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身边，4.85亿网民，近两亿微博用户，每天数千万条原创微博，构成了一幅“众声喧哗”的图景。对于中国而言，这个全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前进道路上不仅要破解经济转型和社会变革之难题，更要直面信息革命、新媒体给公共治理带来的挑战。如何理性认识今天的网络舆论生态，如何辩证看待网络世界的“众声喧哗”，如何促成良性的网络舆论环境，如何在新的媒体环境下创新社会管理？这一切不仅需要深刻的洞察，更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对这些问题充分讨论、求取共识，则是谋求变革与进步的前提。
今天我们从政府到民间，都强烈地感受到了网络舆论的冲击。有一个简单的数据，一年前9月16日江西宜黄拆迁自焚案，拆迁户钟家姐妹结伴到南昌机场要飞来北京接受采访，被地方基层官员堵在了机场女厕所里。当时微博的转载叫“女厕攻防战”，成为全国舆论热点，微博转发数是8千条。到了今年4月份“药家鑫杀人案”一审宣判，上海一位学者傅蔚冈在微博上发帖，“凡转发一次我的微博，我将为被药家鑫杀死的女人的孩子捐款一元 人民币”。结果七天多的时间，微博转发数是37万条。动车事故中最后一位获救的小女孩小伊伊当时牵动着全国网民的思绪，珠海市一位政协委员，也是一位网友在网上发帖表示凡转发一次微博，将为小伊伊捐款一元，结果24小时内微博转发数是90万条。
短短一年的时间，互联网特别是微博制造的全国舆论热点就从8千条到了37万条到90万条。今天借助互联网，特别是微博，社情民意如火山爆发一样喷涌而出。网友有这样一种说法：“几十年来，我们的政府习惯表达，但是不习惯倾听。”而我们的老百姓几十年来习惯倾听，但是缺少表达的机会。网络舆论给每一个普通老百姓、每一个草根的中国人提供了一个借助互联网发表信息、发表意见的广阔的言论平台。
在今天我们讨论建设网络生态，首先想到的一个问题是政府如何适应互联网上的
众声喧哗，如何学会倾听网上的社情民意。
关于政府倾听民意的问题，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倾听网民的意见，可以说这是摆在政府面前一个非常大的问题。目前政府在这方面遇到的压力是比较大的，互联网作为新兴的媒体扑面而来，我们现在有4.85亿网民，1.95亿博客，这个数量是非常巨大的。现在从中国一个国家来讲，互联网普及率只有40%，发达国家都在60%以上，但是从绝对网民数量上来讲，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和中国相比的，人数是非常多的。在这样的环境下，政府面临很大的压力。
政府过去传统的管理运作还是一个居高临下，政府习惯于表达、习惯于指挥，但是如何学会倾听，特别是倾听像排山倒海式的网络舆情、网络表达，这是需要认真对待的。政府目前有几方面的事情要关注：第一，首先要有诚意，政府要有诚意来听网民的表达诉求。如果我们把网民的表达诉求、网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当作一种摆设，当作一种花架子，如果没有沉下来的姿态的话，很难获得网民的认可。
过去众多的网络事件，特别是和政府官员、政府机构有关的事件，都可以看到这一点，凡是和网民正面造成冲突比较大的都是没有诚意，政府没有诚心诚意愿意把事件真相原原本本地说出来，网友逼一步说一点，逼一步说一点，有时候往往让人感觉到是避重就轻，甚至是能不说我就不说。在这个时候，政府和公众之间的距离离得比较远了，公众很难对政府产生信任感，这是第一点，诚信。
第二，政府在表达过程中要非常注重方式，就是你有没有诚信，老百姓从你的表达方式、表达意见的过程中就能看得很清楚。如果我们就想应付一下，通过表达形式，把事情平息下去，不要给政府造成负面影响，老害怕网络起来以后，对政府机构、对领导人产生很多负面影响，这种心态下可能只能采取应付这样一种手段。这样的结果就是越来越被动。
第三，我们从目前制度建设方面，整个政府在应对网络媒体方面还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制度架构、制度保障。我们如何来应对网络媒体，如何使一个事件能够得到平稳的解决？老百姓表达以后，政府确实能采纳老百姓的意见，把网络作为一种采纳民意、倾听呼声的重要渠道来改进我们的决策、改进我们的政府治理。
尽管在具体表达的时候，每个网友的经历不一样，在价值观上有差异，对同样的事物，不同的网友之间产生一些争议，这是非常正常的。比如在网友中间，这么大的群体，年龄程度不一样、受教育程度不一样，有争议是很正常的。包括官方的决策者，就那几个人，在决策事务的时候还有长有短，有不同的看法。
我认为在网上形成一个公共事件后，最后主流民意很重要。在一定时期内，在事
实披露到一定程度后，都会反映出主流民意。事物是在本质发展下披露得越来越多，主流民意会发生变化，这个变化也是对事物本身变化的一个真实的反馈。所以，我认为官方要重视主流民意。网上这么多的网友，成千上万的网友参与一件事情的表达，里面有很多不理性的东西，但要看主流声音是什么？主流声音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呢？如果大多数人对政府的公平公正提出一些看法，认为不应该是这样的，政府就应该反思自己。多数情况下，主流民意是有道理的，我们应该尊重主流民意，在这种情况下思考我们的政府，思考我们的工作，思考我们的政策。当然，从网友之间来讲，通过主流民意的形成，也在自动校正其他网友的行为。
网络时代和过去传统时代不一样之处就在于，过去官方可以塑造主流媒体，可以找到强大的媒体，过去会在这一段时间宣传这种东西，宣传我的价值观，宣传我的理念，造成强大的舆论攻势，好像是形成了主流民意。这是官方的感觉。好像大的宣传以后，就形成了一个主流民意了。但社会公众在价值上对这个东西是否认同呢？不一定。
现在不一样了，官方也在塑造它的主流民意。我们不断地宣传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做正面的宣传，这也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你要看到，它同时会有和你这个官方宣传的东西可能不一样的声音也存在。也可能多向选择。官方是一种主张，网友是另外一种主张。这种主张也可能是并列的，也可能不是并列的。不是并列的话，角度可能不一样。在新兴媒体时代和网络时代，舆情丰富多彩，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今天无论是政府的公共治理还是我们的主流媒体、官方媒体的宣传、新闻报道和舆论引导都存在一个挑战，就是要打通这两个舆论场，促进体制内和体制外顺畅地沟通和良性地对话。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在2008年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就是官方的主流宣传的声音和民间的声音是对应的，高度统一的。汶川地震、奥运火炬传递和西藏暴乱，这三件事情通过网络反映出来的民意，不但和政府是完全保持一致的，而且是超出政府预期的。
2008年3月份西藏发生暴乱，结果西方BBS说这是一个宗教事件，是一个人权事件，从这方面引导舆论，反而是国内网民起来了，网民起来后几乎站在官方的立场上，形成网络语言。西方当时太刻薄了，不能这样看待中国、挑拨中国，要客观来看待中国，这是一件事。
奥运火炬传递受阻，特别是在一些发达国家，网民起来以后，动员全球华人来保护奥运火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全世界的影响。
5·12汶川大地震以后，在所有信息被中断的时候，最早从北川传来的信息是通过QQ传出来的，说北川灾情多严重，后来网民率先起来在网上动员全球华人向汶川地震
捐赠，很多网友自发去救助。
在这三个公共事件中，我觉得当时民间的舆论场和官方的舆论场不仅是吻合的，而且官方对民间的舆论超出了它的预期，没有想到民间的舆论对它帮这么大的忙。
目前我们很多党政机构、政府部门，包括一些领导干部都在尝试利用互联网，尤其是微博发展政务微博和民众进行沟通，及时回应民众的一些利益诉求，但是中间有得有失。有些较早尝试，以官员身份开通微博的，也呛了不少水。和网友摸爬滚打，有的时候也是伤痕累累。
从整体上来讲我对此是持敬重态度的。这是我们政府机构或者党政官员积极地回应公众的诉求、回应社会各种利益表达的一种间接的姿态。我们很多官员包括一些机构在互联网上构建它的博客，甚至微博，在这个过程中也有一些明星官员，比如浙江省委组织部部长蔡奇，这是部级官员，这是目前看到的级别比较高的。
也包括伍皓，当年是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现在是红河州常委宣传部部长，我和他一起到湖南做了一期节目，就是如何应对网络媒体。这是一种积极的信号。也包括胡总书记2008年来人民网和网友们直接进行对话；也包括温家宝总理每年在三月份“两会”报告之前，在网上和网友们讨论一下政府工作报告，倾听网友们的意见。也包括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接见网友，和网友在网上进行对话，征询政策的意见，等等。
这些都是一些积极的姿态。在学习媒体，在互联网媒体时代的时候，我们不是回避它，而是面对它和应对它。
基本的判断有两条，第一，我非常主张政府的机构，特别是面向公众服务的，和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和公共服务日常生活关联度比较高的政府机构应该积极开微博，比如公安、工商、税务、质检、教育、文化，因为和绝大多数老百姓的关联度很高。通过网站，通过你的法律法规解释。有时候显得很慢，老百姓的诉求很多。比如缴税，通过微博这种形式及时回应，非常灵活、快捷。我认为不仅仅能够服务于一大片人，甚至对一些个性化需求都能做到回应，这是一种非常好的现象。
对于官员以真实名字和职务来开微博，我一直持谨慎的态度。我多次讲过这样的观点，官员开微博不是不可以，问题就在于，官员你以你的职务开微博，你这个职务和你这个自然人是分不开的，而且网民更多关注的是你的职务，而不是自然人本身。
如果一个宣传部部长或者一个厅长官员，不是以他的厅长这样的职务来开微博，他换一个名字，比如你是“十月砍柴”，他不说他是谁，老百姓完全把他当作自然人，就是一个网民了，这个时候你完全靠你的观点、你的意见来影响公众。这是非常漫长的过程。而且我都怀疑有多少官员具备这样的能力，因为他没有在实践上花很大的功夫。
领导职务在这个时候要通过微博这种形式来发表大量的观点，它就有风险，而且风险比较大。比如对政策的解释，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表达，老百姓不会按照党和国家政策来衡量你的话，他会说，你这么说的，政策规定不是这样的，有可能就会比较被动。
比如县委书记很多人开微博，县委书记是县上的一把手，面对大量的事务，他有多少精力来去回应微博上一些诉求，一下几十万人、上百万人，一天反映的信息可能是上千条，你不可能有许多时间花在上面，可能还是一个班子来回应，班子来回应的话，就不如用一个机构微博要好，风险要小得多。我主张官员开微博，但我不主张更多的官员用职务和职位来开微博。你也可以用职位来开微博，但是不一定体现职务，这个职务体现以后，就容易带来很多问题。
而专家学者就不同了。专家学者本身就是一个社会批判的力量。一个专家学者就好比森林里面的啄木鸟，啄木鸟不断在树上找树的病，不断给社会看病诊断。如果一个专家学者一味地去唱赞歌，不能进行理性的思维，不能对社会进行一些科学的诊断，这个专家意义就不大了。他本身具有批判力量，他挑的毛病，挑得对不对，政府决策可以参考，给政府决策可以进行选择，这对政府决策是非常有意义的。
在网络舆论环境下，专家学者和一些社会名人成为一个非常独特的、受人关注的群体，这是很正常的现象，这是我说的第一点。
第二点，正是因为你的名气和你的学术影响力，往往会是实名注册的，比如演艺明星、体育明星、专家学者。只要你是用实名注册的，你是著名经济学家，你是著名什么什么专家，你这个行为就要受到约束，我们看法就是要受到约束。如果你打着单位旗号的话，还要和单位进行挂钩，你的表达不能有损单位的声誉，而且要和你的身份相适应。比如我是一个经济学家，我是一个法学家，我是一个公共管理专家，我在发言的时候，还要把握住职业的底线。你的职业底线不能破，破了以后，可能对你个人的声誉或者单位造成影响。这个时候我认为自律是非常重要的。也不是说微博就是我个人的行为。个人行为，不用著名经济学家，就像“十年砍柴”，你起一个“八年游泳”，这都可以，但那个时候你的关注度不会像打着知名专家的知名度高了，你也不会受到那么多的关注，我认为还是要有职业底线，要有自律。
专家学者开微博和政府官员是不一样的，专家学者更多的是一种观点和思想，用观点和思想影响社会，所以他的职务没有官员职务的关联度那么高。
在这样一个新兴媒体快速发展的时代，政府确实要在网络治理方面要有比较高的智慧，不能简单地靠打压、封堵，这种方式方法可能于事无补，可能还会造成负面影响。我注意到最近奥巴马发布互联网国际战略，他强调了三个主张，也就是表达自由
的主张、信息自由流动的主张、个人隐私要受到保护的主张。这三个原则也符合中国目前在新的环境下对网络治理的一个大的思维。所谓大的思维，我认为第一要保证在法律范围内的老百姓的言论自由，《宪法》规定老百姓有言论自由，合法表达，通过各种手段途径加以保护。第二，要保障网络信息上的正常自由流动，不要采取过度的行政手段、过激的手段，动不动就封，这都不是我们最理想的解决方式。第三，一定要保护个人隐私。我们在个人隐私方面，我认为没有法律保障。一旦被人说出来之后，几乎体无完肤，这种现象不能继续下去。网络时代，如果搞得不好，对整个隐私造成巨大的伤害。按照这种思路，主要保障老百姓的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按照这样思路的话，高层要关注互联网的健康发展。
在这里我提几点。第一就是对网络水军、网络推手，网上造谣惑众的，网上违反法律底线的这些东西还是要治理的。我想在任何一个国家，比如网络水军，恶性竞争，把别人的产品说得很坏，雇很多人，说我的产品很好，像这些确实会引起社会的混乱。第二，治理一定要按照国家的法制框架，必须加强互联网的相关立法，包括一些制度，如果网友关注度高的，公众关注度高的，要征求意见，要和制定其他政策一样，要鼓励网友来讨论如何制定，这样我们制定出来的法律才有基础，不是我们凭空想出来的，也不是光靠行政手段。第三，最大限度地保护人们的隐私，在这方面尽快加快立法，保护隐私。刚才讲到把虚拟世界的表达也变为实体保护，我认为这个要区分情况，如果属于正常的社会交往，还是不应该过度干预。如果有政治图谋的，或者有其他不良行为的，我认为控制是必要的。在这方面，需要政府很高的智慧，才能在复杂的时代，把互联网治理得比较良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