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强调，不论“攻夷”、“款夷”，还是“师夷制夷”，都必先“知夷情”。他在著作中反复强调：“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筹海篇三·议战》）；“筹夷事必知夷情，知夷情必知夷形”（卷五三）；“夫制驭外夷者，必先洞悉夷情”（《圣武记》卷十二）。他自己编写的《海国图志》，就是一部帮助国人“知夷”“悉夷”，帮助国人了解西方、睁眼看世界的著作。（l）《海国图志》介绍了西方科技，介绍了西方的船坚炮利和民用生产技术。卷八四收《仿造战舰议》，卷八五收《火轮船图说》，集中谈轮船、兵舰；卷八六《铸炮铁模图说》，卷九一《西洋自来火铳制法》，卷九十《西洋炮台说》，卷九十《地雷图说》等对西洋各种火器作了很多介绍；卷九四《西洋器艺杂述》，根据多种资料介绍了察天筒（水银湿度计）、定时钟（闹钟）、天船（热气球或氢气球）、风铳（气枪）、指南针、甲板船（军舰）、千里镜（望远镜）、水琴、风琴、风锯、电锯、显微镜、自鸣钟、避雷针等。（2）介绍了英、美等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他介绍了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和两院制：“王后主国”、“贵臣共十二人……理政事者先”，“都城有公会所，内分两所，一曰爵房（即上议院），一曰乡绅房（即下议院）”。（卷五一、五二）他颂扬美国“勃列西领以四年为一任，期满更代，如综理允协，通国悦服，亦有再留一任者，总无世袭终身之事”的总统选举制和“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三占从二，会独徇同”的国会制。（卷五九、六十）他把“不设君位，惟立官长等办理国务”、“惟择乡官理事，不立王侯”的瑞士誉为“西土桃花源”。（卷四七）（3）介绍了西方列强的近代工业化发展概况，介绍了英、美等国的经济状况、经济制度。书中提到欧洲人以“商贾为本计”即以工商立国，如英国，其人“皆力工勤商，早夜经营之效，由人烟稠密，户以繁滋，田园不足于耕，故工匠有35万户，多于农夫三之一，不止贸易一国一地，乃与天下万国通商也”。“每百人中务农者十之三，开矿者十之一，制造者十之一，为商贾者十之二，余教师、法师、医生、武士、水手”。（卷五一）（4）介绍了欧美各国的文化、教育情况。它让国人看到西方各国相当重视教育。“欧罗巴诸国皆尚文学，国王广设学校，一国一郡有大学、中学，一邑一乡有小学。”图书馆等文化事业也很发达，各国“都会大地皆有官设书院，聚书于中，日开门二次，听士子入内抄写、诵读”（卷三七）。美国也是如此，“好学进，遍庠序”，“每乡设学馆一所”，“不拘贫富”皆可入学。“国内遍设大小书院不计其数，国之男女无不能书算者。”“又设授医馆二十三所，法律馆九所，经典馆三十七所，教人行医，通晓律法，博览经典，通各国音语。”（卷六十）（5）介绍了英、美等国婚姻自主、男女平等的情况。数千年来，中国社会一直是男尊女卑，而婚姻则由父母之命、媒的之言决定。而英、美等国的情况迥然不同，“婚娶择配，皆女自主之”。“国中女子之权胜于男子、富贵贫贱皆一妻，无妾，妻死乃得继娶，虽国王亦只一妃。”（卷五三）《海国图志》还向国人介绍了西方各国地理、宗教等方面的情况，它堪称近代早期中国人了解世界的百科全书。
经过鸦片战争，清王朝政治、经济、军事的腐败都进一步暴露，使魏源对清王朝的弊政有了更深刻、更清醒的认识，从而使其改革弊政的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有关内政改革的内容在《海国图志》这部巨著中也有反映。魏源在《海国图志叙》中把当时中国社会的弊病概括为两大祸患：一是“人心之寐患”；二是“人材之虚患”。所谓“寐患”是指愚昧无知。由于清政府长期执行了闭关锁国的对外政策，阻碍了中国人学习世界先进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使当时朝野上下对世界大势和西方文化茫然无知。他揭露了清朝统治阶级昧于“夷情”的陋习，指出清统治者对当时世界各国的地理位置“若迷路之子，指东谓西”；“所谓欧罗巴者，尔时不知为何地”（《海国图志》卷五二）。道光皇帝也竟不知英国“地方周围几许？所属国共有若干？又英吉利至回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平素有无往来？与俄罗斯是否接壤？有无贸易相通？”（《海国图志》卷五三）。他把昧于外情的顽固派比作不知墙外有天的井底之蛙。所谓“虚患”就是指空虚不实，其具体表现是虚伪、粉饰、怕困难、结党营私、养痈遗患、崇尚空谈、不务实事等。
魏源在《筹海篇四·议款》中指出，鸦片大量输入与战争失败的内在因素，是由于国政腐败所致，是由于“水师之通贿不惩，商胥之浮索不革，战舰之武备不竞”。如果不是“养痈于数十年之前，溃痈于设巡船之后”，英国侵略者是不会那样放肆的。今战争失败，人们“但归咎于割痈之人，而养痈、溃痈者不问，故今益以养痈为得计”。“割痈之人”，是指领导禁烟与抗战的林则徐及其他人。“养痈溃痈者”是指妥协投降的穆彰阿、琦善等腐朽愚昧官僚。爱国有罪，昏庸当道，清廷朝政是何等腐败。
面对这一现实。魏源要求对国政进行大力“变更”。他在《海国图志叙》中发出了祛除“两患”、革新内政的强烈呼声。他说：对于鸦片战争之惨败，“此凡有血气者所宜愤徘，凡有耳目心知者所宜讲画也”。因此，要认真“去伪，去饰，去畏难，去养痈，去营窟，则人心之寐患祛”；“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艾三年而蓄之，网临渊而结之，毋冯河，毋画饼，则人材之虚患祛”。他相信，只要实事求是地进行改革而不是哗众取宠，以切实行动取得切实效果，则不难“寐患祛而天日昌，虚患祛而风雷行”。此段话，他一连用了5个“去”字，4个“祛”字，2个“毋”字，可见，他是多么焦灼地盼望以改革的风雷驱除天日的阴霾。
在与《海国图治》几乎同时问世的《圣武记》等著作中，魏源也大力呼唤变革。他在《圣武记》卷七《雍正西南夷改流记》中提出：“小变则小革，大变则大革；小革则小治，大革则大治。”在《默觚·治篇》中，痛斥清朝官吏不习“吏治”，不求“民瘼”，不问“国计边防”，浑浑噩噩，“除富贵之外不知国计民生为何事，除私党之外不知人才为何物”。并深刻地指出：“变古愈尽，便民愈甚，利国愈甚。”（《默觚·治篇》十一、五）
总之，《海国图志》对外主张“师夷”，主张学习西方，对内主张“变更”，主张革除弊政，并要求把“师夷”与“变更”，把学习西方和革新内政结合起来。可以说，“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是魏源革新内政的经世致用思想发展的产物，而它的提出又标志着改革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它促进了近代改革思想的发展。《海国图志》是近代第一个比较系统的改革开放的方案。魏源是开中国改革开放思想之先河的先进思想家。
《海国图志》在国内没有发挥它应有的价值，它既没有成为19世纪下半叶一般国人了解世界的普及读物，也未能为顽固保守、不思进取的清政府采纳，致使其现实意义难显于当世。然而，《海国图志》却对近代士人、近代知识精英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深深地启迪和鼓舞了后来的早期改良派、洋务派、戊戌维新派，支配进步思想界达七八十年之久。第二次鸦片战争发生后，《海国图志》更多地为人们重视。侍郎王茂荫于《天津条约》订立后向咸丰帝推荐该书，要求从中探明“御夷之法”和“抵制之术”（《筹办夷务始未》咸丰朝卷二十八）。接着，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里，称赞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一语为得之”。洋务派使其主张得以部分施行。光绪元年（1875年），左宗棠为重刻《海国图志》作叙，将他在福建创设船厂等洋务称为“此魏子所谓师其长技以制之也”。早期改良派也颇赞赏其主张。王韬在《扶桑游记》一书中说：“‘师长’一说，实倡先声。”再后，又影响到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记载，他早年就阅读了《海国图志》等书，稍长对西方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后，于1879年再读《海国图志》等书，“渐收西方之学，为讲学之基础”。梁启超多次高度评价《海国图志》。他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称“师夷长技以制夷”等主张“其论实支配百年来之人心，直至今日犹未脱离净尽，则其在历史上关系，不得谓细也”。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又指出《海国图志》“奖励国民对外之观念”，是“新思想之萌蘖”。《海国图志》堪称与近代先进中国人学习西方历程相始终的一代名著。
“墙内开花墙外香”。1851年，《海国图志》传入日本，短短几年，翻印本和节译本竟有20余种，成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奇观。日本维新运动先驱佐久间象山、吉田松阴、桥本佐内等争读这本书，深受启迪。他们称赞此书是“武备大典”，引魏源为“海外同志”。魏源的著作对明治维新的思想启蒙、对日本的倒幕运动发生了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
《海国图志》对西方也有一定影响。早在1850年，德国人郭实腊、英国人威妥玛，即将《海国图志》摘译成德文、英文，向西方介绍。19世纪末在美国亦有译本流行。
中日近代化一败一成的命运，从《海国图志》在自己的故土受到冷落而在东邻日本产生广泛的共鸣这一现象中可以约略窥见因由。日本的盐谷世弘慨叹：“呜呼！忠智之士，忧国著书，不为其君用，反为他邦。吾不独为默深悲，抑且为清帝悲也夫！”（转引自王家俭：《魏源年谱》）这种奇特的墙内开花墙外香的现象，不仅是爱国思想家魏源个人命运的悲剧，也是中华民族的悲剧。当然，“墙外香”也是魏源和他的祖国的骄傲。
六仕途不济晚景凄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