——根据情况，我们可以首先从预备队和后备队调人。然后，我们可以从我们的工事里透过枪眼，看着欧洲被奴役就得了。”
“什么，——勃鲁姆大声道，——难道你叫我们派一支远征军到奥地利、比利时和波兰去吗？”
“不，——戴高乐答道，——如果德国国防军沿着多瑙河和易北河前进，我们为什么不能进兵莱茵呢？如果德军进入维斯瓦河流域，我们为什么不能进入鲁尔区呢？同时，只要我们能这样还击，无疑就能限制德国的侵略行为。但是，我国的现行体制使我们动弹不得。如果我们有坦克军队，我们就能这样行动。如果政府对此预有准备，难道政府不会充满信心吗？”
这位闻名的总理以极友好的态度同意了戴高乐的说法。然而，他同时又说：“如果我们在中欧和东欧的朋友暂时被征服了，那自然是很可悲的。但是，如果希特勒最后打不败我们，他还是会毫无所得的。相信你也会同意，我们的体系虽不宜于进攻，但对防御还是顶呱呱的……在任何情况下，我们的防线和筑垒工事都将能保障我们领土的安全。”
“那才不见得哩，——戴高乐回答道，——早在1918年就没有所谓的不可攻破的防线存在了。请你看看，从那时起，坦克和飞机的发展有多大进步！在未来战争中，只要密集使用足够数量的战斗机械，就能在任何选定的地段突破任何防御壁垒。一旦打开一个缺口，德军就可以用大量快速坦克在航空兵支援下深入我们的大后方。如果我们拥有与他们数量相同的坦克，一切都会改变；如果没有的话，那就一切输定了。”
莱昂·勃鲁姆告诉戴高乐说，政府也采取了坚决的措施，要制造坦克和飞机，并为此拟定了一个庞大的经费开支计划。戴高乐则对勃鲁姆说，预定制造的那些坦克都是用于护送步兵的，那批庞大的经费并不是用于建立独立精锐的坦克军队的，所以钱将白花。“至于拨归国防部的经费将如何利用的问题，——总理答道，——这是达拉第先生和甘末林将军的事。”戴高乐答道：“恕我直言，对国防状况负责的应该是政府，是总理，而不是他们。”
在交谈中，虽然戴高乐反驳了勃鲁姆总理的观点，但勃鲁姆对他的态度还是很友好的，并且表示希望看到他在陆军部长的身边工作就好了。当戴高乐激烈反驳时，他也未及解释自己的建议。不过，后来他又推诿说，戴高乐已于1937年受命在最高军事研究中心工作，在那里试用期间不能另接受其他任命。看来，戴高乐就只能在达拉第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了；达拉第是戴高乐军事理论的死敌，对戴高乐很不友好。
戴高乐这时还是个中校。中校和总理的严肃交谈持续了很长时间。此时，勃鲁姆得不断去拿起话筒接电话。其间，有10来次因要解决一些议会和行政琐事而打断他们的谈话。戴高乐临别时，勃鲁姆失望地做个手势，疲惫不堪地说：“瞧，一个政府的首脑，甚至没有5分钟的时问来集中思考一个问题，要坚持你的计划，谈何容易！”
戴高乐觉得，这位政府首脑是个束手无策、优柔寡断的人，不能大刀阔斧地解决问题。情况的确如此。勃鲁姆在这次谈话中，面对戴高乐的计划，也表示了一些同感，但他同样未对抵制这些计划的敌人而采取任何措施。戴高乐因得知那些军事要人愚蠢地顽固坚持其陈腐的观念，所以早已对他们感到失望。此时，戴高乐了解了政界最高人物的观点后，便对政治活动家几乎完全失去了信心，因为他们犹豫不决，胆小怕事，不负责任，无原则地支吾搪塞。但是，在他们当中，确实有人能理解戴高乐的计划，并准备不顾以老统帅为代表的一些人的异议，而支持戴高乐的计划。有趣的是，后来，法国溃败时勃鲁姆被关进法西斯监狱后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承认，自己犯的一个大错就是，当时没有支持戴高乐。他在回忆录中写道：“看来，可能是低估了戴高乐的计划和我自己的错误。如果当时能实现戴高乐的计划，后来就可能避免战争失败的灾难。”
戴高乐的建立装甲坦克突击部队的计划未能实现，什么目的也未达到。但是，他没有因此而责怪自己。他尽了一切努力。他所做的努力，按照他的地位，是一般人不可想像的。当一般人都认为他已无任何可能获得成功的时候，他仍像堂·吉诃德那样顽强地抱着既定信心，继续进行斗争。怪不得，有位漫画家画了一幅漫画：戴高乐骑着一匹堂·吉诃德的瘦马。从外表看，戴高乐的高大而消瘦的体形，的确很像个传统的骑士，但不能仅仅从外表看他。从另一方面看，他在很大程度上的确为国家安全找到了很可靠的手段，清楚地预见到了形势的发展进程，表现出深刻的现实主义思想。他对军事和法国外交政策的前景具有敏锐的洞察力。
但是，他完全合乎规律地陷入了孤立境地，常常单枪匹马，孤军奋战。甚至他无限忠心地为其服务的一些人，也与他疏远起来。这些情况给他带来了暂时的失望和痛苦。也许有人能使戴高乐转向妥协，以让其飞黄腾达。但是，这种妥协会埋葬一种特殊的命运，而戴高乐认为，没有这一特殊的命运，生活就没有意义。正因为如此，为坦克而斗争的失败并未能动摇他的坚定意志。不管怎样，他仍毫不动摇地继续为建立突击坦克部队而战。
1937年中，戴高乐奉调到被誉为“元帅之校”的最高军事研究中心工作。
1937年9月，戴高乐被任命为第507坦克团团长。
1937年9月末，勃鲁姆再次接见了戴高乐。
据戴高乐本人对这次会晤的说法，他惯于以文人雅士面貌出现，并以一个宽厚巨人的威严声调对这位脆弱的政府首脑讲话。在他的记忆中，这次对话似乎尚能留下的印象就是，这位第三共和国行政长官，在某个重大事件上，既不能专心思考，也无权进行指挥，更不能意识到他的权力和责职的重大。他向莱昂·勃鲁姆说出的最后一句话是：“国防是政府的职责。”
但是，这场争论并非徒劳无益。戴高乐也许更加理解这位终身法学家、“正直者”、舆论家和对话人的忧虑。勃鲁姆后来经受了双倍的创伤，成了思想大胆、喧嚣一时的风云人物，他永远也不会忘记戴高乐。1940年初，战祸发生前夕，这两个人再次相逢。此后，1945年他们两人成了法国渴望统一、消除分歧的象征。
1937年12月，在保罗·雷诺斡旋下，戴高乐晋升为上校。而戴高乐当年在圣西尔的同学朱安翌年即晋升为将军。
这时，对戴高乐来说，建立职业装甲坦克突击军已成幻想，但不可逆转的战争日益逼近。他深深意识到做好战备工作的重要意义。因此，就任驻梅斯的第507坦克团团长后，他严于律己、一丝不苟、力求部队训练达到完美无缺的地步。这时，他作为上校团长，经常身着坦克兵的短上衣，戴着白手套和坦克兵的头盔，不顾个子高大，爬进狭窄的坦克。该团的驾驶员、机械师、射手和通信兵都操作得很出色，从而使第507坦克团成为模范团。戴高乐也因此得名“摩托上校”。1938年7月14日国庆节时，军长吉罗将军曾在阅兵式上向戴高乐上校表示祝贺。但是，吉罗将军是个典型的美国老军人。他总是严格按条令原则思维和行事，对戴高乐不够重视，因为他知道戴高乐同高级军事领导人的分歧。有一次，在师演习中，戴高乐建议违反条令让他的坦克团投入独立冲击。吉罗将军断然打断他的话说：“可爱的戴高乐，只要我还活着，您就休想在这里把自己的理论强加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