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坚持公平正义，是政府治理社会的基石
现代社会应该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全世界也许很难找到一个精确的标准。
但是作为价值体现，人们还是有很多共识的。比如政府要体现公平正义，要为选民和纳税人负责，政府及其官员要廉洁自律，政府的管理运作要公开透明，接受社会的监督，要尽可能多地为社会成员提供最基本的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保障和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为社会成员提供安全的生活和工作环境等。在上述各种要素中，从公众感受的角度来看，最核心的首先不是政府的能力有多么强大，也不是政府管理的边界、范围是宽还是窄，而是能不能在公平正义的前提下，为多数人带来利益、福祉。这里，公平、正义就成为最核心的关键词，也成为政府有多大作为，或者在什么样的范围作为的前提。试设想一下，如果一个政府所秉持的公平正义的天平出现了问题，或者越来越有利于富人和强势利益集团，弱势群体、穷人的利益得不到应有的关照，从而造成严重的阶层对立，那么政府的所有其他作为，都可能被打上问号。
公平、正义之所以成为公众衡量政府最核心的指标，说到底在于政府手中掌握的一种特殊权力——即社会规则制定权。在普通民众的视野中，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公共组织，如学校、医院等，尽管它们各自都在公共服务中扮演重要角色，发挥一定作用。然而，除政府之外，没有任何一种组织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则制定权。这种规则既表现为一个国家的基本法律、法规，也包括大量的具体政策。政府通过制定各种法律法规和公共政策，维护社会的基本秩序，平抑社会利益，化解社会冲突，保障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可见，政府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为前提的。一旦这种公平正义的天平本身出了问题，社会就会处于一种危机状态，这一点已经被大量的历史所证实。
二、改善公共治理，必须从坚持公共政策的公平正义入手就目前中国政府的状况来看，这方面的问题很难令人乐观。我们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判断，绝不是要否定我国政府在坚持公平、正义方面作出的极大努力，也不意味着我们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而是说，目前政府在公共政策制定方面存在的有失公平和正义的问题，足以对整个社会的良性发展构成威胁。如果不能下决心纠正和遏制这方面的问题，就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比如，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对农民实际上形成的双重剥夺，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一方面农村为城市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但是政府没有给这些已经生活在城市的农民工合法的市民身份，也很难给他们真正的市民生活，因为这些所谓的农民工进城后，常常是干最脏、最累、最重的活，但他们得到的待遇却是相对最低的，从而形成了对农民的第一重剥夺；另一方面，我们的城市化在一些地方实际上演变成了“圈地化”，我们的政府独享了土地增值的收益，而把农民排除在共享收益分配之外，因此引发了大量的征地冲突，从而形成了第二重对农民的剥夺。尽管从政府的主观意愿上没有这样的“故意”，甚至政府也想方设法为改善农民的生存状态、提高农民的收入作了种种努力，但一些政策的实施结果却事与愿违，使政府秉承的公平正义的价值出现了扭曲。
当然，对公众来说，最不能容忍的，莫过于政府在社会规则和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因为自身的行为不轨，追逐自身特殊经济利益，导致公平正义的丧失。比如，一些政府机构和官员借手中掌握的规则制定权用以牟取私利，被民众痛斥的官商勾结、权钱交易，以及强势利益集团背靠政府吞吃民众的利益等腐败行为，更是对公共政策的公平和公正形成了严重的危害，也成为公众对政府公共治理产生质疑甚至不信任的重要根源。上述现象足以说明，即使像我国这样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国家，尽管绝大多数普通老百姓都从改革发展中获得了很多利益，政府在推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也功不可没，但这并不意味着民众对政府的种种不轨行为可以无限度地容忍。事实上，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成员的自强、自立、公平、竞争理念的确立，人们对政府公共政策的公平、正义也越来越关注，诉求也越来越强烈，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我们的政府总是以救世主的姿态，高高在上，颐使气指，就必然会受到公众极大的质疑和不信任。可见，要提升我国公共治理的水平，提高老百姓对公共治理的满意度，就必须从改善公共政策的公平和正义入手。这样，我们的公共治理才能受到普通民众的支持和欢迎，政府的公信力才能大幅度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