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多芬这时也意识到自身内在生长力的重要性，一次他在李希诺夫斯基的屋里，曾经对一个年老的陌生者说，自己希望有一个永久性的出版商，给他规定的收入，“那么我就可以随心所欲地作曲了。”在那个时代，歌德和亨代尔都曾经有过这样的安排。
那个年老者握住了贝多芬坚定而愉快的手说：“我亲爱的年轻人，你不能为之诉苦，你既非歌德，又非亨代尔，也不要妄想成为二者之一，因为如此伟大的人物是不会再产生的了。”
贝多芬听了后变得严肃、高傲而沉默，过后，李希诺夫斯基常会安慰他，解释给他听：“往往有些人只知目前，而未能卜及远大的将来。”
贝多芬说：“他们不相信我，不信任我就因为我没有成名，现在也没有什么话可说。”
贝多芬说得这样自负，这就是他单纯的真诚，他深信伟大的音乐已离他不远了，有了这种机智的感觉，他终于崛起了，这与老人的预言恰恰相反。
这种力量的感觉一日又一日地成为真实，声调已能够控制、排列和配合起来，事实的确证明了他在音乐领域里随心所欲地施展；他在曲调的宇宙里自由地飞翔，不尽的感觉如潮喷涌而来……
贝多芬对音乐中心思想越来越明晰，这就更坚定了自己的信念，没有疑惑的阴影，没有痛苦包含在内，他是一个做梦者，但是却能将梦变为事实。
虽然贝多芬具备了一切作为艺术家的条件，但当遇到了日常生活中的细小事件时，却常常会感到手足无措地应付不来。他不能像我们一样地应付现实，他觉得人的世界要比音符的世界混乱得多，因为他没有一般人在各种小事中学得的那种了解和耐心，所以他常常变得好像有些恶狠狠的样子。
18世纪末叶的欧洲形成一种音乐热，尤其是上流社会的客厅里，音乐表演成了高尚时髦的雅事。“音乐之都”维也纳则较其他地方更甚，许多贵族之家都聘请音乐家，像莫扎特、海顿都当过这些贵族的门下客。贵族崇尚他们的音乐，以结识他们为荣，但终究他们还是贵族用钱雇用的侍从者。
当时维也纳技艺高超的演奏家能得到很高的收入，有些善于钻营的还可能成为社交界的知名人士。也有些专门讨好贵族、富家子弟的音乐家，他们不学无术只为混碗饭吃，可惜的是有些很有才华的艺术家，也在温柔的沙龙里沉沦下去。
贝多芬自从展示才华以后，许多贵族都乐于帮助他，给他钱用。一个爱好音乐的王子还把他接到宫廷去住，奉为上宾。他不再为穷困发愁了，此时父亲约翰已死，两个弟弟也长大，参加工作了。
赞美、掌声，来自各方面的邀请，都没有迷失这位平民出身的音乐家的本性。他时刻牢记着涅伏老师对他的教导，不断告诫自己：“不要迷失了自己。音乐并不是上流社会的专利品，要开拓自己的前程。”
对于贵族老爷们的邀请，他可不是随叫随到，去不去那要看他的心情好坏而定，要说是不想去，谁说也不行。他是自己的主人，不是贵族的奴仆。
当然也有做得过分的时候，一次年纪很大的贵族夫人想请他演奏，他就是不肯。最后那个夫人跪在他的面前，他无动于衷，坐在沙发上起也不起来。
当时上流社会有着许多区分尊卑贵贱的规矩，比如宴会的坐席就是分等级的。它是以盐碟为界，盐碟的上方坐的是王公贵族，盐碟的下方是低层次的普通人。
音乐家按惯例只有坐在盐碟下方的资格。贝多芬偏偏不管这一套，他每次都理直气壮地坐盐碟上方的高位，毫无愧色，心安理得。贵族王公们也奈何他不得，只在背后议论他粗野，不懂礼仪。也有开明一些的贵族认为贝多芬是天才，既然要邀请天才，就应该待为上宾。不管他们怎么说，贝多芬就是不肯屈居下坐。
一天，一个贵族请贝多芬去他的沙龙，安排贝多芬坐在下席，贝多芬二话没说，当着众多宾客的面拂袖而去。弄得这家主人十分尴尬，无法下台。他以他的才华和傲骨，为音乐家在社会上争得了一席之地。
他看不起贵族的地位与金钱，更不能容忍他们不尊重他的艺术。他在一次沙龙的演奏中，发现两个衣着华丽的贵族子弟不停地讲话，眉飞色舞嘻嘻哈哈。他用眼睛盯着他们，示意安静下来。可他们全然不顾仍在谈笑，贝多芬火了，他“砰”的一声关上琴盖，愤怒地吼了起来：“我的琴不能弹给猪听！”说完扬长而去。
贝多芬，狂傲的贝多芬！他不肯迎合巴结那些贵族王公，他堂堂正正地演奏自己的音乐。
他既没有潇洒的外表，也没有令人羡慕的金钱，有的是任性执拗和难以合作的怪脾气，然而高贵的上流社会却热情地接待他、欢迎他，让他大大方方地出入华丽的沙龙，甚至还得容忍他的脾气。原因很简单，是贝多芬的音乐征服了他们。
还有一次，一个亲王专门为贝多芬举办一次沙龙音乐会。显贵、名媛纷纷闻讯而至，静静地等待着贝多芬的到来。贝多芬一进门，他们纷纷起立，像欢迎君主一样欢迎他。演奏中间休息时，一位年轻的贵妇人来到贝多芬身边，讲着动听的悄悄话。她希望贝多芬给她一绺头发作为信物。
贝多芬不止一次碰见这种事了。他早有准备，当场就满足了她的要求。当这个贵妇人向人们炫耀她得到贝多芬的头发时，贝多芬及时揭穿了谜底，告诉大家：“那可不是我的头发，是我事先准备的山羊胡须。”一下子引得沙龙里的人们哄堂大笑。
那个贵妇人被笑得无地自容。贝多芬的恶作剧，不只是在嘲弄一个贵妇人，而是整个贵族。
贝多芬在维也纳的朋友中，有个李希诺夫斯基公爵，他曾是莫扎特的学生，对音乐和音乐家有很深的了解。他与贝多芬交往密切，而且还经常帮助贝多芬。
在贝多芬来维也纳的第三年，故乡波恩被法国军队占领，选帝侯仓皇出逃，原定的给贝多芬的汇款自然终止了。李希诺夫斯基立即伸出了救援的手，给以经济上的资助。他又赞助贝多芬到皮尔森、布拉格、柏林等地演奏，每场都获得成功。
李希诺夫斯基公爵为贝多芬乐谱的出版到处联系，实际上成为贝多芬的艺术赞助人。贝多芬把自己所写的《钢琴奏鸣曲·悲怆》，赠给了这位朋友。
1806年秋天，贝多芬住在李希诺夫斯基的府邸里作曲。恰好几个法国军官也来这里做客。主人对他们盛情接待，谈话中提起贝多芬也住这里。这些军官早就听说过贝多芬的大名，表示了对他的仰慕之情。李希诺夫斯基为了进一步讨好法国人，主动提出请贝多芬来给他们演奏。法国军官听了大为高兴。
他万万没有料到，贝多芬不肯赏光。贝多芬早在青少年时代就支持法国革命，佩服拿破仑，对法国人颇有好感。自拿破仑撕破面具，登上皇帝宝座之后，他十分讨厌他们，让他为这些占领者弹奏，坚决不肯。
公爵知道他的脾气，但心中已十分不快，还是耐着性子说：“咱们的交情不是一天两天了。为了朋友，你也应该答应。”
“别的事情可以，唯独这件事不能。”贝多芬寸步不让，他不愿在法国人面前低三下四。
公爵终于发怒了，嘴角抖动着，大声喊道：“难道你忘记了我这些年为你付出的代价吗？”
“尽管你有恩于我，但我不能因此而出卖我的灵魂。早知你是这样的人，我根本不会接受你的恩赐。”贝多芬怒不可遏。公爵不肯在法国人面前丢了面子，最后几乎强行让贝多芬去演奏，贝多芬像一头发疯的狮子，用力地推开他，冲出门去。此时外面下着秋雨，贝多芬跌跌撞撞在雨夜里走了一个多小时，坐上拉邮件的车赶回维也纳。
有钱的人总是看不起艺术，他们以为没有他们，艺术就不能存在；普通的人因为理解力迟缓，所以看起来也好像在忽视他的艺术。
至于商人，尤其是出版商，则当然是剥削者，对别人说好话在他看来是一种虚伪的事，因此奴才们也就等于虚伪的流氓，他并不希望从那些奴才们那里得到些什么，所以他们也尽可能地给他最坏的待遇和不幸。
于是贝多芬在自己的四周筑起了一道猜疑的墙，但那些只知道环绕在“名人”四周的无知人们，常常侵入到贝多芬的独立生活中来，他没有别的办法，就只好以非常凶暴的行为来阻止他们的侵入，他没有一般“名人”的小礼貌来作为防御物，至于如何取悦他人，如何以缓和语调来应付人，则是他所从未知道的。
但贝多芬有朋友温暖的热情，从那时他得到了安慰，暂时松弛了他的行动，他们变成了他音乐境界的出路。
贝多芬的性情，往往用仇恨代替了平静的态度，如潮涌的愤怒，冲破了他情感上控制的能力，皱眉的容貌表示了内心的痛苦，同时也可以说是对侵犯者的一种挑战。紧握的手掌和下垂的嘴唇，是不会露出一丝笑容的，但他一定会突然地狂笑，一种纵情的笑，也只有音乐才能使贝多芬真实地笑出来。
盲目的发怒，发痴般的狂欢，精神的沮丧等，这都是他常遇到的。他的朋友从他奇怪甚至丑陋的外表上都很明白他灵敏的感触和丰富的情感。他们看到他坦白的举止，对于艺术贡献的纯洁和至诚，容量之宏大。谁明白了他这几点，都会非常爱他。当他们最忠实的朋友之一受到了他的诅咒时，他们知道他在此事之后对自己的行为一定是懊悔的。
一次，贝多芬在写给威多拉的信中说：
最亲爱的！最可爱的！你在我面前所照耀的光线是多么的可厌啊！我承认我没有好好地保持我们的友谊，你是如此的高贵，如此的合乎理想，当我第一次与你相衡量的时候，我觉得跟你差得远了！
啊，我几乎使我最亲爱的朋友感到不快足足有一星期之久！你可想象出我的心里失去了一部分的善意了，但我得感谢上苍！幸而我不是故意地对你做了如此不应该的事，那是我不可缺少的思想力，使我不能看清楚一件事真实的一面。喔！我在你面前感到多么的惭愧啊，不但是在你的一方面，同时也是在我的一方面，在此我仅恳求你重新恢复我们的友谊。
噢，威多拉，我最可靠的朋友，你差不多了解我从幼年时代直至现在的一切。让我为自己说几句话，我时常是善良的，而且常想使我的行为正直而忠诚，否则，你怎会爱我呢？在这一个短促的时期内，我会不会变得很可怕？不可能，这种善良的感觉和真理之爱好，在这一瞬之间不能永远地自我逝去，不，决不，威多拉，我最亲爱的，请你再冒一次险，张开了手臂而接受我，信任你所发现具有善良素质的“他”吧！
我可以保证神圣而纯洁的友谊之塔，用你亲手所建立起来的将永久地保持下去，决不会有意外，暴风雨不会松动了它的基石，我们的友谊坚固永久。一个枯萎消沉而死去的友情又重新升了起来。噢，威多拉，请你不要拒绝这个修好的请求，噢，上帝啊！我又回到你的怀抱来了，请你接受你失去的朋友，你的宽大我将永远不会忘怀。
卡尔·阿孟多1798年到达了维也纳，他是一个26岁刚毕业的神学生，虽然他是忠于上帝的，却是一个极佳的小提琴手，深深地爱好音乐，他热诚地希望贝多芬为他所知道和了解，并且计划如何将自己介绍给他，而他一方面是怕羞的，另一方面又抱着敷衍的态度，只有音乐使他们聚在一起。
阿孟多有一次在一个朋友举行的四重奏音乐会中充任第一小提琴手，当有一个人走过来替他翻乐谱的时候，使他感到恐慌，因为他就是贝多芬啊！第二天他们的主人就问卡尔：“你到底奏了什么？你已博得贝多芬的心了！他说你和你的陪奏者使他感到了高兴。”
阿孟多听了之后非常快乐，匆匆地赶到了贝多芬那边，立刻要求贝多芬跟他一同演奏，过了几小时，阿孟多就离去了，但贝多芬一直把他送到了家。
在阿孟多的家里，音乐又再度地奏了起来，直至最后，贝多芬不好意思再待了就准备回家。他对阿孟多说：“你想跟我来吗？”
阿孟多答应了，就这样阿孟多又一直把贝多芬送到了家，并且在贝多芬家里一直待到了傍晚，贝多芬才把他再送回家。
就这样，两个人互相的访问经常地保持了下去。因为他们两个人如此经常地聚在一起，甚至街上的行人都认识他们两个人了。如果某一天只看见了他们中的一个人在街上走，那么一定会问另一个人在什么地方。
他们互相信任，彼此倾吐着肺腑之言，音乐这条纽带将他们系在了一起。在贝多芬这方面来讲，很少人能赢得如此伟大的爱慕。然而，一年之后，阿孟多离开了维也纳，回到了他的故乡巴尔海岸的考尔兰特。
曾经是海顿学生的魏什尔·克伦福尔兹在小提琴方面给贝多芬帮了许多忙。贝多芬显然想在这种乐器上多知道一些，但他从来没好好地吸收过它。
有一次，阿孟多想说服贝多芬来拉小提琴，结果使他们两人不禁大笑起来。音乐家法拉特罗斯基、约翰魏什尔·斯德茨和卡尔·史高尔都分别教贝多芬簧萧、号角和笛的结构和乐谱的书写法。
传闻贝多芬在波恩并没有机会学得这些乐器的原理，而且贝多芬所做的是将自己在波恩所学习的更充实、更完美些。
贝多芬真诚地向朋友们学习，当特拉格乃帝在他面前奏了一两个提琴曲，他听完了之后，狂喜得将演奏者和乐器都拥抱在一起，从此以后，他对低音提琴曲也写得更生动活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