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应该看到，他的种种努力，不仅仅稳定了封建社会秩序，而且使人民群众在痛苦的呻吟中得到了一定的喘息和调整，即使在他远戍新疆的时候也仍然倡导垦荒开井、传播先进生产技术，切望他经营的“大漠广野，番成沃衍”，这在封建官僚中确是屈指可数的。
三不避祸福力主禁烟
林则徐在禁烟和反侵略问题上的严正立场，其实仍然是其民本思想的延伸。林则徐的宦迹遍布浙江、江苏、湖北、河南、山东等广泛的地区，在19世纪上半叶，如果真能熟悉社会，了解民情，便不会回避鸦片这个与国计民生关系密切的问题。
鸦片是一种植物，也称罂粟或阿芙蓉，俗名大烟，以罂粟果的汁液提炼而成，具有强烈的麻醉作用，早年中国是当作药材，少量进口。19世纪以来，英国一直试图用工业品占有中国的市场，掠夺中国的财富，但这种企图又屡屡被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所破坏。贪婪成性的英国资产阶级在屡屡受挫之后，便丧尽天良，不择手段地向中国贩卖走私鸦片，把它当作打开中国大门的敲门砖。鸦片是一种毒品，久吸便会上瘾，慢慢中毒，无以自拔。中国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可以将精美的工业产品拒之门外，但一个腐朽的天朝和缺乏活力的民族却难以抵挡“妖花”的诱惑。1757年英国占领了印度的鸦片产地孟加拉，177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又取得了鸦片专卖权，于是从19世纪初期开始，鸦片平均每年进口4000余箱，后来逐步增加到一、二万箱。尤其是到了1839年，即鸦片战争爆发的前一年，一下子猛增到4万箱左右。除英国之外，美国也从土耳其贩运鸦片到中国。鸦片贸易是一本万利的买卖，鸦片运到中国越多，外国鸦片贩子所赚的钱也就越多。在一般情况下，他们牟取的利润可达50%以上，在最好的年头，每箱鸦片竟能获利1000银元。如此惊人的暴利，难怪鸦片贩子趋之若骛，英国更把鸦片贸易列为政府的行为，企图以此扭转中英贸易中长期所处的入超的不利地位。
鸦片的大量涌入中国，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严重的灾难。首先出现了自银大量外流的现象。据统计，鸦片战争前20年，外国侵略者从中国掠夺去的白银，约在1亿元以上。这一结果，逐渐改变了原来英国在对华贸易中的被动地位。而中国方面，则由于白银源源外流，造成财政拮据、国库空虚，银源越来越枯竭。其次，鸦片贸易使整个封建地主阶级更加腐朽不堪，因为鸦片不是正当商品，其入境必须走私，鸦片贩子为将鸦片输入中国，不得不贿赂中方地方官员，如此，则形成了由于政治腐败，导致鸦片走私泛滥，而由于鸦片输入的增多，又使中国政治更加腐败的恶性循环。同时，大量鸦片的涌入中国，导致全国吸食者明显增加，据1835年的统计，全国“瘾君子”约在200万以上，其中主要的吸食者是贵族官僚、地主豪商以及衙门里的差役。军队中的士兵等。这些人吸烟成瘾，胸无大志，致使官僚机构瘫痪，政治更加黑暗，兵勇也丧失抵御外敌的战斗力。另外，鸦片的输入使中国人的身心受到了极大的摧残，吸食的人多了，必将影响整个民族素质。当时除了统治阶级及其依附者吸食外，吸食鸦片者也遍及手工业工人小商贩、运输工人等依靠劳动谋生的人，甚至卫戍京师的八旗兵丁也不乏手握烟枪、喷云吐雾者，如此广泛的人群吸上“大烟”，肌体和精神都受到极大的摧残，逐渐丧失劳动力，消弭了意志，严重地影响了社会生产和国防建设。
烟毒充斥社会，已成为危及民族生存和清朝统治的严重问题，任何一个正直的中国人都不会对此等闲视之。林则徐是一位关心国计民生的地主阶级经世派的成员，他既然关注社会的发展，热心改革社会弊端，关心普通百姓的喜怒哀乐，当然不会对这个比水旱灾害、赈济救荒以及整顿漕务还要严重的烟毒袖手旁观。当清朝官员大多数人还未充分认识鸦片的危害时，他就敏锐地觉察出烟毒的危害，并以自己的言论和行动表明了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严正立场。
林则徐最早接触鸦片问题，是在他的家乡福建。福建地处东南沿海，是较早与西方发生贸易关系的地区，也是受鸦片侵害较严重的地区。早在1806年，林则徐在厦门担任海防同知房永清的文书时，他对这一问题已有所注意，看到衙门中一些文官武将因为久食鸦片个个形体瘦削，耸肩缩颈，精神困顿，林则徐感到十分痛心，也很气愤，并逐渐产生了对侵略者以鸦片毒害和摧残中国人民的不满情绪。这期间，他曾利用房永清管理外国船只进口的有利条件，对鸦片走私入口的情况，以及外国鸦片贩子勾结清朝官员，将鸦片偷运到各地的种种伎俩做过一些调查和了解。这对他后来在广东推行严禁政策，是大有帮助的。
担任江苏按察使时，林则徐对鸦片的毒害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并开始了最初的禁烟活动。禁烟活动是从关闭烟馆，惩治土豪、恶棍开始的。到江苏几个月后，林则徐便发现有人在衙门差役的包庇下，暗中贩运洋烟，开设烟馆，引诱人们吸食。他认为烟馆的出现，有伤风化，败坏道德，是地方上的一大祸害。他痛斥那些开设烟馆的游手之辈是诱骗良民走上邪路，导致世风日下的害群之马，断然下令关闭烟馆，严拿开设者以做效尤。这是他为官以来，在鸦片问题上采取的第一次严厉措施。
1832年夏天，一艘名为“阿美士德”号的英国武装间谍船，继窥探广东南澳、福建厦门、浙江宁波、镇海等口岸之后，突然闯入江苏沿海。船上水手在侵略分子胡夏米等人的唆使指挥下，将船非法停泊在吴淞口外，测探长江和黄埔江水道，甚至强行登岸，察看地形，搜集情报。林则徐对此有着高度的警惕，立即命令苏松镇总兵关天培，将胡夏米连同他乘坐的间谍船，统统驱逐出境。处理胡夏米事件，是他进入官场以来与外国侵略者的第一次交锋，表现了一个封疆大员维护国家主权应有的鲜明态度。
“阿美土德”号离开江苏后，林则徐仍未放松警惕，一直注视着它的船行动向。当他得知该船又出现在山东海面时，连忙上奏道光帝，指出这艘行踪诡秘的洋船，可能夹带了鸦片毒品，并提出应派出文武官员登船仔细搜查，要是发现鸦片，就全部没收，当即焚烧，绝不让毒品流入内地。这是林则徐第一次提出查获毒品后该怎样处置的具体意见，他后来在湖北、广东查禁烟毒，都忠实地贯彻了这一主张。
随着鸦片走私的猖撅，江苏地区偷卖和吸食毒品的人，一天天多起来。他愤怒地指出，洋人用烟土换去中国大量白银，不仅造成银昂钱贱，而且使吸食鸦片的人深受摧残，这不是“谋财害命”又是什么？他大声疾呼，鸦片已成为威胁国计民生的“祸害”，每一个有正义感的中国人，都不能漠然视之，而当务之急就是要采取有力措施，严加禁止。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命令各地口岸官员加强检查来往船只，切断鸦片来源，发现文武官员、内地奸商勾结洋人贩运毒品，立加严办；他禁止民间种植土烟，也不允许购买洋烟吸食，在各地加紧查拿违禁的贩毒犯和吸食者。他还向民间收集了十几种戒烟药方，让那些嗜毒成性的人，按方配药煎服，戒掉烟癖、恢复健康。
由于林则徐的认真查禁，江苏境内贩卖和吸食鸦片的人日益减少，也很少有人敢私下种植鸦片，以身试法。江苏的禁烟活动，为全国各省树立了榜样，林则徐成了清政府中罕见的一位认真执行禁烟政策的官员。
鸦片战争前，围绕着鸦片走私问题，清朝统治集团内部意见不一，争论激烈。一些从鸦片走私中收受贿赂，而自己又嗜好鸦片的中央和地方大小官员主张对鸦片走私实行宽纵政策，称弛禁派，以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直隶总督琦善，以及太常寺卿（掌管祭祀礼乐的官吏）许乃济等人为代表。另一部分清朝官员目睹鸦片流毒全国，造成白银大量外流，社会经济凋敝，民族健康遭摧残的事实，从挽救清朝统治的危机出发，与弛禁派针锋相对，力主对鸦片严厉禁止，史称严禁派，鸿胪寺卿（掌管朝祭礼仪的官吏）黄爵滋和时任湖广总督的林则徐是这一派的核心人物。
上述两派围绕着如何对待鸦片走私的问题，展开了公开、激烈的辩论。1836年6月，许乃济给道光帝上一奏折，打着堵塞白银外流和抵制洋烟的幌子，大发议论，提出了将鸦片按药材纳税进口，准许民间贩卖吸食，以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怪论，并说鸦片进口后，只准用实物去交换鸦片，不得用白银去购买，就可以杜绝白银外溢，还主张允许内地自种土烟，用土烟去抵制洋烟。他甚至丧心病狂地鼓吹鸦片无害论，提出除了官员。兵了不准吸食鸦片外，一般百姓可不予禁止的奇谈。显然，这是一种不负责任，伤民害国的论调，如果照他的说法，则势必是洋烟、土烟同时盛行于中国，千百万人将被推入家贫、身残的深渊。许乃济的谬论一出笼立即招致朝野人士的激烈反驳。1838年6月，黄爵滋给道光皇帝的另一奏折，代表了反对许乃济论调的严禁派的意见，他指出：鸦片之所以虽禁不止，白银之所以源源外流，主要是由于吸食之人有增无减，所以只要严禁吸食，鸦片自然会根绝，白银也不会继续外流了。他提出可以规定一年的戒烟期限，吸食的人如过期未能戒烟，百姓处死刑，官吏罪加一等，即除本人处死以外，他们的子孙还将不准参加科举考试。林则徐坚决支持黄爵滋的意见，在三个月的时间里，他接连给道光上了几道奏折，提出了六条具体的禁烟措施，其中包括：没收吸食者的烟具；在一年期限内，早戒烟免治罪，晚戒烟则根据情节轻重，酌情惩办；严禁开设烟馆走私贩卖；不认真禁烟的官员，给以失察处分；采用“熬煎法”审断吸毒分子。他还打算将自己十多年来研究成功、屡试屡验的几种戒烟药方，颁发到各省，加以推广，使吸食鸦片的人药到瘾去，彻底戒烟。
在“重治吸食”的问题上，各省总督、巡抚反对的20人，赞成的仅8人，林则徐是这少数中的中坚分子。面对着弛禁派的人多气势、位高权重，林则徐没有一丝一毫的气馁和胆怯。9月下旬，他再次向道光帝递折，提醒他身为一国之君，必须看清鸦片大量入口，不仅造成国库空虚，而且还给社会经济带来严重的破坏。他向道光提供了自己的调查报告，苏州的南濠和湖北的汉口两个商业发达的城市，近年来货物的销路骤然减少，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鸦片贸易掠走了中国的白银，以致原来十分活跃的商品交换活动，逐渐衰落下来。林则徐还将全国吸食鸦片的人算了一笔账，以引起道光帝的重视。据他了解，吸烟的人每天至少要花银1钱，每月共需银子3两，一年就要支出36两。当时全国人口4万万左右，以1%的人吸食鸦片计算，一年就要外流白银1亿多两。最后他情词恳切地说：目前烟毒流行全国，危害极大，“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饱之银”（林则徐：《林则徐集·奏稿》下）。这几句话对身为一国之主的道光来说触动颇大。林则徐对禁烟问题不仅坐而论，而且起而行。他一面参加辩论，坚决支持黄爵滋的严禁主张，驳斥弛禁派的谬论，一面在自己任总督的西湖地区继续扎扎实实地开展禁烟活动。他发布禁烟令，劝说吸食鸦片者幡然改悔，遵守国家法令，从速戒烟，命令各处官兵严密查缉，严惩鸦片走私贩。还于汉口、武昌两地设立戒烟局，负责收缴烟具、烟土、烟膏，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陆续从汉阳。江夏、武昌、汉口以及湖南等地，收缴烟枪5千多杆，烟土2.4万余两，林则徐在亲自—一验收之后，下令将收缴物品在总督衙门外面点火烧毁，将灰烬投入长江。清政府早在1729年就发布了第一道国家禁烟令，百余年来，林则徐焚烧烟毒的行动是第一次切实禁烟的壮举，打破了长期以来烟禁徒有其名、未有其实的沉寂局面。
如果说林则徐的几次上奏因其言之成理、情词恳切终于引起道光帝对禁毒问题的忧心的话，那么，林则徐在任江苏巡抚和两江总督期间在江南和西湖地区卓有成效的禁烟实践，则给了道光以禁烟的信心，使他在长期的犹豫不决，徘徊不定之后，终于采纳了严禁派的意见，决心加大力度，从严禁烟。
1838年12月，林则徐奉旨进京。他是严禁派的最坚定的倡导者，也是身体力行的禁烟实践者，若实行禁烟，必将会被委以重任，这是人们意料之中的事情。道光帝在八天内，连续八次召见林则徐，就许多环节和问题对林则徐进行了全面、详细的询问，终于任命他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前往烟毒最为猖撅的广东沿海，切实担负起查禁鸦片的重任。
林则徐的一生，恰重叠于中国社会动荡转折的重要历史时期，他的生平阅历，无不带着这个时代的深刻烙印，历史将其推上了禁烟的舞台，同时也给这场民族自救运动赋予了新的面貌和意义。
就要启程了，路迢迢、水长长，等待着林则徐的将是什么呢？虽然没有先知先觉之神功，但人们都清楚，不会有鲜花和掌声。因为林则徐的此行是去断绝众多鸦片贩子的财路，对于利禄熏心的他们来说，这无疑是断了他们的生路，必将招致他们拼死的反抗。而且，林则徐作为严禁派观点的实践者，成行广东就等于将自己赤裸裸地置于弛禁派的对立面，这些环绕在皇帝周围的大官僚如穆彰阿、琦善之流，一定不会甘拜下风，他们定会利用自己上承天子的优势兴风作浪，从中捣鬼，对林则徐进行诬陷和诽谤，道光帝对禁烟本没有太大的决心，是在严禁派再三的劝说下才勉强作出决定的，谁又能保证他不会听信谗言，出尔反尔。所以林则徐接受此命可谓是受任于危难之中，对自己的仕途十分不利。许多有识之士、亲朋故交都为他捏着一把汗。林则徐也深知自己此去凶多吉少、成败难料，他在一封给龚自珍的信中曾不无忧心地暗示，禁烟的阻力不在广东，而在北京、在朝廷。林家几代人的翘首企盼，含辛茹苦，少小努力，数度寒窗，终于出人头地，林则徐能有今天该是多么的不易，他自己比谁都清楚。但林则徐是一位深受儒家思想熏陶并对下层劳动人民不乏同情的知识分子和较为廉洁公正的封建官吏，“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吾侪不出，予苍生何”等这些林则徐烂熟在心的古之遗训时时鞭挞着他的灵魂，饥寒交迫、羸弱不堪的同胞也使林则徐有一种不能袖手旁观的使命感。于是，1839年1月8日，林则徐将自己的生死荣辱置之度外，冒着凛冽的寒风和漫天的大雪，毅然启程，踏上了前途未卜的禁烟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