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会儿买票相当容易，比现在上公共汽车还方便，也没人排队，我把钱往窗口一递说了声去北京，人家马上就把票递给我了。列车上没有什么人，车上也就一二十人，你可以随便坐，车又干净又准时，这是我第一次到北京。我从前门火车站下了火车，出站之后先找了一家旅馆，在咸鱼口胡同住在延安二店，服务员都是男的，年岁都不小，延安二店是仿古式的建筑，住在那儿好像回到了古代。
第二天，我就拿着明信片雇了一辆车子，找到北京第一监狱。在监狱的大门外，已经排着二十多人，我只好站在别人的后头等着，等了足有一个多小时，监狱的工作人员给了我一张铁牌，上头有号码，这是允许进门的见证，我又等了将近一小时，心里头顾虑重重，我能见着我爸吗？难道他就住在这高墙的里边吗？能不能有啥变化，不允许我见了？总之胡思乱想，心里乱成一团。好不容易叫号了，我一看跟我的铁牌上的号码相符，知道轮到我了，有一个穿便衣的二十多岁的工作人员对我说：“见着犯人不准大声喧哗，不准哭闹，不准瞎问，唠家常嗑儿可以，你记住了吗？”我说：“记住了。”于是这个人把我领进大铁门旁边的角门。
我进去一看，好宽大的院子，在我面前不远，还有一道墙，墙里边好像有座工厂，这就是我爸改造的地方。我两眼发直正往前走，突然听见有人叫我，那声音既亲切又嘶哑，我转过脸一看，原来我爸就站在墙角，正在等我。老实说两年不见了，好像我爸的脸短了一块，眼袋下垂，苍老了很多很多，他穿着一身家常便装，说话不敢高声，细声慢语的，那名工作人员把我领过去，让我把捎来的东西放到地上，他又仔细地检查了一遍，我利用这段时间拉住我爸的手，眼泪不禁夺眶而出，我爸拍拍我的头先说了一句：“长大了，长大了。”不等我爸再问，为了抓紧时间我连珠炮似的把家里的情况说了一遍，我知道我爸是个孝子，第一件事我就说我奶奶身体非常好，你不用挂念，我妹妹们也非常好，我妈照旧在北市场说书，买卖还是那么好，您就一百个放心，说着我从怀里取出一只手表，亲自给我爸戴在手腕上，我爸说：“因为工作对时间要求得很严，没有手表不方便。”接下来我爸从上衣兜里把判决书取出来，交给我说：“你看看，这是我的判决书。”我打开一看，闹了半天我爸犯的是窝藏包庇反革命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我不解地大声问：“你包庇哪个反革命了？”我爸说：“那个王子明就是反革命。”我才想起来，那位卖烧酒酱肉的掌柜的，我说：“他是反革命，咱也不是反革命，干吗给你判刑？”我越说声音越高，越说声音越大。我当时似乎丧失了理智，指着判决书问我爸：“这是哪个政府给你判的？”我爸小声说：“人民政府呗！”在旁边监视我们谈话的那个年轻人一把扯住我的膀子，大声呵斥道：“你胡说些什么？又哭又闹像什么样子，快走快走！”说着不容分说把我推出监狱大门，我扭回头对我爸说：“爸，你保重，我走了。”我爸木然地站在那儿不知所措。
现在回忆起来，我真有点后悔，为什么头脑那么不冷静，说出那种话来？思念父亲，疼爱父亲是一回事，党的政策又是一回事，我当时的情绪就是满脑子的抵触，认为政府冤枉了我爸，处理得不公，但这些话我可没敢说。
有一位干部模样的人走过来了，问那位年轻的看守怎么回事，那个年轻的看守指着我说：“他不服从接见规定，大哭大叫，我就把他撵出来了。”干部就是干部，那个人的态度好极了，他把我领进办公室，问我多大了，在什么地方念书，又问了家里的情况，他耐心地安慰我说：“你爸犯了法，政府判他六年徒刑，已经是从宽处理了，他犯的是包庇反革命罪，可够严重的，尽管如此，政府还是以改造人教育人为目的。你看你爸虽然是改造，吃喝不缺，待遇也不错，只是隔着一座高墙，此外与你们没有什么区别，他犯了法就要服刑，这是国家的政策，你哭喊有什么用？你是个有知识的人，应该理解这些，如果你想你爸爸，随时都可以来看他。”我说：“那个人说了，永远不准让我来见。”他笑笑说：“那是气话，在北京的犯人家属每月可以来看两次，你们是辽宁人，每月来几次都可以，回家好好念书吧，用不了多久你爸就可以回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