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多变的明清画坛
明代与清代，特别是自明代中叶之后，中国画基本上继承了元代对绘画的探索，从各个方面发展了元代重笔墨、重意境的要求，丰富了绘画的面貌。这时，绘画题材已不太重要，大部分画家均擅长各类题材的处理，只是各有不同的侧重而已。花鸟、山水题材更为广泛普及，面貌丰富多彩，手法千变万化，常有怪、险、奇、巧的各类风格突出于画坛，而总体上更重视文化层次，强调画家的人品与学养，个性成为绘画中强调的主流。前人“元尚意，明、清尚变”的评议是非常简练而确切的。
明代初期，明太祖朱元璋对画家苛严，因而名画家们多沿袭传统技法题材，画风更倾向于宫廷绘画的小心严谨，风格、画格似从元代的高品中有所回落。纵然如此，宫廷画师们稍有不慎仍遭杀身之祸，据传明代著名画家戴进就是因为在天宁寺壁画中画了《水母乘龙图》而被处以极刑而身亡的。明代前期的知名画家，较著称的有王绂、戴进、周位、边景昭、林良、吕纪等人，王绂、戴进、周位以山水画知名，边景昭、林良、吕纪善画花鸟。从绘画的发展史看，明代的花鸟画有了一定的发展，从宋代的精巧转向了粗放，从小幅册页转向了鸿篇巨制。在这方面，林良、吕纪有一定的代表性。林良善画鹰隼，吕纪善画文禽，他们将花鸟木石融在一起，仿佛是花鸟在自然环境中的生态描述，颇有“马一角、夏半边”在花鸟画中的发展而更加重视花鸟对象的表现。吕纪的传世作品《雪景翎毛图》可体现出这种风格来。
明代中叶之后，中国画的发展体现在继承元人笔墨意趣的探索与变化上，形成了一些有影响的绘画流派，其中以浙派、吴派较有影响，吴门画派的影响尤甚。后来所谓的“明四家”即是吴派的创始人物或核心人物，他们代表了明代中后期中国画的主要成就；董其昌代表了这个时代集大成之高峰；徐渭与陈洪绶则是明末画坛中最有影响的具有特殊创造性的代表人物。
“明四家”是指“吴派”最初之核心人物沈周（公元1427～1509年），与沈周并称“吴派两大家”的另一位书画家文征明（公元1470～1559年），以及唐寅（公元1470～1523年）与仇英（约公元1494～1561年），他们都是江苏人，他们的成就代表了明代画坛的主流。
沈周字啓南，号石田，是一个超然在野的文人。他在多方摹习前人作品后自成一格，笔底结实苍劲，长于各种技法，他兼工山水花鸟而以山水为主。他对笔墨的总结实际上使他成为中国画史上第一位如此全面而又运用自如地把握笔墨的画家，后来许多画家都受到他不同程度的影响。他晚年笔墨粗简，能融汇前人作品中的精华而不露斧凿痕，文征明、唐寅等人均出自他的门下。由于他的影响，门下许多弟子均有极高的文化素养并兼善诗文书画，因而形成了后来文人画的一代新风。文征明发展了沈周笔墨中清淡雅致的一面，唐寅则更能结合自院体之后那种缜密的画风并发展了沈周秀润流丽的一面，他们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尤其是唐寅（即唐伯虎），由于他的文化素养与个性经历，加之小说家与民间文学的鼓吹，实际上将他当成了一个明清文人画家的典型来加以塑造，使他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他有较全面的绘画才能，在山水、人物、花鸟画各方面都身手不凡、功力深厚，且诗文书法俱佳。仇英出身于漆工，画风接近于唐伯虎，但较细弱而缺少骨力。他在技法的功力上为时人所不及，但在文采与才气方面之不足又为时人所鄙薄，他代表了在绘画发展中由重“技”到重“文”的过渡中的典型。
董其昌（公元1555～1636年）是一个在绘画与理论方面都有重要贡献与巨大影响的人物，堪称晚明画坛之盟主。他是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县）人，曾官至礼部尚书，其家富于收藏，他诗文书画俱佳。书法秀逸，画法古雅，笔墨秀润，温柔敦厚。他追求儒家“中和宽厚”的气象，论画标榜“士气”；以佛教禅理喻画理，立南北宗之说，崇南贬北。实际上，所谓“南北宗”说，是借佛教“北宗重苦修，南宗重理悟”的大概情形来讨论绘画文化性的进一步提高以及画风与画法关系的系统理论；崇南贬北亦是进一步强调笔墨与画家文化素养内在联系的至理，并包含着对只求工巧描绘的贬谪。这一理论的提出，无论对绘画的提高或普及都有战略性的纲领性的意义，它得到后人的大力推崇与产生广泛影响是可以理解的。董其昌提出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理论是中国绘画升到另一个新高度的表率。
这个理论将以往的“观察外物”、“师造化”理论归结到画家的人生之中，将画家的认识水平与画家的生活阅历当做绘画创作的关键来对待，使绘画本身能彻底地摆脱外物的桎梏与规矩的局限，从而成为一种源于人生而直指人生的文化载体。这个理论一出，所有的以物量画、以法限画的理论便相形见绌而退居次要位置，绘画与人发生直接关联，笔墨获得最大的解放，成了人的文化表率与直接创造。后来大量的中国画理论，例如“人品高画品则高”、“搜尽奇峰打草稿”等等理论莫不源于此。许多传统理论，例如“逸笔写逸气”、“逸品为高”等理论，也在这一基础上找到新的诠释而发扬光大。董其昌在中国画发展史上的地位是不可低估的，他的传世作品极多，风格亦千变万化，常被视为后世习画之楷模。《秋兴八景图》中的一幅只是他作品风格中的面貌之·。
当然，董其昌也是绘画发展的历史所造就的人物，在他的前后已有不少画家用更大胆激烈的方式表现了创新的探索精神，徐渭（公元1521～1593年）、陈淳（公元1483～1544年）、陈洪绶（公元1598～1652年）、蓝瑛（公元1585～1664年）便是这些人中较有成就的画家，其中徐渭尤其显得突出。
徐渭字文长，号青藤、天池，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他在诗文、书法、戏曲、绘画上均有独特造诣，在水墨大写意花卉画方面创造性的贡献尤为突出。他反对绘画上因袭前人的“鸟学人言”的做法，主张“心为上，手次之，目口末矣！”他画得具有“走笔如飞、泼墨淋漓”而“直指胸臆”的特色，引起后世许多大画家心悦诚服的赞叹，郑板桥和齐白石佩服到愿作“青藤门下走狗”的地步，可见他的巨大影响。《杂花图卷》是他传世的佳作之一，体现了他用笔峭拔劲挺多变与用墨洒脱自如的艺术风格。陈淳，号白阳山人，他笔墨老练精纯，将写法的笔画与造型的规律结合得天衣无缝，特别是在花鸟画方面，为后世造型与笔墨的关系提供了许多可参照可借鉴的探索成果，影响波及现代。他与青藤构成水墨写意画中笔墨之两极。
明清之际以各类题材手法，各种创作理论加上各项技巧形式，呈现出空前的繁荣。有民间的，有宫廷御用的，有独行侠似的，也有集团型的，有被统治者目为“正统”的，也有被百姓们认同的，还有被士人标为“怪诞”的。其中许多画家呈现出不同前人的特点。
例如：画家曾鲸（公元1568～1650年）以晕染法并吸收西洋绘画特点画肖像著称；意大利人郎世宁（公元1688～1766年）以西方传教士身份入仕清廷，并以西洋画法作中国人物与花鸟画，令人耳目一新；毗陵（今江苏省武进县）画家恽寿平（公元1633～1690年）以没骨画法作花鸟画而开一代画坛新风。此外，“金陵八家”之首龚贤（公元1618～1689年）的积墨山水，“姑苏画派”之首萧云从（公元1596～1673年）的直勾用笔，宫廷画家邹一桂（公元1688～1772年）的明净设色，也都有一定特色。在这众多的流派与不同风格的画坛上，除了后面要谈的“正统派”画家外，最著称的要数明末清初的“四僧”，以及稍后的“扬州八怪”与扬州画派中著名画家华嵒。他们无一例外皆是中国画创作中的创新人物，也无一不被后世画家视之为宝贵的传统。这现象既说明了他们的成就，更体现出中国画“传统”的实质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