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加大政府应急培训力度背景特殊。近年来，呈“井喷”状的突发公共事件让整个社会处于高度紧绷状态，对于急速转型的中国来说，无论是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还是群体性事件，都是政府所要直面的重大难题。
在汶川大地震、北方大旱等自然灾害面前，政府救灾得力“凸显中国制度优势”；输入性甲型H1N1流感让公共卫生防控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防控取得世卫组织认可。而新近发生的吉林通钢事件，连同贵州瓮安、云南孟连、甘肃陇南、湖北石首众多群体性事件，让官员不得不重新思考定位执政水平。2008年发生多少群体性事件，官方尚未公布统计结果。不过四年前的一组数据已成为公共危局的注脚，2005年《社会蓝皮书》披露，从1993年到2003年间，我国群体性事件数量已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增加到约307万。
我国的政府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始于2003年。当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袭来，政府应急管理经验明显不足，应对公共卫生事件漏洞暴露。六年来，政府应急管理逐步从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延伸到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群体性事件等应急过程，并自上而下构建了政府应急管理组织体系，各级政府都设立了应急机构。2007年，《突发事件应对法》颁布施行，将预防与准备、监测与预警、处置与救援、恢复与重建的政府权责法定化。近两年，汶川大地震和甲型H1N1流感的救援应对，政府应急快速有效赢得了世界尊重；然而，食品安全与群体性事件，也让人看到政府应急仍存在诸多亟待扫除的“盲点”，隐忧颇多。
一个值得关注的信号是，国务院开始高度重视高中级官员应急能力，官员应急管理培训明显加速。去年以来，作为国务院培训高中级公务员学府，国家行政学院先后举办了首期厅局级公务员应急管理专题研讨班、省部级干部“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专题研讨班，“中欧预警及应急管理研讨会”，还选派学员赴德国学习应急管理经验。
如此节奏频繁、有针对性、高规格培训被解读为“释放国务院将应急管理培训常态化的信号”，而即将挂牌的国家级应急管理培训基地无疑将加速并提升政府应急能力。
政府应急管理总体来讲，是政府对突发公共事件所采取的一系列管理、应对过程。突发性公共事件有人称为危机事件，也有叫紧急事件，它包括自然灾害、灾难事故、公共卫生事件，也包括各种社会群体性事件。这些事件主要特点是发生得很突然、来得很快、有很大破坏性，而且危害比较广，会很快蔓延，甚至引起社会恐慌。
政府应急管理首先包括正常情况下如何预防，制定各种各样的预案；一旦突发性公共事件出现以后，如何采取应对措施把损失降到最低限度；再就是应对完以后要快速地恢复社会秩序，恢复老百姓正常生活，还要进行善后的调查，调查产生原因，等等。预防、处置、恢复、调查、研究，这些环节都属于政府应急管理的范畴。
其实，我国政府过去不是没有应急意识，以及应对防范手段，我们一直有。但我国真正政府应急管理体系建设，是在2003年“非典”之后，时间上并不长。
一个突出例子，“非典”来了以后，我们手忙脚乱，全国从上到下没有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一整套的流程和预案。当时，各地信息上报都不准确，有隐瞒报的，有不报的，还有拖延报的，处置过程中大家没有经过严格训练，缺乏这方面的知识，不知道怎么来应对。“非典”应该说给我们国家上了一课。
2003年以后，从中央到地方开始高度关注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后来发展到更广泛的应急管理，包括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群体性事件等突发公共事件。围绕应对突发事件，出台了《突发事件应对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并自上而下构建了政府应急管理的组织体系。国务院成立应急办，各级政府都设立了应急机构，工作流程、工作内容、信息上报、如何处置等都有了一套规范程序。据我所知，从2003年到现在，全国县以上政府一共建起14万项应急管理预案。
这个数字很庞大。因为我们国家很大。“非典”以来很多突发性公共事件的应急水平有很大提高，这和过去六年我们政府应急管理体系建设有很大关系。
我可以举两个例子，一是去年汶川大地震，虽然是千年不遇的大地震，但我们的救援应对受到世界的高度评价。特别是在重建过程中，让一个省来援建一个县，汶川让广东来帮，北川让山东来帮，北京帮的是什邡，这种模式在全世界是没有的，是一个成功的案例。再一个今年甲型H1N1流感在全世界蔓延，我们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防范措施有力，到现在没有形成大面积蔓延的趋势，受到世卫组织高度赞扬。这都是我们比较成功的案例。
我们现在应对水灾、风灾、火灾，甚至地震等自然灾害，应该说掌握得越来越
好，但现在真正难的是应对人为的突发性事件。像湖北石首、贵州瓮安、云南孟连等群体性事件，一些地方政府处置不当，方法简单，甚至政府管理本身就引起事件发生。一些官员在处置突发群体性事件过程中有明显失误的地方，造成了失败案例。
最近，又发生了吉林通化钢铁公司职工把新任总经理打死的恶性事件，这起群体性事件有更复杂的起因。政府首先要分析起因，防止群体性事件爆发，不要说等它发生我们才应对，防患于未然非常重要。
群体性事件很集中、频现的原因是最值得我们关注的。首先，我们正处在一个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期，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变，这个时期容易积累很多社会矛盾、社会冲突，从大的结构背景来讲，我们处在一个多事之秋。其次，我们利益分配关系明显失衡，贫富悬殊过大（包括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是目前引发群体性事件很直接的原因。刚才提到的通钢事件就是这样，民营企业在收购国有钢铁公司的时候，没有过多地关注钢铁职工群众的利益，没有更多地征求他们的意见，引发了职工非常大的怒火，事件就爆发了。最后，政府管理过程中自身出现腐败，出现政府与民争利，出现了官民冲突，这也是一些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线。
第三，我们社会的诉求表达机制也不是很健全。比如说劳资矛盾比较尖锐，老百姓、工人、农民没有正常的组织来诉求他们的利益，当怒火积到一定程度以后，就会释放出来。所以有人说，我们的一些群体性事件，在实践中的发展演变，呈现出某种争利—泄愤—骚乱的现象。也就是说，当民众的一些利益诉求得不到解决，甚至被一些官员误判或者处置不当的话，事态就会向更严重的地步发展。这是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一些发达国家有畅通的诉求表达渠道，国人有国会替他们说话，农民有农会组织，而我们的社会求助组织还不发达，集体诉求表达机制还不畅通，利益冲突发生以后，就容易出现群体性事件。
我认为政府既要有培育发展社会组织的使命，更要有政府自身如何来收敛权力，如何保证公共政策公平和正义的理念，这是非常关键的。
应急管理最终要通过政府机构和政府官员来实现，他们素质的高低，理念是不是新颖，有没有技能，对整个国家的应急管理水平，减少突发公共事件损失关系重大。
从2003年以后，我们逐步开始意识到培训的重要性。培训不仅仅是培养官员的理念、技能，还要从体制机制上分析自身管理的问题，要找出原因。
国务院把国家应急管理培训基地放在国家行政学院，为什么呢？一是因为国家行政学院是国务院培养高中级国家工作人员的最高学府，主要培养省部级高官，以及司局长、市长、厅长，国家大企业领导人，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高级官员。而应急管
理培训主要是国务院进行培训，没有必要再花很多钱专门建一所学校。将来会在我们学院中再挂一个牌子，即国家应急管理培训基地。
其实，这几年没有挂牌之前，我们也承担国务院一系列有关应急管理培训任务，现在我们和德国也有应急管理培训方面国际合作交流。但我想挂牌以后，应急管理方面的培训能够更规范、更具规模，走向正规化。
我们国家有两千多个县，省管县推行后，管理重心将进一步下移，县将承载起更多的职责。县政府主要职责是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要直接面对老百姓。而突发性事件、自然灾害、事故灾难也由县一级出面，所以说县是很重要的一级。
目前对县一级的培训，按照培训职权划分主要在省，不在国家行政学院培训。
但是鉴于县委书记和县长这两个职位特别重要，中组部在前两年，已经陆续把县里的一二把手，县委书记和县长分别放到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以及中组部所属的几所干部院校进行培训。我的基本看法是：将来我们应急管理培训基地建立以后，有可能把培训的链条延伸到县一级的主要领导。
有一种观点认为，政府应急不是治本之策，防患于未然才是根本。这个观点有正确的一面，就是政府要关注治本。但是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政府，它都不可能不遇到问题，突发公共事件发生是必然的，我们要减少它的数量，但是一旦事件发生后，如果没有完整应对程序，没有预案，没有实际处理工作方式，我想损失会非常大。既要防患于未然，也要采取有效的应急方式，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有人评说：网络对政府是把“双刃剑”。政府在应急过程中，如何处理与网络的关系，现在网络已经成为影响最大的媒体。中国有三亿多网民，一亿多博客，每一个博客就是一个爆料中心。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时，如何和网络打交道，是政府和领导必须要学会的艺术。
我认为政府最主要的应对策略，第一，就是要及时公开信息，对灾害灾难、群体性事件，不要掩盖，要真实面对社会，快速真实地公布信息。第二，政府对公众提出的质疑要及时回应，不能一问三不知，或者不理会，这是肯定不行的，要直面问题。第三，政府要建立和互联网沟通的长效机制，能够利用媒体和老百姓更好地进行沟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