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中祥符七年(公元1014年),迷信道教的宋真宗率领百官到毫州(今安徽毫县)去朝拜太清宫。浩浩荡荡的车马路过南京(今河南商丘,下同),整个城市轰动了,人们争先恐后地看皇帝,惟独有一个学生闭门不出,仍然埋头读书。有个要好的同学特地跑来叫他:“快去看,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千万不要错过!”但这个学生只随口说了句:“将来再见也不晚”,便头也不抬地继续读他的书了。果然,第二年他就得中进士,见到了皇帝。这位学生就是日后的北宋伟大的改革思想家范仲淹。
一、自幼孤贫勤学苦读
范仲淹,字希文,苏州人。他的曾祖父范梦龄,曾任吴琥国中吴节度判官(苏州钱粮判官),祖父范赞时,曾任吴越国秘书监。父亲范墉,任职于吴越王幕府,后随吴越王钱一同投宋,端拱初年(988年)赴徐州任武宁军节度掌书记(徐州军事长官的秘书)。端拱二年(989年)八月二日,范仲淹生于徐州,次年(990年)父亲不幸逝世,范家失去了生活来源,范仲淹之母谢氏贫而无依,只好带着尚在襁褓中的仲淹改家山东淄州长山县一户姓朱的人家。从此,范仲淹改姓名叫朱说(音yue),在朱家长大成人。
范仲淹从小读书就十分刻苦,朱家是长山的富户,但他为了励志,21岁去附近长白山上的醴泉寺读书,经常一个人伴灯苦读,每到东方欲晓,僧人们都起床了,他才和衣而卧。那时,他的生活极其艰苦,每天只煮一锅稠粥,凉了以后划成四块,早晚各取两块,拌上一点儿韭菜末,再加点盐,就算是一顿饭。但他对这种清苦生活却毫不介意,而用全部精力在书中寻找着自己的乐趣。范仲淹看不惯朱家兄弟奢侈浪费,无所事事,便多次规劝,不料,朱家兄弟听得不耐烦,有次便脱口说道:“我们花的是朱家的钱,关你什么事?”范仲淹听了一怔,觉得话中有话,便追问为什么,有人告诉他:你乃姑苏范氏之子,是你母亲带你嫁到朱家,听罢方知。这件事使范仲淹深受刺激和震动,下决心脱离朱家独立生活,于是他匆匆收拾了几样简单的衣物,佩上琴剑,不顾朱家和母亲的阻拦,流着眼泪,毅然辞别母亲,离开长山,独自前往南京求学去了。
范仲淹为什么要投南京呢?因为此地是人烟稠密的大都会,教育事业发达,这儿的应天府书院是宋代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聚集了许多志操才智俱佳的师生。到这样的学院读书,既有名师可以请教,又有许多同学互相切磋,还有大量的书籍可供阅览,况且学院免费就学,更是经济拮据的范仲淹求之不得。
范仲淹入学后,皇帝来了也不出去观看,昼夜不停地苦读,五年未解衣就枕,疲乏到了极点,就用凉水浇脸,来驱除倦意,他的食物很不充裕,甚至不得不靠喝粥度日,甚至粥不充,一天只能喝上一顿,对于一般人来说,是难以忍受的生活,范仲淹却从不叫苦。这种情况被他的一个同学、南京留守(南京的最高长官)的儿子看到了,回家告诉了父亲,于是留守就叫人给范仲淹送来许多饭菜。可是,几天过去了,食物都放坏了,仍不见范仲淹尝一口。那同学问他为什么不吃?范仲淹说:“我不是不感激你的厚意,只是我巳习惯于粗茶淡饭了,如果现在就享受这种丰盛的饭菜,以后还能吃得下粥吗?”功夫不负有心人,五年寒窗苦读,范仲淹终于成为一个精通儒家经典,博学多才,又擅长诗文的人。他通过科举考试,在1015年考中进士,被任命为广德军的司理参军(广德军位置在今安徽广德县一带,司理参军是掌管讼狱、审理案件的官员,从九品)。这时,他把母亲接来,赡养事奉。1017年,他调任集庆军节度推官(集庆军辖境位置在今安徽毫州一带,节度推官是幕职官,从八品),方恢复了原来的范姓,改名仲淹,字希文。
二、几起几落百折不挠
范仲淹入仕后,最初十余年,一直担任地方上的小官员。他每到一地总是踏踏实实地做一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事,并且干得很有成缚。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范仲淹到泰州(今江苏泰州市)任西溪镇盐仓监官,掌管盐税。他看到泰州及楚州(今淮安)、通州(今南通)、海州(今连云港西南)各州,因唐时所建捍海堤年久失修,早巳颓坏,每年秋季海潮泛滥,往往阡陌洗荡,庐舍漂流,人畜丧亡,盐灶也多被冲毁,灾情十分严重。退潮以后,过去的良田都变成了不宜耕种的盐碱地,老百姓无以为生,只好携家外逃。这件事本来不属范仲淹的职权范围之内,但他积极向上反映,建议修复捍海堤。宋仁宗天圣二年(1024年)朝廷任命范仲淹主持整个修堤。经过将近四年的努力,天圣六年(1028年)春,长达150里的捍海堤终于修好,解除了这一带的潮水灾害,保护了农田和盐埸。2600户外逃居民也纷纷返回家园恢复生产,原来葭苇苍茫的荒地,又长满了绿油油的庄稼,当地人民为了纪念范仲淹的功绩,为他修建了祠堂,并将捍海堤取名为范公堤,灾区中心兴化县的人民往往以范为姓。
由于范仲淹有此政绩,便调到中央担任秘阁校理(秘阁是皇家藏书楼之一,校理是负责藏书的整理和校勘),到了中央,范仲淹更关心朝政得失和民间利病,又与朝廷中的腐朽势力展开斗争,犯颜直谏。他看到刘太后独揽大权,把宋仁宗当成傀儡,便批评这种不合理现象,奏请太后还政,有人劝他别这样锋芒毕露,他说:“我的官职很小,俸禄不算多,但每年也有三百贯铜钱,相当于两千亩地一年的收成。如果我坐食禄米,不去为国为民立功,那和专门糟蹋粮食的螟虫又有什么两样?人都说犯颜直谏会给自己惹祸,不是明哲保身之计,其实说这种话的人才是最没眼光的,他们不懂得:只有朝廷内外的官员都敢于直言,君主才会不犯错误,百姓才能没有怨言。政治上清明,才能祸患不生,天下无忧。这不正是远离祸乱、保全自身的根本之计吗?”但不久,范仲淹因由此触怒太后,被贬往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县蒲州镇)。有人认为,范仲淹“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这句话是争取言论自由的宣言书,它比亨利,柏得烈的“不自由,毋宁死”要早740年。
刘太后死后,范仲淹才被召回朝廷,任右司谏(谏官)。有了言官的身份,他上书言事更无所畏惧了。明道二年(1033年),京东和江淮一带大旱,又闹蝗灾,为了安定民心,范仲淹奏请仁宗马上派人前去救灾,仁宗不予理会,在宫中仍然过着奢华的生活,范仲淹对此十分气愤,他冒着触犯虎威的危险质问道:“如果宫中半天不吃会怎么样?现在许多地方老百姓没有饭吃,岂能置之不理?”说得仁宗无话可答,只得派他去江淮一带安抚灾民,范仲淹每到一地就开仓赈济,并且免除了灾区的部分赋税。为了劝戒挥霍人民血汗的皇室,他还把饥民吃的野草带回来献给仁宗,并请他转给嫔贵戚们看看,让他们知道老百姓过的是什么日子,不要过分奢侈。范仲淹经常大胆上谏,皇帝不快,又将他贬出朝廷。
范仲淹贬到地方后,任所常动,但每到一地,他都兴利除弊,注重发展教育。景佑元年(1034年),范仲淹调到故乡,担任苏州知州(一州的行政长官),他看到苏州暴雨成灾,伏天的大水,过了秋天仍未退下,农田被淹,秋收无望,数万家农户,面临饥饿死亡的威胁。这样,走马上任伊始,他就了解水情,提出了疏浚五河,导太湖之水海的计划。他又亲临现场,督修这项工程。在他的领导下,经过苏州人民一致努力,终于疏通了淤塞的河道,把积水导入了江海。这次太湖水道的疏通,对保障太湖周围的苏、常、湖、秀四州的农业生产起了重要作用。范仲淹在苏州南园买了一块地,准备盖一所住宅。一天,他请阴阳先生看风水,这位先生巡视一遭后,向范仲淹贺喜道:“这是块贵地,今后您家中定有公卿相继出世。”范仲淹听了笑道:“我家独占贵地,倒不如让出建学,使士人都在此受教育,公卿将相不是更多吗?”不久,范仲淹就在这里建起郡学,亲自聘请学识渊博的人任教,使学堂越办越好,名冠东南。由于范仲淹政绩斐然,又被召回京师,授天章阁待制,任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事(即宋都,今河南开封)。
范仲淹在京城大力整顿官僚机构,剔除弊政,把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仅仅几个月,号称繁剧的开封府就“肃然称治”。范仲淹看到宰相吕夷简等大官僚,互相勾结,朋比为奸,将自己的亲信、党羽安插在要职上,使官僚机构中充满了陈腐污浊的空气。他和朝中一批正直的士大夫对这种行径非常痛恨,故经常向皇帝进言。故而城中流传着一首歌谣道:“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景佑三年(1036)年,范仲淹把京官晋升情况绘制成一份《百官图》,指着上面开列的众官晋升顺序说:“像这样的晋升,是循序升迁;像那样的遽然晋升,是不合次序的提拔。如果说这些循序升迁是出于公道,那么,那些不合次序的遽然提拔,便是出于宰相的私意了。况且,大凡属于天子近臣的破格提拔和撤职贬降职至饶州知州(今江西鄱阳)。
范仲淹虽然三次被贬,名望却越来越高。第一次外贬时,亲朋们一直把他送到都门外,称赞他说:“此行极光(非常光荣)。”第三次被贬时仍有人不顾吕夷简的威胁恫吓去送别,并安慰他说:“此行尤光(尤其光荣)。”几起几落的范仲淹听罢大笑道:“仲淹前后巳是三光了。”他正道直行,百折不挠,勇往直前,以满腔热忱报效国家。
三、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
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冬天,宋朝西北边境局势突然紧张起来,原本臣属大宋居住在甘州和凉州(今甘肃张掖、武威一带)的党项族首领元昊自称皇帝,建国号大夏,并且把国内15岁以上的男子都征发为兵,沿宋朝边境部署了十万人马。面对西夏的突然挑衅,宋朝措手不及,朝廷内有的主攻,有的主守,吵成一团,宋仁宗也举棋不定,莫衷一是。边境上就更狼狈了,由于三十多年无战事,宋朝边防不修,士卒未经战阵,平常又缺乏训练。步兵携带武器和口粮,走几十里地就气喘吁吁,骑兵中有的不会披甲上马,射出的箭在马前一、二十步就落了地。带兵的将帅也多是皇帝的亲戚故旧,根本不懂军事,再加上将领更换频繁,军纪松弛,宋军以如此弱的战斗力如何对付咄咄逼人的西夏军队?
1039年,西夏军队进犯宋之边境,次年正月,元昊大军进逼延州(今陕北延安)。延州一带地阔寨疏,兵力薄弱,又是夏军出入的必经之地,元昊早就想拔掉这颗钉子。当时延州的知州范雍是一个志短才疏的胆小鬼。他一听说夏军来犯,吓得紧闭城门不敢出战,忙遣人去调援军。不料元昊早巳在延州附近的三川口设下埋伏,援军刚到就陷入重围,死伤甚众,紧接着一面包围延州,一面将延州以北的36个寨堡全部荡平,最后延州指日可破,范雍束手无策,只会躲在城中祷告神佛保佑,幸亏这时纷纷扬扬下起鹅毛大雪,元昊怕被风雪困住,匆忙撤兵而去,延州孤堡才未陷落。
在这样严重的局势面前,宋仁宗想到了范仲淹。将他召入朝,恢复了天章阁待制之职,让他出任陕西路永兴军的知军州事(今陕西西安一带),后来,宋仁宗任命夏竦为陕西经略安抚招讨使,全面统筹边防,任命范仲淹和韩琦并为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分别负责延路(西北军事区划之一,治所在今延安)和泾原路(西北军事区划之一,治所在今甘肃平凉)。这时的范仲俺已经52岁了,仕途上的艰辛蹉跎使他早已霜染鬓发,但是忠心报国的热忱却不减当年。范仲俺风尘仆仆来到处境最险恶的延州时,呈现在眼前的是战争给宋朝和边民带来的沉重灾难,到处是断壁残垣,茅庐草舍被焚烧成了废墟,百姓死的死,逃的逃,少数留下的也是无衣无食,无家可归,有家难回,范仲俺的心情十分沉重,当即写下一首《渔家傲》: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
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
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他发誓要像当年东汉的窦宪击破匈奴登燕然山勒石纪功而还那样,保卫边疆,让百姓安居乐业。一连数日,范仲俺不停蹄地视察延一带地形和边防守备,听取守边将士的意见,视察归来,便废寝忘食地谋虑对付西夏的战略方针。范仲俺认为,宋军人数虽多,但缺乏强将精兵,战斗力差;西夏军人数较少,但兵精马劲,战斗力强,加上西夏境内山川险恶,沙漠广袤,其都城又远在黄河以北的兴庆府(住院要夏银川市)。所以,宋若兴兵深入,粮草辎重的运输,绵延百里,很容易遭到敌骑截击,一旦粮饷接济不上,就有被歼的危险,不宜采取深入敌境大举进攻的方针。但是,夏国经济力量薄弱,粮食不足,绢帛、瓷器、茶叶等都需从宋朝输入,这又是它的致命弱点。只要宋军实行坚壁清野的政策,努力修固边城,进行经济封锁,同时精练士卒,在夏军大举进攻时,扼险坚守,这样西夏军无隙可乘,锋芒受挫,西夏军屡屡穷兵黩武,无功而返,本国的经济就会十分贫乏,军队的斗志也会逐渐消失,到那时就可迫其讲和了。范仲俺根据以上分析,向朝廷提出了一整套以防守为主的御夏方针。这是一个符合客观情况的战略决策,但是当时却被不少人认为是怯懦的表现,就连与范仲俺交情很深的韩琦也不能理解。韩琦主张坚决进攻。他向朝廷提出:“宋军拥二十万重兵,只守界濠,这么怯弱,自古未有,长此以往,士气都要丧失光了。况且兴师以来耗资太大,再拖延下去,国家经费更加困难,故应该集中各路兵力攻打西夏,速战速记。”两种主张报到中央后,急于求成的宋仁宗采用了韩琦的主张,命令韩琦和范仲俺同时出兵。范仲俺感到这样做太危险,连上三表反对,但都无效。他只好请求留下延一路作为将来招纳西夏之用,宋仁宗勉强答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