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古开天辟地之谜
盘古开天辟地的故事，在我们国家是家喻户晓的，也屡见于史册。盘古故事虽兴于汉，盛于三国，而其思想源流却来自远古，可以说是远古的人们对自身的来源、生存、发展，乃至价值的一种索解。《艺文类聚》卷一引《三五历纪》中有一段话：
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后乃有三皇。数起于一，立于三，成于五，盛于七，处于九，故天去地九万里。
著名学者袁珂在《中国神话传记词典》中称上面一段文字“颇具哲理化意味”。不错的，其中的确含有诸多哲理化的意味。略加分析，至少可以得到三点启示：其一，这里讲到了天、地、人。作为开天辟地的人（盘古），它的存在是不能离开天与地的。“盘古生其中”、“盘古在其中”，显然，这里不只是一个方位的概念，而且还是一个包容的概念，就是说，这里承认了一个事实，人只能生存和生活于天地之间，离开了天地这一生存环境，人就失去了生存和生活的依据。其二，所谓“神于天，圣于地”，讲白了，就是得天之神韵，得地之灵气。“人”怎么从混沌走向清明，从根本上说就要从天地（大自然）中吸取养料，这话也是很富于哲理的。其三，与天地俱进的观念。在这段话中，表现得十分清楚的思想是，天是变的，地也是变的，人是随天地之变而变的。“一日九变”，这里说的变，就是发展，就是成长。
“我从哪里来？”盘古开天辟地的故事是在告诉人们，“人”从天地中来，就是说，人是大地之子，人是上天之子，“经万八千岁”——实际上是更久长，“人”渐渐地变而为真正的“人”。
比上面这段话更积极更有价值的是民间的传说。明代周游著的《开辟衍绎通俗志传》第一回这样写来：
（盘古氏）将身一伸，天即渐高，地便坠下。而天地更有相连者，左手执凿，右手持斧，或用斧劈，或以凿开。自是神力，久而天地乃开。二气升降，清者上为天，浊者下为地，自是而混茫开矣！
这里真正说到开天辟地了。自然给予盘古的那个天地原先并不是十分完满的，需要盘古去加以改造。盘古的“将身一伸”、“或用斧劈，或以凿开”，正是这种改造活动的具体表现。再说，这里说的改造活动也不是凭一时之勇，它要求盘古坚持不懈，久久为功，即所谓的“久而天地乃开”。正是这种改天换地、战天斗地的精神，使盘古在人们的心中的形象高大起来。一些专家指出，从一定意义上讲，“盘古代表着上古人群体的形象”，那是一点不错的，中国人津津乐道于盘古，自以为是盘古氏的后代，道理也正在于此。
更为有趣的是，盘古的形象是天人合一的。盘古生于天地间，一旦死去，又回归于大自然，化成为大自然中的一部分。《绎史》卷一引《五运历年纪》：
首生盘古，垂死化身，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理，肌肉为田土，发髭为星辰，皮毛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
这段描述应当说也是“颇具哲理化意味”的。盘古之生，乃“神于天，圣于地”，从天地中汲取精华，壮大和发展了自己，而一旦至死，又会全数回归于天与地，化成大自然间的风云，雷霆，日月，江河，地理，田土，草木，金石，珠玉，雨泽。这是最完整、最彻底的回报。这可能是远古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最朴素也最真切的理解了。
这些年来，对盘古形象的研究渐趋旺势，认识上也各不相同。
归结起来，一为“外来说”，二为“本土说”。
“外来说”认为，盘古形象来自境外。有些专家认为，印度古经典《黎俱吠陀》载，宇宙间万物都是“大人”创造，盘古氏实际上是从“印度大人”演变而来。还有专家说，盘古是巴比伦巴克族（Bak）之名的音译。而大多数专家则认为盘古是中华这块古土上土生土长的，是我们民族远祖的某种形象的活的描摹。
有专家指出，盘古大神从远古土地神“亳社”转化而来。“亳社”是山川万物的造物主，是无所不能的，盘古亦如此。“亳”转音为薄、蒲、蕃、潘，双音则为薄姑、蒲姑、蕃吾，又可转音为盘瓠、盘古。盘古既为土地神，那么，他能通于天人之间也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
另有专家指出，盘古即传说中的盘瓠。《搜神记》卷三：“昔高辛氏时，有房王作乱，忧国危亡，帝乃召募天下有得房氏首者，赐金千斤，分赏美女。群臣见房氏兵强马壮，难以获之。辛帝有犬字曰盘瓠，其毛五色，常随帝出入。其日忽失此犬，经三日以上，不知所在，帝甚怪之。其犬走投房王，房王见之大悦，谓左右曰：辛氏其丧乎！犬犹弃主投吾，吾必兴也。房氏乃大张宴会，为犬作乐，其夜房氏饮酒而卧，盘瓠咬王首而还……帝乃封盘瓠为会稽侯，食会稽郡一千户，其后子孙昌盛，号为犬戎之国。”《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所记也略同。当然，许多专家早已指出，文中所言“犬”并非真是一只狗，而是以“犬”为图腾的某一部落或部落联盟，他带领自己的部属，帮助高辛帝（即中原地带的部落联盟首领）平定了房王（另一部落联盟首领）的叛乱，于是受到高辛帝的褒奖，创建了后来的所谓“犬戎之国”。如果那样，盘古则是“南蛮”的祖先了，这也是合情合理的。
还有些专家以为，盘古实际上是龙文化的象征，是中远古文明的象征。《广博物志》卷九引《五运历年纪》云：“盘古之君，龙首蛇身，嘘为风雨，吹为雷电，开目为昼，闭目为夜。死后骨节为山林，体为江海，血为淮渎，毛发为草木。”如果这一记述无误，那么“龙首蛇身”的盘古无疑是中原远古祖先的化身了，从其呼风唤雨的本领来看，他是远古时代一个首领级的人物无疑了。
远古神话传说是对混沌时代的一种朦胧的追忆，它虽然有着太多夸大和扭曲的成份，但如果我们能用心吹去覆盖在远古史实上的厚厚沙土，那么，由此而追寻远古祖先的某些踪迹还是可能的。我们从盘古形象中，还是看到了我们远古祖先勤奋、勇敢、大度、洒脱的品性嘛，而这些正是盘古的子孙们所应该承继和发扬的。
巫山人元谋人之谜
巫山，横亘于四川、湖北两省的边境，北与大巴山相连，远远望去，活脱脱是一个大写的“巫”字，于是，人们就自然而然地称之为巫山了。长江在巫山间穿行，这就形成了举世闻名的长江三峡。
绚丽的长江三峡，不仅以其迷人的自然风光闻名于世界，而且以蕴藏着极其丰富的古代文化而震撼中外。
世界著名的东非大裂谷，谷底为河湖沉积发育，有着丰富的人类化石、文化遗存和哺乳动物的化石，是科学家们探寻人类起源奥秘的理想处所。无独有偶，长江三峡与东非大裂谷一样同属世界范围内造山运动活跃时期的产物。两地虽然地隔万里，但有着惊人相似的地形、地质、地貌结构。长江三峡地区海拔高度适中，气候温和宜人，雨量充沛，森林茂密，溶洞星罗棋布。这里，应该是古人类繁衍的理想处所。
世界各国的考古学家、人类学家，都先后云集于三峡，希望在这里有所发现，发现从猿走向人的踪迹。其中有英国的欧文，美国的古生物学家格兰，他们到三峡地区作了考察，并发表了作品，但没有发现中国最古人类的化石。幸运没有降临到这些国外的考古学家的头上。
幸运终于降临到了一支年轻的中国考古队的头上。经过苦心的开掘，上一个世纪的80年代，考古队员终于在三峡地区巫山县庙宇镇龙骨坡发现了距今204万年更新世早期的古人类化石，包括含有两颗臼齿的下颌骨一块，新生出的恒门齿一枚。
考古队员们欣喜异常，将这里发掘出来的古人类化石命名为巫山人。
现在，幸运的巫山人的后代可以对自己的远祖“巫山人”展开尽情的、天马行空式的想象了。
也许是在200多万年前气候发生突变的缘故吧，茂密的森林变得稀疏了，垂手可得的树头的果子不见了。一群原先在树头鲜蹦活跳的猴子面临着从未有过的生存的危机和死亡的恐惧。
怎么办？
也许，绝大多数的猴子为了保守“祖宗章法”而坚持在树头。结果，等待着它们的只能是一场悲剧。
也许，有少数的猴子试探性地跳下了树头，走向了空间更加广阔的草原。
正是由于这关键性的一步的迈出，现在被人们称为“巫山人”的那一群猴子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过去在树头生活，活动的方式当然是爬行和攀缘，到了草地上，为了观察和探视，必须直起身子行走；当年在树头植物的鲜果垂手可得，而现在必须利用工具去追杀比自己弱小的生灵，或者想方设法去采撷果实；过去常年寄居于树头，过着“有窠氏”式的生活，现在必须利用三峡地区星罗棋布的溶洞，过洞天福地的新生活……
事实证明，这一切真的发生了。
在“巫山人”当年居住过的溶洞中，我们发现了他们尸骨的化石，同时，也发现了足以证明他们已经由猿变成人的粗糙的打制石器，发现了他们食用过的、后来基本消亡了的116种哺乳动物尸骨的化石。
或许是同时，或许是稍后，迈出这样关键一步的还有远在云南省北部云南盆地的“元谋人”。这是滇中高原上一个最低的盆地，海拔在1100米上下。上个世纪的60年代，中国地质科学院的几位地质工作者，在元谋县城东的上那蚌村附近的一个山麓小丘上发现了两颗化石积度很深的人的门齿化石。这是同一个成年男性个体的牙齿，一为左上内侧门齿，一为右上内侧门齿。经鉴定，这是生活在170万年前的“元谋人”的牙齿。这就告诉我们，170万年前，这里的猿群中的一部分也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走上了“人化”之路。
科学证明，“元谋人”是从纤细型的南方古猿演变而来的。由于自然界的剧烈的变故，他们艰难地从树居生活转向了地面生活。他们既要顺应自然，还得利用自然界的物体，如树枝或石块作“工具”，以获取必要的生活资料。工具渐渐成了他们不可缺少的生存手段。在出土元谋人牙齿的同一地层中，考古工作者找到了打制的粗糙而简单的石器工具。《中国百年考古大发现》一书的编者胡尔克说得巫山猿人化石发现地点元谋猿人化石地点发掘现场好：“认识了某些工具的性能，进而有意识地选择有利于达到自己目的的自然工具，这就已由猿的范畴进入了人的时代了。制造工具是区别人和猿的根本标志。只要能利用一块石头把另一块石头打制成工具，不管这工具多么原始、简单，它就标志着由猿进入了人类的时代。”
同样的进程在其他一些地方也在进行着。2002年5月，在南京召开的有中外百位著名人类学家参加的双沟国际科学考察年会上，中科院向新闻界通报说，李传夔教授在双沟松林村村东南处化石地点发现一件至今在亚洲时代最早的长臂猿化石，上面仅保留三颗臼齿，其性状完全不同于非洲、欧洲和亚洲其他地区发现的长臂猿。这种长臂猿是后来的“双沟人”的远古祖先，生活在距今1000多万年前。在双沟，后来又发现了江苏境内最早的双沟下草湾古人类化石，与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十分相近。专家们结合新近在双沟发现的古动物群化石作出惊人的新推测：双沟发现的长臂猿与北京猿人之间有着某种亲缘关系，而双沟下草湾人又是北京猿人的后裔。也许是历史的某种机缘，双沟长臂猿的后代子孙到北方兜了一圈以后，重又回到了地处江苏双沟的老家来了。考古证明，双沟地区在历史上也发生了从森林环境向草原环境的转化，双沟人顺应了这种转化。由此，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江苏双沟是人类起源中心之一，一部分猿类（可能是双沟醉猿、江淮宽齿猿和人猿超科未定种中的一种）在这里完成了“从猿到人”的伟大转化。
一切的一切都在证明着，人类起源的中心是多元的，中华古土本身就是人类的发祥地之一。
“北京人”用火之谜
“北京人”的发现，真正可以称得上是世纪大发现。
1929年，时年25岁的中国古人类学家裴文中主持起了北京房山县周口店的考古发掘工作。在发掘中，他惊喜地得到了一个完整的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一下震惊了全世界。要知道，在当时，全世界所有旧石器时代的人类遗骨，只有“爪哇人”、“尼安德特人”和“海德堡人”。
1936年，北京周口店地区的发掘达到了高潮。中国另一位著名古人类学家贾兰坡主持的发掘活动，接连发现三个较完整的人类头盖骨化石，又一次使世界为之震惊和激动。
从地下发掘出的石器及动物化石可以推知，“北京人”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当时的周口店一带草木繁盛，有着大量的湖泊和沼泽。在湖泊和草原上，生活着种类繁多的动物和植物。我们的“北京人”经常靠捕猎水牛、羚羊等动物为生，偶尔也能捕猎到剑齿虎和其他大型动物。除此之外，许多植物的根茎及果子也是他们的食物来源。
如果将“北京人”的遗骨加以复原，他们的相貌大致是这样的：前额平低，眼眶上缘有两个互相连接的粗大眉骨，像屋檐一样遮盖着眼睛。脑壳很厚，大约比现代人厚一倍。脑容量平均为1000多毫升。他们的肢骨已具有现代人的形状了，在使用上臂时几乎和现代人一样运用自如。他们的下肢虽然还有些屈膝，但已经能直立行走了，甚至可以快速地奔跑。
那么，“北京人”是怎样生活的呢？尤其要紧的是，他们能不能使用火呢？
原始人捕猎
为了解开这个谜，科学家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在采集“北京人”用火遗迹过程中，人们原始人用火看到了厚达几十厘米到几米的灰烬层，看到了烧过的朴树子、木炭、烧石、被烤的石器，看到了烧过的鹿角及其他各种动物骨骼。朴树子被烧后呈灰白色；烧石和被烤的石器上布满龟裂纹和斑驳的痕迹；烧过的鹿角有裂纹；烧骨数量最多，除与烧过的鹿角一样有多种色泽外，还有发出蓝色和蓝绿色的。通过这些，我们大致作出这样的结论：
第一，“北京人”估计还没有能力摩擦生火，但他们懂得引进自然火种。引进自然火种所用的燃料有：大量的草本植物，此外还使用树枝作柴，带有油脂的兽骨也常用来作为燃料。
第二，“北京人”不仅懂得引进自然火，还懂得控制火、保存火。“北京人”居处的灰烬不断增加，在第四层灰烬厚度达到4米，这已经足以说明他们能够控制和保存火了。
第三，“北京人”使用火的一大成果是熟食。大量朴树子的发现，本身就证明他们在烤食植物种子。被烤黑了的各种动物骨骼更是证明他们将肉食品也烤熟了才吃的。当然，火除用以熟食外，还可用以御寒、照明，洞口点上火，还可用以防御野兽侵袭。
“北京人”用火的被证实，一下把人类用火的历史提前了几十万年。
可是，在种种证据前，还是有人提出异议。有人从洞穴的一个角落里采集到少量样品，说明这仅仅是自然火，不是保管和使用的火。
为了证实北京猿人的确会使用火，从2001年10月开始，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沈承德等人另辟蹊径，利用地球化学方法——元素碳进行使用火的研究。火燃烧后都会留下某些“蛛丝马迹”，除了常见的碳屑外，还有碳丝、微晶石墨和炭黑等，这些都属于游离碳，肉眼一般看不见，通常被人统称为“元素碳”，元素碳极易和其他颗粒物相互吸附在一起。沈承德认为，“元素碳可以作为一种示踪剂，来显示北京猿人究竟是否用过火”。
研究的结果显示：所鉴定的大部分土样和动物骨头的碳含量都比较高，比天然火燃烧要高出一到数个数量级。沈承德长期在瑞士进行古人类学术研究，看到实验显示后说：“这么高的浓度，只可能是就地产生，很可能就是‘北京人’用火后留下的。”
中国科学院院士刘东生对这一研究方法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指出：“对于周口店猿人地点用火遗迹的研究，元素碳可能是一种最为有效的方法。”
恩格斯认为，人类学会使用火，是比蒸汽机的发明更伟大的事件。这样看来，“北京人”仅此一项，其对人类的贡献就非同一般了。
“北京人”神秘失踪之谜
从1918年3月瑞典著名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安特生骑着毛驴第一次到周口店进行考古，到1937年7月因日本发动侵华战争而周口店被迫停止考古发掘，其间经历了20个年头。在这20个年头中，周口店向世界提供了最为丰富且有一定系列的实物资料，其中包括具有极大价值的“北京人”头骨化石。
停止发掘以后，考古学家们集中精力着手对文物进行修理和研究。当时，大宗的重要资料都存放在美国人主持的协和医院内，暂时没有受到日本人的滋扰。
到了1941年，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了关键的阶段，由北京人头盖骨，1966年周口店出土于利益上的冲突，日美关系也紧张了起来。协和医院对中国考古研究者们提供的保护到底能维持多久，也成了问题。而一旦日美发生冲突，势必会殃及周口店考古20年来所获的宝贵资料。
中国的考古学家贾兰坡在日益紧张起来的气氛中想到了自己应该为保护这些科学财富尽些义务。他首先考虑到的是如何不使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的平面图和剖面图失落。他完全清楚，这些图如果失落，过去所有发掘出来的标本将会失去层位依据而造成混乱，后果不堪设想。贾兰坡使用细软的薄纸，将原图缩小复制，当作“手纸”携带回家。干了两个多月，终于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盗”完了这些珍贵的图纸。
形势还在恶化。
为了保证这些珍贵文物不受损坏，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同北京协和医院行政委员会负责人开始商谈妥善处理办法。最后决定由中国新生代研究室主任裴文中负责对文物进行装箱，然后移交北京协和医院总务长博文，由他送往美国驻华使馆，然后启程运往美国。
装箱很仔细，化石均经多层包裹，以防颠簸损坏。在化石盛装盒外面注明了化石名称及所属部位。所有化石（包括极为珍贵的5个“北京人”头骨）共装了一大一小两个木箱，装好封闭后，被送往博文的办公室。装箱时还开列了详细的清单，贾兰坡手上留有一份副本。
清单上的化石几乎包括周口店发掘的全部精华，其中包括5个北京猿人头骨化石和“山顶洞人”的全部资料，还有北京猿人下颌骨13件。
可是，这一切都在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暗暗监控之下。
1941年12月5日，装有“北京人”化石的专用列车启程，驰往秦皇岛，打算在那里送上一艘美国定期航轮——哈里逊号。
第三天，日本舰队偷袭了美国军港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对日宣战。
日本迅速占领了美国在华设立的各种机构，协和医院也未能幸免，连那列载有“北京人”的化石列车，也在秦皇岛被日军截获。“北京人”化石在战乱中悄然出世不久，竟又在硝烟弥漫的年代里神秘失踪了。
“北京人”化石失踪的消息传出后，不仅中国学界和民众为之震惊，世人也为之瞩目。许多国家的人士竞相搜寻有关“北京人”化石的消息和传言也时时见诸报端，但大多荒诞不经。在进行搜寻的国家中，日本显得特别的起劲，日本军人、学者、特务都参与其间。
此后，对“北京人”化石的寻找工作始终没有停止过，世界各国报刊时有报道，也时有传言蜂起，过后又一一被否定。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寻找“北京人”化石的热潮才渐渐平息下去。但有关种种猜测和传闻，仍久盛不衰，至今引起人们浓厚的兴趣。
远古人类食人之谜
1931年，北京周口店的发掘热火朝天，令人鼓舞。在不太长的时间里，接连发现了三个较为完整的头盖骨化石。亲自参与其事的美国人类学家魏敦瑞在经过初步研究后，写下了这样的报告：
此三头骨，均为成年的，保存都很完好，前两个，一个较大，一个略小，大的属于男性，小的属于女性。头盖部分，虽然完整，但颅底部不齐全。
看来犹如闲笔，将头骨的“颅底部不齐全”一语轻轻带出。此时，恐怕魏敦瑞对此种现象还未形成概念。
1933年，周口店山顶洞的发掘取得巨大成功，获取了三个保存完整的头骨和一个头盖骨。美国人类学家魏敦瑞同样参与其事。他详细端详着这些头骨和头盖骨，目光集中在头骨上的凹坑、破裂或穿孔的痕迹上。他当时虽然没说什么，但看得出他在认真思考。
不少专家都注意到了这一点，但结论显得有点轻描淡写：中国猿人居住的洞穴是十分简陋的，时时有石块从顶部落下，击在北京人和山顶洞人的头骨上就必然会形成碎裂现象。
但是，这种说法不能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猿人头骨上的裂痕都是呈圆尖状的呢？难道塌落下来的石块都是磨尖过的？
直到上个世纪40年代，魏敦瑞才对此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他发表了《中国猿人是否同类残食》一文，后又出版了《中国猿人头骨》一书。在这些论著中，他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在中国猿人阶段，存在着食人之风。他把“人吃人”这种在现代人看来极为残忍、野蛮的现象，无情而历史地推到了人们的面前。
魏敦瑞的理由是：第一，按正常情况，猿人的肢骨、躯干骨的数量都要比头骨多，可北京猿人却相反，代表40多个个体的北京猿人的肢骨只有上臂骨3件、锁骨1件、大腿骨7件、小腿骨1件，而头盖骨有14件，面部骨有6件，下颌骨有15件，牙齿有166枚。第二，2万多平方米的遗址中，许多地点不见人的化石，而只有古脊椎动物的化石与石器，它们很少共存。那里的人哪里去了？除了被同类食掉很难作其他解释。第三，北京猿人和山顶洞人头盖骨上有人为地被器物敲打过的痕迹，有凹陷和压碎现象。
我国的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在以后的研究中证实了魏敦瑞的论断，证明了同类相食的现象不只是存在的，在当时条件下甚至是合理的和必然的。当时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为了求得“种”的生存，猿人不可避免地要食掉同种中的一部分（主要指老者、“山顶洞人”头骨，最左边的头骨有明显被钝器击伤的痕迹弱者、病者、异部族者）。似乎古猿人已经意识到后脑勺较身体的其他部位更脆弱，也更易置人于死地，于是，他们就用打磨过的锋利的石器作为武器，先将对方击倒、击晕以致击死，然后先吸干脑浆，再慢慢地割下其他部位的肉吃，一些脆而软的骨片也被食者吞噬了。
这就是原始人的“人吃人”现象。
在辽宁西沙锅屯洞穴遗址中，发现有40多个个体的头骨、躯干骨，其骨头零散，脚骨且有裂痕。很显然，也可作“人吃人”的一种例证。
在广西桂林甑皮岩古人类居住的洞穴中，曾出土了人类头骨化石14个，其中至少有4个头骨化石有人为打击的痕迹。专家考证后一致认为，这种头骨化石裂痕系用某种尖状器具猛力打击而成，这也是早期人类食人风俗的一个铁证。
就世界民族志材料来看，食人是一种历史上人类进化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它曾广泛地存在于亚洲、非洲和欧洲广大地区。作为一种历史的惯性，它至少延伸了几十万年。直到人类已经有了比较多的肉食和素食食品的新石器时代，这种风气还存在着。著名的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在《人类在自然界中的地位》这部著名作品中写道：“在非洲刚果的北部，过去住着一个安济奎的民族，这个民族非常残酷，不论朋友、亲属，都要吃的……他们的肉店里充满着人肉，以代替牛肉和羊肉，他们把在战争中捉到的敌人拿来充饥，又把卖不出价钱的奴隶养肥了，宰杀后果腹。”赫胥黎讲的“过去”如果是原始社会时期，那讲他们“残酷”是不妥的，因为在原始社会，食物短缺，为了群体的生存，将敌人杀掉吃了，甚至将自己氏族中的老者、弱者、病者杀了吃掉，也算不了什么残酷的。道德具有一定的历史性，在那个时代，“人吃人”不属于不道德的范畴。
中华文明源流之谜
的确，所谓自古以来的“大一统”，只是我们民族的一个美丽的梦，而编织这一梦境的始作俑者则是被尊为中华史学之父的司马迁。
子承父志，司马迁要编一部中华民族的进化史，可是，首先使他苦恼的是“太古”时代史料的缺乏、紊乱。杨朱认为：“太古之事灭矣，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觉若梦，三五之争或隐或显，亿不识一。”他一连用了“若存若亡”、“若觉若梦”、“或隐或显”三个不肯定形容词，目的无非是要把“太古”历史时期从历史序列中抹去。这是一种对民族的始祖抱虚无、迷惘、玩忽的消极态度。这时，司马迁站出来了，他是有责任心的，他要从无头绪中理出头绪来。
司马迁跑了许多地方，“西至空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江，南浮江淮”，但还是不行。三皇五帝的传说纷纭得很，也讲不清。经过几度反复，他决定一笔把“三皇”抹掉，独独突出“五帝”，而“五帝”中的第一帝就是黄帝。黄帝打败了炎帝，擒杀了蚩尤，“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黄帝为五帝中第一帝，后四帝是“黄帝二十五子”中的某子某孙某玄孙。五帝之后的虞、夏、商、周，也都是黄帝子孙，这样一来，大一统不就顺理成章了吗？
人们一直相信司马迁为当时人和世代子孙编织的这样一个美丽的梦。
可是，这样一个美丽的梦，在20世纪以来的百年考古面前显得不怎么站得住脚了。
就拿旧石器时代的文化来说，它像满天星斗，撒落在祖国的大地上。元谋猿人、蓝田人、北京人、和县人、郧县人、郧西人，这些直立人分别在不同的方位、不同的地域、按照不同的轨迹发展着，说是某种文化之源，可能他们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源。西侯度人生活在山西省南部芮城县西北隅的中条山阳坡，他们生活在距今180万年前。他们来自何处？可能就来自当地的一种类人猿。元谋人生活在云南北部元谋盆地东缘，生存年代距今约为170万年。他们的生命之源何在？可能就是当地一种纤细型南方古猿演变而来的。山西的西侯度人，与云南的元谋人相差约10万年，他们之间很难说有什么传承关系。还有更古一点的巫山人，也不见得与元谋人、西侯度人有什么源流上的纠葛。这样看来，在几百万年前，中华古土上的人就表现出多源态势。
后来进入智人阶段，有马坦人、大荔人、长阳人、许家窑人、丁村人，有柳江人、资阳人、山顶洞人、河套人。他们之间有的有些许的传承关系，但更多的是各为源头，独立发展的。
大约在公元前1万年，人类进入了地质上的全新世时期，地球上的最后一次冰期结束了。人类拿起了新石器，过起了定居生活，向社会更高的文明度迅进。
从河南许昌的灵井文化遗址，到陕西大荔的沙苑遗址，到山西北部怀仁县的鹅毛口文化遗址，到山东滕县的北辛文化遗址，到河北武安县的磁山文化遗址，到黄河南岸的裴李岗文化遗址，到渭河流域的老官台文化遗址，到浙江余姚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到位于杭嘉湖平原的桐乡罗家角文化遗址，到西安半坡文化遗址，到东北兴隆洼文化遗址，到甘肃临洮的马家窑遗址文化，到广东曲江县石峡文化遗址，到福建闽侯县昙石山文化遗址，到西藏东部昌都县的卡若文化遗址，它们之间有的有着某种文化传承关系，有的则自有源头。自古并非大一统这一事实，现在已经是昭然若揭了。
辽西的红山文化是令人震惊的。在辽宁喀左县东嘴红山文化遗址连续发现的距今五六千年的祭坛遗址，牛河梁女神庙和积石冢的发现，“金字塔”式大型文化建筑遗址的发现，都令人不得不承认它是中国文明的一个重要起源地。另外，良渚文化的发现，尤其是瑶山良渚文化祭坛、反山大墓、汇观山大墓的面世，彻底打破了文明起源认识上的传统格局。三星堆古遗址的发掘更令世人震惊，其中有着无数的国宝。其中有被称为世界铜像之王的青铜大立人像。青铜大立人像通高2.62米，头戴回纹筒冠，身着右衽龙袍，两手虚握，夸张为环状，站立于神坛之上，历数千年而栩栩如生。让世人除对当时青铜铸造工艺水平惊讶万分外，还对其独特的美学表达能力叹为观止。其他如青铜神树、钝金权杖、玉边璋、玉牙璋等，都堪称世界一绝。环视祖国大地，东、南、西、北的文化，在跨入文明门槛之时，就丝毫不逊色于中原文化。中华文明的多源，可以说是已经成为定论。
当然也有专家认为，“多源”与“一元”是不矛盾的。在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初这段时间，黄河流域拥有了比其他地区更优越的自然环境。气候温和，降水量相当于现今的长江流域，黄土高原土壤疏松，水土无流失，这样，生产力就跑到了其他地区前面，文明程度也高些。其他地区的文化为华夏地区的文化所影响、改铸、吸纳，渐渐地形成了起于多源而以华夏文化为中心的“一元”文化。
我国农业起源之谜
关于农业的发明权问题，是古来人们最感兴趣的。中国古代典籍中，有许多关于农业起源的传说。有的说是神农氏发明了农业，有的说是烈山氏（亦称厉山氏）发明了农业，还有人说是炎帝之子名“柱”的那个人发明了农业，周人则相信是他们的祖先弃发明了农业，《史记·五帝本纪》则说黄帝“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从而发明了农业。讲法虽然很不相同，但都承认中国人民自己的祖先发明了农业。
在诸多神话传说中，神农氏发明农业的传说故事最有意思，也最能让人信服。
关于神农氏的传说故事很多。清马马肃《绎史》卷四引《周书）云：“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遂耕而种之，作陶冶斧斤，为耒耜锄耨，以垦草莽。然后五谷兴助，百果藏实。”晋王嘉《拾遗记》卷一云：“炎帝（神农）时有丹雀衔九穗禾，其坠地者，帝乃拾之，以植于田，食者老而不死。”《汉唐地理书钞》辑《盛弘之荆州记》：“神农生于随县北界厉乡村，内周围一顷二十亩，地中有九井。相传神农既育，九井自穿，汲一井则众井皆动。”
神农为了发明农业，吃尽了千辛万苦。《淮南子·修务训》云：“神农尝百草之滋味，一日而遇七十毒。”晋干宝《搜神记》卷一云：“神农以赭鞭鞭百草，尽知其平毒寒温之性，臭味所主，以播百谷。”《述异记》卷下谓：“太原神釜冈中，有神农尝药之鼎存焉。成阳山中，有神农鞭药处。”《世本》云：“神农人身牛首。”
应该说，史籍提供的关于神农氏发明农业的种种资料是十分珍贵的，神话故事中的一些说法和一些情节，又刚好与考古发掘相契合。
第一，寻找种植植物的种子。
神话故事提供了三种可能性。一是“天雨粟”说，上帝从天下起粟雨来，神农“遂耕而种之”，于是以粟为种植的主粮。二是“丹雀衔九穗禾”说，此丹雀看来是一只神雀，它衔来了良种“九穗禾”，于是，“帝乃拾之，以植于地”。三是“尝百草”说，在神农发明种植前，所有植物都属于“百草”之范畴，神农通过“尝百草”，选出了良种，“耕而种之”。
三种说法中，以前两种为虚妄，多神话色彩，与实际难符，而第三种说法是实事求是，也是与历史事实相符的。在没有发明农业之前，什么可食，什么不可食，什么可种，什么不可种，不太清楚，要研究，要尝味，要选择，看来，人类最后选定的一些农作物，是长期实验的结果。
黄土地区土壤持水和保肥能力都比较低，但有较好的毛细作用。这两个条件制约了农业起源过程中选择驯化作物品种的方向。中原地区的原始人看到大量野生狗尾草的祖本，将其采集、选择，一步步培育成自己的主粮粟子。这一点已被考古发掘所证明，半坡的出土物中就有大量的粟子，显然是刚从野生狗尾草驯化过来的。
南方地区土地肥沃，雨水充沛。南部的神农氏们就采集当时也许遍野都是的野生水稻祖本，进行驯化培植，使之成为南方人的主食。湖南澧县梦溪乡八十当远古文化遗址发现的两粒半古稻，属于1.4万年前的物品，这正是处于野生水稻祖本和现代水稻之间的正在驯化的水稻。事实证明，这种选择是明智而有生命力的。
第二，“耕而种之”。
种植植物意味着对植物进行管理、看护、培育。关于神农氏的传说中，说神农有田一顷二十亩，内穿凿井九口，用以灌溉和护理。当然还会有其他的一些看护和管理手段，只是没有写出来罢了。
原始人对驯化中的植物的看护，可以参照一些少数民族的方法。鸟兽的侵害是原始农业的大敌。有些少数民族地区用篱笆把植物区围起来，或派人看守。广西十万大山地区的瑶族农民在地上插一根竹竿，上头挂有穿孔的竹筒，微风吹来，呱呱作响，禽兽听而生畏，就不敢前来吃庄稼了。这些方法原始人应该都用过。至于凿井灌田，更是重要的植物驯化护理的方法。
第三，农业工具的发明和改进。
神农“作陶冶斧斤”。陶冶，指陶器，制陶技术，它是与农业、定居同步的。粘在陶片上的稻壳可以说制陶技术的发明，是人类进入文明时期彭头山遗址灶坑的一个重要标志。凡新石器文化遗址中，都有制器工场和陶器。
至于“斧斤”，那应该是最原始也是最重要的一种农业工具。《诗·齐风·南山》：“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析薪，可以指把荒野中的树木砍伐掉，也可以指把树木分解开来作柴使用，都离不开斧。而这斧，正是神农氏发明的。
这一点已在原始人居住的遗址中得到了证明。在当时条件下，离开了斧要砍伐树木简直是不可能的。在裴李岗和仰韶文化遗址中，都发现了许多的石斧，一般都取材于砾石，比较厚重，呈梯形和长方形，两面磨刃。除少数直接操作外，多数装有木柄。普列汉诺夫认为：“石斧最初是没有斧柄的。史前考古学得确凿地证明，斧柄对原始人来说是一个相当复杂而又困难的发明。”我国的先民到仰韶文化期已经攻克了这一“相当复杂而又困难的发明”，这在世界上无疑是先进的。
神农“为耒耜锄耨”。除对驯化植物进行护理外，土地的耕作是最为重要的，于是神农氏在实践中发明了“耒耜锄耨”，使土地能为植物提供更多的养料和生长条件。
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密县峨沟北岗遗址、河北武安磁山遗址都距今八九千年，当时耜耕技术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在火耕时期，盛行用一种尖棒播种，在此基础上，经过不断改进，发明了耒耜。耒有单齿和双齿之分，耜与耒相似，只是耜冠是板状的。在浙江余姚河姆波还发现过木铲，发现了大量骨耜，石耜就更多了。耒耜的发明和改进，大大提高了农业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在裴李岗和磁山等遗址已经出土了精致的石镰，呈拱背长条状，通体都磨光，刀刃部有细小的锯齿，柄部较宽，且往上翘，下部有供拴绳用的缺口，说明石镰安有木柄。这一发现说明镰刀使用的历史十分古老。还有一些地方发现有蚌刀作随葬品的，可见镰刀不只有石制的，还有蚌制的。
我国是古老的农业大国。无论是神话传说，文字典章，还是地下发掘，都证明我国早在八九千年前就进入了农业社会，至于作为农业发明者的神农氏，恐怕不会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
骨器时代之谜
“河姆渡遗址”的发掘给人带来太多的惊异，惊异之一就是在遗址中发掘出了达万件动物遗骸，如此丰富的骨料为河姆渡人制作骨器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河姆渡人是聪明和智慧的，他们把动物骨骼中的骨、角、齿及其他部位，加以简单的锉磨加工，制成种种骨器。大型动物的肩胛骨本身就像一把铲子，只需在骨臼部位略作加工，便成为一把十分合用的骨耜。鹿类是河姆渡人主要的捕获动物，质地坚硬的鹿角可成为加工成骨器的最好材料。截取粗大结实的分叉部位，略作加工，即使一把上佳的器柄。截取鹿角之尖端，只要稍加锉磨便是一件很好的角锥和角凿。若再把中部磨出倒钩，后端钻上一孔，则成一把极好的梭形器了。河姆渡人把鹿角的每一个部位都利用起来。
王因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遗存数量极其惊人，在文化层与灰坑中出土的动物骨骼、蚌壳达到万余件，用动物的骨、角、蚌做成的工具和装饰品达到千件以上。可见，当时的先民们对骨器是如此的重视。
问题在于，为什么先民们对骨器表现出了比石器更大的兴趣呢？
首先，不少动物的骨骼的硬度比石头的硬度大。新石器时代的骨箭镞如硬度极高的圆锥形鹿角不只可以作为一般的工具使用，甚至还可以用它来开凿石料，制作石器。
其次，动物骨骼的品种多，不像石料那样的单一。从王因遗址的发掘看，被这里的原始人用来制作骨器的动物骨骼分属于哺乳类、鸟类、爬行类、鱼类、贝类，具体的品种多达42种。从河姆渡遗址的发掘看，小到青鱼的肋骨，大到象牙、鲸鱼骨，都被充分地利用起来了。总之，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水中游的各类动物的骨骼，都可利用起来制成用途各殊的骨器。
再次，自然造型好，加工方便简单。每一种动物的支架由几十种甚至几百种骨片组成。这些骨片的形态是各异的，正好可为人类利用来制作各种工具和生活器具。比如，哺乳动物的牙齿，是其骨骼体系中最坚硬的一部分，外部包裹的那一层牙釉质硬度比钢铁还大，仅次于金刚石。哺乳动物的门齿，如一把铲子，两旁的犬齿，像尖刀一样，后面的臼齿，像副磨盘。先民可以利用动物牙齿制成各种凿、挖工具。有些动物骨骼的形状，装配上木质的柄，便可使用了。
人类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捕获动物品类和数量达到一定程度，就会自然而然地把兴趣转向骨器。
一些专家认为，骨器用之于生产，这是骨器时代到来的根本标志。在河姆渡遗址的发掘中，原始先民把大、中型动物的前肢的尺骨，做成有巨大冲力的骨凿，这在生产中，尤其在原始农业生产中作用是很大的。大型动物长而且宽扁的肋骨，表面光滑平整，可做成骨刀和骨锯，在生产中可作砍伐树木用。更为重要的是，骨器直接使用于农业。在我们称之为江南文明祖地的“跨湖桥文化遗址”，发现了不少作为挖土工具的骨耜，其挖土之深，效率之高，都远在石耜之上，在河姆渡大量的骨器中，以骨耜为最多。特别引起人们注目的是，在河姆渡还发现了骨梭，可见骨器还用之于纺纱织布呢！
先民还将骨料做成种种生活用品。从河姆渡，从大汶口，从跨湖桥，还有其他一些遗址发现的精巧的骨针，是任何石料磨制不出来的。河南贾湖遗址出土距今7000年前的“骨笛”河姆渡的骨针选用长条骨料制成，先在两面琢刻，钻出针眼，然后再磨出细长的针身，花的气力是很大的，但十分精巧，跨湖桥人用的一枚骨针，最大直径为2毫米，针孔直径小于1毫米。也是采用双面钻孔技术，但在技巧上比河姆渡更上了一层楼。发现的骨笄，可用于束发，比起石制品来自是另一番风景。骨匙，骨匕，都可用于餐中，尤其是骨匕对肉类食品的切割，作用是不可小觑的。
先民们还将骨精制成艺术品。河姆渡人对象牙坚硬细腻的质地有了相当的认识，他们细心地把象牙剖成片状加工，制成蝶形器、鸟型牙匕或小盅，并在器物上雕刻“双鸟朝阳”、“蚕纹”等精美图案。在河姆渡，还发现了三孔或单孔的骨哨，说明悠扬的乐声早在七八千年前就在这里的上空回荡。
上面这些，都在证明中国历史上曾经存在过一个骨器时代。但是，也有一些专家不这样认为。他们说，骨器在历史发展中曾经发挥过不小作用，但与石器比，作用显然还要小得多，因此还称不上是一个时代。再说，在先民遗址发掘中，像河姆渡、王因这样骨器集中的地方有，但不太多，大部分遗址仍然是以石器为主，因此还是统称为石器时代好。这当然还是个未解开的谜，有待于科学家们进一步研究，然后才能得出大家都能认同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