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〇年春夏之交，许史华、尹庚、应悱村、张禹、胡今虚等人在上海开办了一家小小的私营出版社——泥土社。
政权更迭，百废待兴，人民政府对私人资本采取的是较为温和的政策。因此，不仅原有的私营出版社可照常营业，新办私营出版社亦能得获许。
据一九五二年九月二十六日出版总署呈报中宣部的《全国出版事业五年建设计划大纲》（草案）统计，当时，全国共有国营出版社六十三家，而私营出版社却有四百七十五家，其中一九五一年新建的私营出版社有百家左右。这些私营出版社，虽然有些早已陷入半停顿状态，而且经过“三反”“五反”以及一九五二年下半年的营业许可证登记等运动，但仍能照常营业的还有三百家左右。
泥土社本名不见经传，但因后来卷入胡风事件而声名大振，乃至今日时有人提起。
一
许史华是泥土社的老板，但他的经历鲜为人知。只知他原名许定梅，宁波人，曾写诗，能干，与尹庚、耿庸要好，一九四七年参加过贾植芳和尚丁等人组织的“我们的俱乐部”的进步出版活动，后由尹庚介绍到浦东中学任教。在胡风夫人梅志印象中，许史华“个子不高，圆脸，很能谈，看得出有过不少的生活经验”。
二〇〇三年，上海的陈梦熊请张禹为许史华作小传。可张禹虽与许史华交往约五年时间，却并不知晓许的有关经历。但是，张禹的回信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我在一九四九年冬到上海，持朋友尹庚的介绍信找到许史华。当时史华在上海总工会下属劳动出版社工作，自己另外办了个小出版社——动力社。尹庚计划编辑一套丛书，把我的一本小册子——《台湾二月革命记》收在丛书中，交史华的动力社出版。这是我认识史华的开始。次年春，劳动出版社认为许史华在业余自办出版社属于非组织活动，且有影射之嫌，把史华开除了。因而他就与我们（尹庚、胡今虚和我等）商量，办起了泥土社。记得大约在五〇年春的某一天，《解放日报》曾刊载劳动出版社（或其领导单位上海总工会）开除许史华的消息，篇幅不小，列了许的不少‘罪错’。”
张禹所说的报道刊登于一九五〇年四月一日《解放日报》，标题为“许定梅胆大妄为伪造《共产党员读本》劳动出版社负责人疏于检查应予惩戒”。文章说，许定梅擅用“动力出版社”的名义，先后编印《共产党员读本》《中国历史课本》《中国政治常识问答第一二集》《大众自然课本》《大众书信读本》等书籍，并盗用劳动出版社经售和劳动印刷厂承印的名义发行，以图影射谋利。检查这些书籍的内容，都系抄袭拼凑而成，粗制滥造，错误百出。像《共产党员读本》这类书，为了掌握党的高度原则性，保证对工人阶级对人民的正确领导，除了党的领导机关外，任何人不能私自编印的，否则就会犯错误。文章举出了《共产党员读本》《中国历史读本》的种种错误。并说，对于许定梅的错误行为，劳动出版社已予适当处理，并责令其将“动力出版社”印发销售书籍全部收回。
在四月一日至三日，上海总工会劳动出版社还连续三天刊登“紧要启事”，告知读者已解除许定梅副经理职务，经理黄履冰调任其他职务，另派吴从云暂行代理。请各有关同业商号一周内来社处理银钱账目等未了手续。并声明，嗣后许定梅在外一切行动与该社一概无涉。
尹庚主编的那套丛书叫“光与热丛书”，取鲁迅“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之意，计划有胡今虚《论鲁迅》、尹庚《鲁迅的故事》、易山《鲁迅旧诗新考》、莫洛《人民的旗》、应悱村《石下草》等十五种，但动力社被查，目前所见只出版王思翔（张禹）著《台湾二月革命记》、胡今虚编《论鲁迅》，其余都夭折了。
许定梅大概由此改名许史华了，并与尹庚等人商议重起炉灶，成立泥土社。但他已不便公开出面，因而请应悱村任发行人，尹庚任主编。但应悱村只是挂名的负责人。尹庚不久即离开上海到外地工作。胡今虚原来就在外地工作，参加过几次商议就不再来了。而当时张禹在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总部工作，每天上班之余便承担起编稿任务。许史华则是泥土社唯一的专职人员，既是老板又是员工，里里外外一把手。
从某种意义上说，泥土社的前身是动力社。
顺便说下，许史华、尹庚、应悱村都是浙江人，张禹、胡今虚是温州人。尹庚曾在温州工作，认识胡今虚，又与张禹一起在台湾共过事。而许史华又与尹庚要好。正是这种机缘，使得他们走到了一起。
二
泥土社租在上海溧阳路一一五六弄一一号办公，旧址至今尚存。我曾去找过两次。第一次去，颇费周折才从一位老者口中得知所在。第二次去补拍些照片，见弄口已标明一一五六弄，很容易发现。溧阳路是一条雅致的小马路，路边的法国梧桐郁郁葱葱，闹中取静。而所谓的一一五六弄是一爿旧式小洋楼，有十多幢一字排开，泥土社就在其中一幢的某个房间。现在看来，虽然楼道阴暗陈腐，门口小花园因无人打理也略显萧瑟，但依然可想象旧日闲适的气氛。动力社当初也设在离此不远的四川中路六五〇号二一六室。这一带现是上海有名的文化圈，多伦路、内山书店、鲁迅故居、鲁迅公园等只需步行十多分钟都可到。
泥土社的标志出自章西厓之手，一株幼苗，根须深扎在泥土中，两片小叶破土而出。土里嵌“泥土社”三字，是集鲁迅先生的墨迹。
尹庚、胡今虚、应悱村都曾与鲁迅先生有过交往，对鲁迅先生有深厚的感情。从取社名、选办公地点可见一斑。而且泥土社初期推出的也都是有关研究鲁迅先生的书籍，即动力社那套夭折的“光与热丛书”中部分选题，如尹庚《鲁迅的故事》、许杰《鲁迅小说讲话》等。这也成了泥土社的一个出版特色。许广平还亲自审阅该丛书中胡今虚的《鲁迅作品及其他》书稿，赞赏有加。是书出版后印了七版，可见受欢迎程度。许杰的《鲁迅小说讲话》也一再重版。另如耿庸《〈阿Q正传〉研究》、卫俊秀《〈野草〉探索》皆作者力作。
张禹曾写过一篇《忆“泥土社”》的文章，这是泥土社当事人的唯一记录，是研究泥土社的重要资料。
他说，泥土社开办之初只有许史华筹集来的一小笔资金，约有一千万元（一万元等于后来的人民币一元），好在“光与热丛书”的几部稿都是小册子，印刷成本低。而当时新书的销量大。再加上大家都不拿工资，连稿费也拿得少或不拿。所以，泥土社出版了几本新书后，渐渐积累了一些资金，业务也发展起来了。
一九五〇年九月，泥土社出版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做什么》。这是一部大部头苏联名著。张禹认为，此书的出版说明泥土社的力量有了增长，在上海滩初步立住了脚。当时的翻译稿，特别是苏联名著，非常抢手，各出版社使出百般竞争手段才有所得。但许史华很有能力，和一些翻译工作者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不时弄来译稿。后来，甚至像李青崖这样的名家也把《莫泊桑小说集》交由泥土社出版。这成就了泥土社另一个出版特色。
尹庚早年参加过“左联”，在文化界人脉很广。在他的引领下，许史华、张禹等人曾拜访过冯雪峰、叶籁士、唐弢、胡风等名家，组织高质量的稿件。胡风很支持泥土社事业。几个月后，就把《人寰二记》交给他们出版。不久，许史华又取来胡风旧译《美国鬼子在日本》。后来，胡风推荐路翎的剧作，并把《七月诗丛》交给泥土社重印发行。这套书是胡风文学艺术之路上的重要里程碑。在重印时，他对书版式和封面，都做了详尽的指示。此后，泥土社还重印了胡风的《文艺笔谈》《剑·文艺·人民》等六部文学评论集。一九五三年，许史华照胡风的意思把这六部书做了少量的精装本以赠朋友。是书黑布面金字，十分漂亮。乃至张禹后来回忆时仍十分感慨：“可惜我所得的一套早已失去，不知海内还有此珍本否。”
泥土社到底出版了多少种书，目前尚无准确统计。查国家图书馆，可检索到的有八十六种，上海图书馆则收藏了七十九种，实际数量应比这个数字要多。
三
泥土社因出版胡风著作而提高了知名度和影响力，但也因此遭了殃。一九五五年胡风被打成“反革命”后，泥土社被视为胡风集团的“黑据点”，胡风及胡风分子在泥土社出版的书即成了禁书。当年七月二十八日，中宣部发出了《关于胡风及胡风集团骨干分子的著作和翻译书籍的处理办法的通知》。在附录的书籍目录中，泥土社出版的就有二十多种，除胡风外，还有绿原、路翎、罗洛、张禹、耿庸、牛汉、化铁、贾植芳等人的著作。
吴奔星、卫俊秀等人因在泥土社出版过著作，也受到牵连。
为泥土社设计过标志和封面的章西厓，亦莫名入狱。
那段时间，胡今虚正有《鲁迅诗注》在泥土社排印，但泥土社被查封，别说著作出版无望，连稿件也散失了。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胡今虚收拾心情，重撰书稿出版。
从部队转业到内蒙古工作的尹庚，一夜之间遭到厄运，所有的文稿被抄走，公职被开除，妻子离他而去。他在巴盟林河城乡靠乞讨度日，在流浪中过了二十多年。一九七九年，尹庚平反昭雪，重获自由，被安排到内蒙古巴盟文联工作。后到北京治病。一九九七年三月二十一日，在贫苦病痛中辞世，享年八十九岁。
一九五四冬调往安徽工作的张禹，也被抓到上海受审查，幸而获“免予刑事处分”。反右开始后，被划为“右派”。一九五八年二月，被定为“反革命”再次被捕。服刑三年后，留队就业，被监督劳动，在安徽农村从事水利工程等重体力活。一九七五年才摘去了“反革命”帽子。四五年后，“右派”、“胡风分子”罪名相继被洗刷。此后一直在《清明》编辑部工作。退休后，他回到老家温州平阳生活。
而应悱村只在泥土社出版过《石下草》，似乎牵涉不深，但受冲击在所难免。一九五七年调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
最惨的是许史华。他到贾植芳处取稿，一进门就被扣住逮捕了。一关就是十一年。出狱后，才知他的妻子带着两个孩子已改嫁他人。许去找妻儿，被妻的后夫斥出。他竟心灰意冷，绝望地上吊自杀了。
四
如今，泥土社的当事人只张禹健在，其他人都已归道山了。
二〇〇八年三月，我与方绪晓一起到平阳鳌江拜访张禹。已八十六高龄的张禹独居在一幢普通的商品房里，女儿每天过来帮他打理生活。张禹身体尚健朗，能吸烟，还坚持读书、写作。二〇〇三年六月，中国致公出版社出版了他的随笔集《从心随笔》。二〇〇六年九月，与人合作编校的《王理孚集》列温州文献丛书出版。
谈起泥土社往事，张禹依旧记忆清晰。我带了几本泥土社出版的书，请他题词留念。
张禹在许杰《鲁迅小说讲话》上题：“许先生是前辈作家，抗日期间曾给我很多教诲。解放后在上海华师大任教，我常有机会向他请益。今已逝世多年，犹常在回忆中。”此书为一九五三年七月六版。书末有“五版后记”，附录了张禹《关于研究鲁迅先生小说的意见》。此书原题《鲁迅小说研究》，张禹在编辑时改动了两字。
又在《文艺的任务及其他》上题：“方韶毅先生从外地觅得旧书来平阳，见面后谈及往事，不胜感慨。五十余年前拙作，今日见之，自觉不堪卒读。聊表数语，以为纪念。”
我还想请他在胡风的几本书上题词。但他翻了翻书，笔迟迟未落，最后缓缓合上书，递还给了我。往事如烟，想来是勾起了老人的伤痛。
张禹对胡风是很尊重的。在《我与胡风》一文中，他曾谈到和胡风短短的交往过程中受益匪浅：“其一，我在解放前的十来年中虽曾胡乱写过一些东西，却从来没有机会系统地读书学习，对许多问题都一知半解、若暗若明；受到胡风和朋友们的启迪和鼓励，我着实下了一番工夫，读了不少书，并比较深入地思考了一些有关历史、社会、人生和文学艺术上的问题，虽不敢说有几多可称道的成果，但在我自己，却未曾虚度光阴，也颇有心得，因而留下了美好的记忆。其二，我在胡风身上看到了鲁迅所称许的‘鲠直’品格。这在当时是不合时宜的，并且已笼罩着一种愈来愈浓重的悲剧色彩；但因此就格外突出，使朋友们为之焦虑，又被强烈地感染和吸引。我得承认，不论在五十年代初还是后来的岁月中，我都没能学到他的这种崇高品格。不过，‘虽不能至，心向往焉’，它给我的影响要比他的理论更有力得多。”
张禹在此文中还说：“在短短几年中，泥土社出版了几百种书，绝大部分与胡风毫无相干。大量的书稿来自各地作家、翻译家，他们大都与我素昧平生，有的至今犹无一面之缘。其中有些作者与作品，显然与胡风南辕北辙，很难被胡风所赞赏，作者本人也不希冀受胡风赞赏的。但我认为，出版社应该是兼收并蓄，广泛吸收各家各派的观点和风格，只要能成一家之言，或可为读者提供某些有用的东西，就不妨出版，这对于作者、读者、出版社都有益处。”但后来，许多作者受到牵连，账都记在了胡风名下。
张禹说：“实际上却是我惹的事。”
其实，张禹无须抱愧。在荒谬的历史前面，个人始终是无力的。
五
目前，对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私营出版社的研究尚苍白乏力。因此，有关泥土社的来龙去脉，很多人还不了解。近见韦泱《人与书，渐已老》、张泽贤《民国出版标记大观》等新书对泥土社的描述均有诸多错误。主要有二：
一是与现代文学社团泥土社相混淆。据徐迺翔、张晨辉主编的《文学词典》，一九四七年二月，北平师范学院学生李象文、康宝玢、叶迈等在教授丁易、焦菊隐的支持下，成立了泥土文学社，叶迈为社长。他们中很多成员是中共地下党员、民盟盟员。一九四七年四月创办了《泥土》杂志。刊物出版后由于政治形势恶化，泥土社大部分成员奔赴解放区，或转移往其他城市，留下来的成员便与北大文学院的同学合作，吸收了朱谷怀、刘天文等参与编辑工作。朱谷怀和胡风的关系比较密切，故而，《泥土》便从第四期开始刊登路翎、牛汉、绿原、罗洛等人作品。正因为泥土社和七月派的这种关系，人们又往往把它认为是七月派的一个分支。一九四八年四月九日，北平发生“四九血案”，泥土社主要负责人岳海遭捕，泥土社社员多数被通缉。《泥土》在出版了第七期后被迫停刊，泥土社也停止了活动。但此泥土社与后来成立的出版机构泥土社完全是两回事，并无传承关系。若说有联系，只有两个泥土社都编辑出版过七月派诗人的作品。
二是泥土社的成立时间。张静庐辑注的《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丁编》（下）附录有一份“一九四九年全国公私营图书出版业调查录”，其中收录了泥土社的资料。有人据此认为泥土社成立于一九四八年或一九四九年。若此说成立，可能是许史华等人在动力社之后改组了泥土社。那么，张禹、贾植芳、梅志等人的回忆就不准确了。我以为这种推理是站不住脚的，调查录上一九四九年并非实指，而是指解放前后，那份调查录表明了解放前后全国公私营图书出版业的基本状况。
建国初期，对私人资本特殊照顾的政策是短暂的。随着一场场运动的到来，出版业和其他商业一样，逐步被统一收为国有。在新政权看来，这些出版社的“出版方向大多不明确，出版物多属粗制滥造，其中不少是投机出版社，亟需逐步分类整理，或予以取缔、或以联营方式建立有专业方向的联合出版社，以减少单位、避免重复。”上述《计划大纲》（草案）称，“平均每年整顿与取缔者为百分之二十，经整顿后的一部分（约二十家）由国家投资改组为公私合营，争取到一九五七年全国出版业基本上由国家掌握。”
事实上，私人出版社被整顿与取缔的进程比预计的要快。《上海出版志》记载：“上海市出版局在审批营业许可证的过程中，淘汰了一批不具备条件的出版社。到一九五三年底，私营书店从三百二十一家减少到二百五十二家；一九五四年初，尚有私营出版社八十家，其中十五家参加公私合营，三十一家的编辑出版业务人员由各国营和公私合营出版社聘用，二十三家被淘汰，其余十一家宗教出版业分别由各宗教团体管理。自此，上海基本上完成了对私营出版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业人员全部得到妥善安置，有条不紊地进行工作。”
泥土社即使没有卷入胡风事件，它的结局也是可想而知的。
附记
广东惠州刘惠女士读到二〇一〇年五月四日南方都市报《泥土社往事》后，打电话给我，才知道泥土文学社在胡风事件中也受到牵连。
刘惠女士是泥土文学社成员李象文、李惠芬夫妇的女儿。她说，“四九血案”发生后，她的父母到了冀东解放区，分别改名叶北岑、叶北流，所以她的小名叫叶叶。解放后，叶北岑、叶北流被分配到南方日报工作。胡风事件中，他们被隔离审查后，双双失踪，下落不明。年幼的刘惠被送到了孤儿院，她还有个弟弟也被送了人。
刘惠在二〇一〇年满五十七岁，已退休。电话中，我可以感受到她哽咽的语气。她说，如果父亲活着有八十多岁了。她希望从我这里得到一些线索，寻找到双亲下落。我查到，关于她父母的遭遇，泥土文学社成员叶遥在《我所记得的有关胡风冤案“第一批材料”及其他》曾提及。此文发表在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文艺报》，舒芜《回归五四》一书收为附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