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曰：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孙子·谋攻篇》
孙子高度评价将帅在兵战中的决定性作用，强调将帅素质是军队战斗力诸因素中最重要因素。在现代企业经营中，看一个企业素质是高是低，有很多因素，如管理、技术、队伍、老板，其中老板能力尤为重要。企业竞争实质就是老板力的竞争。
在异常复杂的企业生产活动中，如果单靠企业老板一个人的聪明才智，是很难有效地组织和指挥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的。每个人都有一己之长，在企业管理中，如果让这些“专才”们人尽其才，各归其位，不正好构成一个全才的组织吗？同样，具有不同品质特征、并不完美的人们通过合理的组织后即可形成一个几近完善的老板。一个具有合理结构的管理班子将是一个结构优化、富有效率的集体，在这一集体中每个人特长的最大发挥，对其的最优化控制就是企业战略得以实现的重要保障。
那么作为企业老板的“帅”应该具有哪些素质呢？《孙子·计篇》说：
“将者，智、信、仁、勇、严也。”
《十一企业注孙子·张预》说：
“五德皆备，然后可以为大将。”
作为企业之“将”，也应注意加强这“五德”的全面修养，不可失之偏颇。
“智”即智谋。弗兰西斯·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经济管理是多门科学知识集合的边缘科学，它既涉及自然科学知识，又涉及社会科学知识。作为企业老板更应该掌握渊博知识，识广才能足智多谋。《孙子·谋攻篇》讲“上兵伐谋”，双方交战，上策是挫败敌方的战略计谋。商战中要想做到权变制胜，没有足够的知识是不行的。我们的企业老板应该努力使自己成为既懂一定的科学技术知识，又精通经营管理的内行。
“信”就是赏罚分明，恪守信用。《十一企业注孙子·杜牧》说：
“信者，使人不惑于刑赏也。”
借“信”树威之事例，古已有之。如商鞅献策于秦孝公，进行变法，为取信于民，立三丈长木棍于城之南门，张榜宣称：移置于北大门者，赏十金。但无人敢响应，遂再次晓谕：移置者赏五十金。终于有一人这样做，于是商鞅信守诺言，按规定行赏。这种取信于民的做法，为“商鞅变法”的顺利推行创造了条件。赏罚有信，值得我们搞现代企业老板三思。
福州某铅笔厂原来有的职工有偷窃公物的行为，于是该厂规定：窃公物者开除出厂（留厂察看并工资降级）。后来果然有人不信会照此处罚，依然我行我素，最后工厂的处罚“逗硬”，于是这股歪风不久便被煞住。该厂还规定，在厂区内抽烟，一次罚款48元，在动了一次“真格”之后就消除了这种现象。
“信”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要有信于己。其次，要施信于人。既要对自己的知识水平和管理能力充满信心，也要对员工的智慧和力量、企业的资源条件和优势充满信心。此外，还要注重产品及企业的信誉，建立和维护企业在社会公众中的良好商业形象。第三，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要善于和敢于任用得力员工，充分相信对方的能力，并赋予其充分的权力。
“仁”即是“惠抚恻隐，得人心也”。作为企业老板，应该从生活上、事业上关心与帮助员工，既要晓之以理，又要动之以情；只有通“情”达“理”，才能“上下同欲”，把员工团结在自己周围，同甘共苦，开拓前进。反之，若企业老板“为富不仁”则人心离散，很难想象一个一盘散沙、矛盾重重的企业能够在残酷而激烈的商战中能立于不败之地。
“勇”即是勇敢果断，“决胜乘势，不逡巡也”。但勇不是一味莽撞，勇与谋应该统一起来，有勇无谋是冒失，有谋无勇是迂儒，智勇双全，方可为将。《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巧设“空城计”，既是“勇”的表现，也是“谋”的体现。而被“空城”吓跑的司马懿错失生擒诸葛亮的良机，追根溯源，还是他犹豫不决、迟疑不断，不敢聚势决胜，其才气、勇气较之诸葛亮就稍逊一筹了。在企业经营管理中，企业老板往往要在情况尚未完全清楚之时，瞅准时机果断出击，这就往往能取得佳绩。
“严”即是严明军纪法令，“以威严肃众”。它既是严肃军纪的手段，也是管理企业所必需的。纪律严明也应适度，做到严而有信，公正不偏。福建日立电视机有限公司是一企业成立于1980年12月的合资公司。该公司1982年的全员劳动生产率与其前身福建电子设备厂1980年同期的最高水平相比，提高了5.7倍，其总产值提高了6.7倍。生产效率提高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坚持“高赏重罚”。所谓“高赏”，是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不断提高职工的工资福利水平；所谓“重罚”，是严格执行规章制度，刚正不阿，不徇私情。
现代企业总是由若干人组成老板来进行管理的，这里就有一个人才组合问题，而每个人所具备的“五德”又有高低之别和特长之不同。只有把“五德”水平各有专长的人组合起来，实行集体老板，才能形成强大的整体力量。通过人与资源、科技三种因素综合的作用，企业定会有美好的未来。
运用法律规章制度是一种老板力，老板可以超脱于繁琐的日常工作之上，从而有更多精力去从事统筹方面的主要工作。
商业竞争中，企业是作为一个整体和系统共同追求其战略目标，而老板则是引导员工以其合力推动着企业的营运和战略目标的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