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发生了很多公共事件，比如成都公交车爆炸、重庆武隆山体滑坡、安徽凤阳爆炸事故，在应对这些公共事件时政府应该扮演一种什么样的角色？
公共事件的增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有自然的原因，比如山体滑坡、水灾、地震，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另外一种是群发性的社会事件，像成都公交车着火，还有湖北石首的事情。
我的看法是，不管是自然灾害还是社会事件，政府都有一种义无反顾应对危机的责任，而且政府要主导应对危机的过程，事先构建大量的应急预案，进行快速的处理，把危机降到最低程度，危机控制住后要恢复社会正常的秩序，恢复公众的信心，该赔偿的赔偿，该处以责任的处以责任，这是应急管理的完整链条。
如果是自然灾害，比如山体滑坡造成的大面积人员伤亡，政府是要出面安置的。
政府是一个公共机构，老百姓缴纳了很多税收，变成了公共财政，一旦出现公共危机的时候，意味着政府要提供必要的财政资金。自然灾害你根本找不出其他责任承担人，没有责任主体，只能由政府来承担。
有责任主体的，也并不意味着政府就可以不管了，政府要追究责任。而且，只要是对国民造成伤害和损失的，政府就要从公共财政中拿出资金先出手收拾这个残局。
像安徽凤阳矿业爆炸，县政府先垫付，这就是紧急状态下先解决燃眉之急。
如果完全属于政府责任，那更是要政府承担赔偿责任了，这就是国家赔偿，现在正在修改《国家赔偿法》。在指导善后赔付上，首先，政府作为凌驾于社会之上最权威的公共机构，面对公共危机时你必须出面来解决，你不出面解决没有任何机构能替代，所以你必须引导、监督善后赔付。其次，我们说善后赔付也好，善后补偿也好，要慢慢纳入法制化。比如，一个农民户口的人因为交通事故只补偿5万元，而城市户口的人可能补偿20万元。都是中国人，因为户籍不一样，赔偿差这么多，这是明显的在制度设计
上有人格歧视。政府有责任改进不公平的赔付制度，最大限度避免这种人格歧视。过去我们这种不公正屡见不鲜，政府有责任逐步规范制度，让社会走向公平和正义。
这里是否也涉及政府和市场各司其职的问题？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界定，要看具体情况。能追究到赔偿主体的，那肯定没有问题，由责任主体来赔偿。但如果责任人死了、跑了，或者没有能力赔偿的时候，政府依然要承担责任。总的来说，政府责任越小的，相对赔付责任越小。这里也与本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生活水平相对应，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
在国外如果发生类似公共事件不管是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像美国发生那么大的飓风，或者是其他人为事件，国际上普遍的做法是政府拿出一部分公共资金来解决，这是必不可少的。法航坠机事件中是法航通过其承保的保险公司进行了先行赔付，政府不要赔偿了，保险公司来解决这个问题。不过，即便是这样，政府也要花很多钱，像救援、打捞的过程是公共财政来支持的。
在我们国家，近些年的“先行赔付”比往年更多。这就是政府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一旦出现问题后不要拖到最后，要先解决老百姓的问题，先考虑受害者的感受。
这是和以往相比明显的变化，以公众为中心的观念在形成，过去政府高高在上，颐指气使，这些东西现在都在改观。
对于公共事件的处理是中国政府这些年特别加强的领域。2003年“非典”之前，中国政府在这方面非常薄弱，不仅缺乏基本的应急预案，甚至缺乏基本的理念。2003年给了我们深刻的教训，之后各级政府出了很多应急管理预案。据我所知2003—2008这五年间全国县级以上的政府共出台了140万项应急管理预案，包括法律法规的出台，如何预防事件的发生，如何快速响应，事件发生后如何把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如何快速恢复，安抚人心，善后赔偿，一整套完整的工作流程，对提升政府应急管理水平和能力有非常大的改进和提高。去年发生“汶川地震”之后，中国政府最高层作出快速反应，民间也快速响应，后来能达到这样的赈灾水平，与过去这五年我们构建大量应急管理预案，增强这方面的意识有很大的关系。
不过，我们国家公共治理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是有较大的差距，法治水平比较低，制度化的东西不够，执法的理念也不够。另外我们的政府还是很强势的，不像西方国家政府和市场相对平衡，所有这些都是造成我们在处理公共事件上的差距。完善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