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光镛，77岁，山东荣城人，19岁离开家乡投身抗战；1949年从上海到台湾；1989年秋天从台北转道香港第一次回祖国内地，时年65岁；1989年春节前夕正式回祖国内地定居。
采访时间：1999年8月12日。
采访地点：山东省青岛市曲光镛家中。
严格地说，曲光镛老人是我在青岛采访的第一个台湾老兵。
那天前往曲光镛老人家拜访他时，正是一个雨后初晴的早晨。
这是一个8月里难得的凉爽的天。
车，在海边的路上轻轻飞驶，空气中可以嗅到海水微咸的味道。
有东方瑞士之称的青岛是个容易让人把什么都忘了的温柔之乡，可放弃了度假的我却正在试图让人们回忆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
对善良的人们来说这也许有些残忍，可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对一个民族来说保持一些记忆会让我们倍加珍惜已经得到的一切。
比如台湾老兵对40年时空斗转星移的追溯，在某种意义上便是一种对昨天的追忆，对明天的期待。
也许是因为台办的工作人员早已跟老人打好招呼，走在楼梯上便听到老人胶东口音的大嗓门。
虽说几年前的一场大病让曲光镛老人行动有些不便，可指挥老伴给客人泡茶、洗水果的他仍是一副“长官”的威风。
落座，我们开门见山地聊起过去。
点上烟，老人说他已经戒烟很长时间了，但今天提起那些往事，他不得不又开戒了。
老人已经80岁的老伴是个特别善良、温顺的女人，听台办的同志介绍，她在丈夫走了以后，44年里一直没有再嫁，帮小叔子也就是丈夫的弟弟拉扯大了四个孩子，又照顾四个孩子的孩子很多年，直到1989年，丈夫从台湾回来，老人才算有了自己的家。
我在坐着的沙发上挪了一下，让不停地端茶倒水的曲光镛老人的老伴在我身边坐了下来。
握着80岁的她那粗糙而筋骨粗大的手，我听曲光镛老人谈起他19岁就离开家乡，投身抗战的过去。他走的时候，才刚刚结婚三年，没有孩子。
我是山东荣城人，从小在威海读书，直到19岁高中毕业，才回到荣城老家教书。
那时候正是国共合作的蜜月时期，我也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热血青年。晚上经常参加一些革命聚会。
抗战爆发以后，国内形势日益紧张，我的一个同学从威海来找我，说国难当头，我们岂能等闲视之，那时国民党中央政府正在招考军校学生，同学拉我一块去报考，真正地弃文投戎。
我那会儿刚结婚三年，媳妇大我三岁，是山东高密人。因为我是曲家的长子，家里又供我念了很多书，我16岁老人们就张罗着给我娶媳妇，一心让我留在家乡，继承曲家的家业。当时我家里父母健在，爷爷也在，那时候我们家境不错，我怕我这一走便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因此一直犹豫不决。
这时正好是秋天，学校里放长假，到处都是打日本鬼子的高亢口号，让血气方刚的我再也沉不住气了。
怕家里的人阻拦我投身革命。我几乎是偷偷地从家里跑了出来，跟我那个同学一起往南方走。那一年我19岁。
我们从山东荣城出发，从鲁南走到鲁西又走到安徽，走了一个多月，终于到达了四川，并且，在成都考上了黄埔军校一分校第十七期。
后来毕业以后，我又读了两年宪兵学校并被分到了宪兵部队，在江西上饶的第三战区黄山屯溪驻守直到抗战胜利。
本来抗战胜利我以为国耻已雪可以回家了，可不久我们又奉命进驻浙江杭州，后来又转到上海，并且从上海我们大约有4000人又转到台湾，训练新兵，从此，我与祖国内地便一海相隔，与老家更是相望而不相知。
刚刚到台湾时，也正是台湾政治、经济都特别困难的时期，我在部队只待了三四年，便再也忍受不了那种压抑的气氛，提前退役了。
那时我还年轻，觉得一切都可以从头开始，我成了自由职业者，一个人在社会上自谋出路。
由于当时台湾经济也特别不景气，资源奇缺，人心惶惶，我们这些退役的老兵更是在台湾无根无底，在大陆有家都归不得。
本来我是怀着救国救民原理想和抱负参加革命的，没成想竟与亲人从此断了音信。
在黄埔读书的时候，我也曾给家里写过信，可是兵荒马乱的，那些家书不知何年何月才到达我的老家荣城，那会儿，由于我的离家出走，屡次被我的媒人找上门来理论的我的父亲在家乡再也待不下去了，便带着我唯一的弟弟来到青岛谋生。
而我媳妇则留在老家照顾我爷爷。
从小就因为我的聪敏而一心供我读书的爷爷，对我的不辞而别更是无法接受。直到死他都叫着我的名字不肯咽气，我知道我这个他最宠爱最寄予希望的长子长孙，从走了以后就没有音信，让他至死也牵挂着。
爷爷死后，在家乡举目无亲的我媳妇再也待不下去了。
她到处打听我的消息，在一无所获后，踮着一双小脚来到青岛，投奔了我父亲和弟弟。
那时她才刚刚22岁。
我结婚时才16岁，还在读书的我根本不懂得怎么去组建一个家庭，结婚三年，我在威海读书三年，刚刚回到老家教书，我又离家投身抗战，这一走就是40多年，我连一个孩子也没有给她留下。
孤独无靠的她当时也正年轻、漂亮，她娘家的人对我的不辞而别一直耿耿于怀。几次托媒人上门找我父亲要问个究竟。
在我几年之后仍没有音信时，媳妇的娘家母亲也急了，每次女儿回娘家，她就劝女儿不行就再走一步吧，这样守活寡要守到哪年哪月。再说连个孩子也没有，这将来老了谁来尽孝，谁来供养？
我跟媳妇虽说结婚以后待的时间不长，可她是那种典型的良家妇女，只知道拼命干活，拼命心疼别人，却从来不会为自己着想。
虽说自己的母亲都放话让她再走一步，可她仍是坚持再等等，再等等看。
这时我的弟弟也结婚成家，转眼有了四个孩子，弟媳又体弱多病。
我媳妇在照顾全家的同时，又开始带这四个孩子，为他们洗洗涮涮，缝缝补补，这一干又是十几年。
不久，我父亲去世了。他老人家是满怀对我的失望而走的。
临终时我父亲曾对我媳妇说：“老大家的，等了十几年，光镛也没个音信，人也不知道还在不在人世，这么多年我们曲家对不住你，要是有合适的，你自己也找个好出路吧。”
当时我媳妇也流着泪对我父亲说：“爹，您就别让我走了，是死是活我要等着光镛，只要曲家不嫌弃，我愿意在这儿照顾这些孩子一辈子。”
父亲死了以后，我媳妇便跟我弟弟一家住在了一起，那时候，弟弟、弟媳上班，我媳妇便在家里买菜做饭，照顾四个上学的孩子。
知道大娘一辈子不容易，弟弟的四个孩子也特别地孝顺她，把她当做自己的娘来待。
生活困难的时候，因为什么都是凭票供应，而户口一直在荣城老家的我媳妇，在青岛没有了口粮。
这时阶级斗争也抓得特别严，我媳妇的身份也受到了别人的怀疑，总有一些人上门调查所谓她的丈夫“逃台”的事情，弟弟在单位也因此受到了牵连。
看到弟弟一家的生活日益紧张，我媳妇收拾了简单的行李准备回高密乡下投奔她的娘家。
可弟弟和弟媳包括几个孩子都坚决不同意她走。当时她没有听娘家母亲的话改嫁，一直等着我，如今，娘家又会有谁来接纳她，孤身一人回到农村，她吃什么呀？
可是，我媳妇就是那种外表柔弱，心里特别有主意的女人。
她对我弟弟说：“再怎么着，高密也是我的娘家，回去只要有地能种粮食就饿不死，这么多年我都过来了，如今我也不想再连累你们，还是让我走吧。”
中午的阳光透过阳台照进屋里，使刚才凉爽的空气有些燥热，可随着曲光镛老人低沉的叙述，我的心在一阵阵发紧。
我相信这一切都是他回来以后才知道的，因此，他的声音里我能分辨出几丝愧疚，几丝心疼，几丝无奈。
谈话间，老人经常有些停顿的瞬间，他微闭着眼睛似乎在追寻着什么，我知道对一个快80岁的老人来说，记忆有时像水面跳起的石头，想要把它们在沉下去之前连接起来，需要打捞的时间。
可是，我很喜欢这些停顿的时间，它让我在飞快的记录的同时，可以逐一去想象当时的场景。
当那幕场景在我的脑海里迅速展现的时候，我知道它像我看过的电影画面一样，深深地烙在了我的脑海里，使我即使离开他们也不会忘记曾经发生的一切。
这是我在采访时的最佳状态。
唯一让我感到难为情的是我太容易被打动。常常是我所采访的主人公，还在冷静地叙述时，我就要控制自己不要让眼泪流出来，我知道这种善感的性格做不了一个冷静的旁观者，可我无法改变自己。
但也常常是因为这种个性，让我跟我的受访者第一次见面就成了依依不舍的好朋友。
这种彼此间的迅速沟通也许正来源于我毫无保留的情感投入。
在曲光镛老人说到等他十几年的老伴终于在青岛也待不下去，只得回了乡下的老家时，老人有了一段长长的停顿。
我一直在想象，那种海枯石烂心不变的情感实际上正存在于这种看似平常的执著之中。
老伴回到阔别十几年的高密老家，一开始也遭到了一些非难。
先是因为她有一个生死未明的丈夫，在解放前夕失踪，因此，屡屡有人要她交代清楚。
后来又因为娘家已经没有什么人，她的口粮和地都成了问题。
那时候，老伴一个人住在自家那四面透风的老屋里，村里没有地分给她，她就自己上山开荒种粮食，每天起早贪黑地打点口粮。
生活上的累对特别能吃苦的她来说倒也算不了什么，感情上的煎熬却让她很快地苍老了。
那时对我的思念也许渐渐淡漠，但她最放心不下的是弟弟家的四个孩子。
她回乡下不久，弟弟最小的儿子便哭着找来了。因为从小跟着她长大，我那个小侄子把大娘当成了他的亲娘。
那时，他还在读小学，从青岛到高密将近100公里，他总是骑着个破自行车来回地跑。
每次到大娘家他就不想走，可星期一早晨，再哭再闹，老伴也要把他送出村子，让他回去好好上学。
每次走他哭，老伴也哭，那段时间，那孩子也成了老伴唯一的感情寄托。有点好吃的老伴总是不舍得吃，给孩子留起来。
而孩子每次回来都想着给大娘带点好的，尽管那会儿都困难，可哪怕一个苹果他们娘俩都要分着吃。
后来运动过去了，弟弟家四个孩子都参加了工作，生活逐渐好了起来，这时，我的弟媳妇已因病去世，孩子们把大娘又从老家接到青岛，准备让她在这里安度晚年。
不久，四个孩子结婚成家，各自都有了小孩，老伴又承接起照顾曲家第四代的任务。
就这样一个孩子接一个孩子地拉扯，老伴也变成了白发的老太太。
几十年来她从来没有接到过我的音信，却任劳任怨地为我们曲家忙碌了一辈子，带大了我们曲家两代人，她是我们曲家的功臣啊！
正是中午下班的时候，一直坐在我身边的曲光镛老人的老伴，显然有些坐不住了，不一会儿，她悄悄地给我把茶杯里续满水，便到厨房去了。
一会儿门响，一声清脆的“奶奶”，一个小姑娘和一个中年男子走了进来，曲光镛老人高兴地说：“儿子和孙女回来了。”
被老人称作儿子的中年男人礼貌地冲我笑了笑，便钻进了厨房，老人给我介绍，“这就是我弟弟的四小子，现在我们老两口跟着他过。”
看着老人的情绪随着孩子们回来的声音渐渐好起来，我实在不忍心再让他回忆过去那些揪心扯肺的事儿，可是，老人在台湾的几十年是怎么过来的，又是怎样与家里联系上的，这一切还是谜。
知道我的好奇心并没有得到满足，曲光镛老人笑着说，“看来今天我得竹筒倒豆子了，可是以前的那些事我是真的不想再提。”
又是一番长长的停顿，我的形象思维在迅速组织画面。
“那么，这么多年，您就没打算在那边成个家吗？”
终于我找到了突破口。
“成家？”嗨，哪有那么容易啊。我们这些退役老兵那时候要钱没钱，要工作没工作，养活自己都成问题，哪还有能力养老婆。
我刚开始退下来的时候，觉得自己有点文化，因此张罗着与几个朋友开始做生意。
我们先是合伙开了个小工厂，由于不懂得经营，搞得也不是很红火，最后只得卖给了别人。
后来，我又同别人开饭店，赚了一点小钱，可是辛苦也是实实在在的。
那时候，我每天天不亮就得爬起来去买菜，无论天多热，也要钻在厨房里帮厨。每天晚上遇上喝闷酒的，有多晚我就得等多晚，有时候，都靠着墙脚睡了，人家又要炒热菜，碰上厨师也下班了，我得自己亲自下厨侍候，就是这么辛苦，最后也是赔得一塌糊涂，只好关门了事。
后来，实在没有力气自己折腾了，我又去帮别人打工。直到有一天再也干不动了，我找到了过去的一个老部下，请他帮忙把我弄进了“荣民之家”，也就是等于进了养老院。
从19岁满怀热情离家报国的热血青年，到在养老院的摇椅上回想往事，我知道自己真的老了。
可是，我从来没想过自己的一生会这样度过。
几十年来，我是天天想家，天天不敢想。家里的父母双亲，年纪轻轻就独守空房的媳妇，这些年来他们都是怎么过来的？我问天天不语，叫地地不应，我觉得自己像被亲人们抛弃了一样。
前几年在荣民院里，老兵们凑一起几乎从来不敢提老家的事情，可那眼神和表情我们各自都明白，每一个人都在盼着有回家的那一天。
那时，要是有谁知道了家里的音信，暗地里他就成了我们最羡慕的人，找他聊聊我们就好像跟家里通上了话，那种幸福几天都不会散去。
没事儿的时候，我经常铺好信纸，用毛笔一笔一画地给家里写信。
而开头的称呼必是：“爷爷大人”，“父亲大人”。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两位对我寄期望最大的老人早已去世，冥冥中我总感觉他们还在等着我，等着我。
信写好后总是在我的枕边放着一天又一天，因为那时两岸不能通邮，更因为我寄过的家信都像石沉大海，我写的都是一封封根本无法寄出的信。
所以，这些浸满了我思乡的泪水的信，最后的结局总是化为一捧捧纸灰随风飘向大海。
那时候我总想，也许这就是我将来命运的写照。
这期间我从来没有写过一封给媳妇的信。
我在想，仅仅三年的婚姻就要等我一辈子，这对她来说太不公平了。更何况我不知道她一直会怎样生活，凭良心讲，我是希望她有更好的归宿和结局，这对于我来说也是一种精神上的解脱。
可一日夫妻百日恩，虽然我们在一起没多长时间，可她留给我的印象仍然很深，如果不是这种分离，我想也许我们也会生儿育女，白头偕老，可生活没有给我们这个机会。
我在一种不经意的情况下，就把我和她的一生都搞得面目全非，可年轻时代我真是个很有抱负的读书人。
进入80年代后，两岸紧张的气氛有所缓和。一些老兵再也忍不住晚年的寂寞和将要把老骨头扔在这个孤岛上的恐惧，纷纷托人与大陆联系，并且真有不少人找到了亲人。
荣民院的老兵个个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我由于在社会上闯荡了一段时间，朋友比较多，竟很快找到一位同乡，他当时要转道日本回大陆，我托他回家乡荣城寻找父亲和弟弟。
这是1986年。
由于父亲很早便带着弟弟迁往青岛，我的这位同乡费了很多周折，才在青岛市找到弟弟一家，知道我父亲早已去世，我媳妇却没有改嫁，跟着弟弟一家相依为命过了这么多年。
同乡回台湾后，悄悄到荣民院找到我，因为怕惹麻烦，他只给我带了口信回来，告诉我家中的一切情况。
家里亲人的消息让我亦喜亦悲，听说父亲早亡，而媳妇却痴痴等了几十年，一直替我弟弟拉扯孩子时，我忍了几十年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
送走同乡，怕被别人看出我的情绪异常，我来到荣民院的围墙边，一遍一遍地散步，看到周围没有人，我终于放声哭起来。
几十年的磕磕绊绊，我以为自己的泪腺已经干了，再也流不出一滴泪来，可是，直到现在我才知道，人的情感源泉是永远不会枯干的。
从这以后，我原本已经弯下去的腰竟一天天直了起来，因为知道家里还有那么多人在等我回去，我原来自暴自弃的心态开朗了许多。
我开始知道爱惜自己的身体，因为我想让亲人们看到我健健壮壮地归来。
这之后我又托朋友从国外给弟弟带回几次信，而已退休在家的弟弟，千方百计给我捎来了家书。
我当然懂得他们盼我回去团聚的心情，可是，我在台湾几十年，几乎没有什么积蓄，因为从来不知道有一天还能回家，所以，我当时连路费都不曾积攒过。
在荣民院虽然有点零用钱，可老兵之间打打小牌，喝喝酒就全花光了，根本留不下一分半厘的。
就这样在1987年台湾当局开放民众探亲的时候，我还是没有决定回来。而且，我当时对回大陆也有些不安，虽说我也是台湾老兵，可跟很多人不同的是，我并不是被抓兵走的，我是随部队撤退到台湾，我不知道这会不会给自己造成麻烦。
这时弟弟经常托人给我捎信，他在信中劝我快点回来与嫂子团聚，并告诉我对于台胞政府早已有政策，人要回来的，祖国都欢迎。他还同意把他的第四个儿子，也就是我老伴一手拉扯大的那个小侄子过继给我，替我养老送终，床前尽孝。
当时那个孩子已在工厂做工，娶了个媳妇还是做医生的，两个人生了一个女孩。
面对亲人们这样周到详细的安排，我的心真的动了。
40多年了，难道这种孤独我还没有受够吗？我从心里问自己。
我想到了自己的老伴，人家从黑发红颜等到白发苍苍，不就是为了有朝一日夫妻能够团聚，而我越早点回去，就会让她早点了结自己的心愿。
想到大陆那亲亲热热的一家老小热切的期待，我在台湾就待不下去了。
1989年秋天，我终于办好探亲手续，从台湾转道香港、广州回祖国内地。
当时香港的旅馆住满了回祖国内地探亲的台胞，房间在十几天前就要预订好，否则，就会住不上。
这些顶着花白的头发，嘴里南腔北调地说着乱七八糟的乡音的老兵们，个个都兴高采烈的，像老顽童。有的几个结伴同行，有的单枪匹马带着一大堆行李，甚至有的坐在轮椅上让老同乡推着出来进去。
这些来自台北、高雄、基隆甚至桃园、台东的人们虽然不相识，但一听说是回祖国内地探亲，都像是一家人一样亲亲热热，互相询问着家中的情况。
自从到了台湾，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热闹，毫无戒备的场面。
是啊，回家了。
40年的思乡能够在一瞬间化为现实，人们如何会不高兴。别怪这些老兵叽叽喳喳的，像孩子，谁在母亲面前不想要撒撒欢，耍耍娇，对流浪了这么多年的他们来说，即使七老八十，在祖国面前也还是孩子。
终于回到家了，打开房门，我与老伴相识却不敢相认。
岁月太不留情了，它把当年那个水灵灵的年轻姑娘变成了如今这个鸡皮鹤首的老太太，可我还是感激她，因为她的坚强，44年后，我在祖国仍然有个家。
最令我难过的是，在我回祖国内地前夕，我唯一的弟弟去世了，从19岁离开他，到67岁回家，除了最后的那几次通信，我最终没能见上他一面，这是我终生难以弥补的遗憾。
本来我已经想好了，我要真诚地谢谢他。这么多年，他们一家与嫂子相依相伴，正是有了这个家的支撑，老伴才熬过这么多年，可是，这一切挚情的话弟弟都听不到了，我从心里后悔自己还是回来晚了。
尽管弟弟已经不在人世，可他对我的承诺照常进行了。
很快，我跟侄子到有关机构进行了公证，他正式过继给我，成了我的儿子，想到我与老伴形影相吊，孤单了40多年，终于老来得子，有人继承香火，我就高兴得不知道说什么好。
更何况我这儿子人极憨厚、老实，对我和老伴极为孝顺。儿媳大方、贤惠，又是做医生的，因此懂得很多养生之道，处处呵护我和老伴的身体健康。
孙女甜甜的，可爱极了，常常让我开心大笑，这种天伦之乐过去我在台湾是想也不敢想呀。
本来我回祖国内地的时候只申请了很短的探亲时间。几十年远离祖国，加上台湾的政策宣传，我实在不知道前途是凶是吉。
可回来以后，我才发现，虽然家里的条件还是比较差，可亲人浓浓的情意，政府对我们的关怀都是真实可靠的，我想不出还有什么阻挡我回来定居的理由。
更何况这么多年来，我感到最对不起的就是老伴。她为我守了这么多年的家门，我不该再一次离开她，就算是补偿，我也应该从此陪伴在她身边。
1989年秋天的探亲时间到了以后，我按时返回台湾，在那里处理了所有的东西，1989年的春节前我又回来了，而且，这次是正式回来定居。
我用自己的积蓄给家里买了一套房子，尽量地想让老伴晚年过得舒服些，可她吃了一辈子的苦，已经改不了那节俭的习惯，为了这个我没少开导她。
现在我每年有一笔“退役补贴”从台湾那边寄过来，生活上是非常宽裕的，这使我和老伴的晚年真的轻松了很多。
我现在是山东省台湾联谊会理事，过去还经常去开会，想要为祖国统一的事业尽点力。
有时候，我们黄埔同学会的会员们也会凑在一起，大家都已是古稀之年，因此，为最终还能回家与亲人团聚总有不少的感慨。
最让我遗憾的是1997年12月那场大病，使本来健壮的我身体一下子垮了下来。
刚刚把孙女拉扯着上了小学的老伴，又接着要一把屎一把尿地伺候我，让我觉得有无限的歉意。
可老伴除了每天给我收拾得干干净净，让我觉得舒舒服服以外，有空就陪着我看电视，拉拉家常。每当这时望着老伴那失却了光彩的眼睛，我总有一种想要流泪的感觉。
我对老伴说：“老伴啊，本来我想从台湾回来好好地陪陪你，帮帮你，算是补偿你。可没想到才几年的时间，我又要让你来伺候我，这真是太委屈你了。”
听我这样说，老伴总是不出声地冲我笑笑：“我知道这些年你受的罪比我多，所以只要你高兴我就高兴，再说，你这不是回到家了吗，在家里，我们夫妻还说什么客气话。”
回来几年，在老伴身上我总是找不到过去的感觉，她一心一意地让我吃，让我喝，可就是很少跟我这样谈话。
可在这一瞬间，我突然找到了感觉，我甚至从她那微微一笑中找到了当年的那个羞涩的年轻姑娘。
我忽然明白她为什么会苦苦等我这么多年，那是一种感情，一种虽然不会说出口，却融化在血液里的爱。
就这样我在床上躺了两年，老伴无微不至地照顾了我两年，使我的身体恢复得不错。过去我总想要补偿她，可现在我觉着只要我活着就是对她最大的补偿，就是我这个40年后才团圆的家最大的幸福。
我现在最大的期望便是自己能多活几年，看着孙女考上大学，成为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才。
而且，我希望两岸统一的进程再快一些，麻烦再少一些。
我是从台湾回来的游子，我知道那种思乡盼归的情感。
台湾当局不应该让两岸的人民失望，顺民心才能得民意。就像当年开放民众探亲，那么多人不顾偌大的年纪纷纷往大陆跑是因为什么？
因为这儿是家，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可以什么都没有，可是你不能剥夺他回家的权利，也许，那是许多人在生命最后唯一的要求。
一盒烟已剩下最后一支，曲光镛老人又把它拿在手上。
由于有些激动，老人拿打火机的手有些微微地抖，可他终于还是把烟点着了。
深深地吸一口，然后，再仰面闭上眼睛，许久，老人沉默着，我也沉默着。
厨房里传来老太太跟儿子轻轻的说话声，那样温暖，那样和煦，仿佛什么都不曾发生过。
那些分离，那些战乱，那些痛哭。
一时间我坐在老人的客厅里竟有些恍如隔世的感觉。
生活本来就是这样平常，有些凡人便有些凡夫俗事，可偏偏人类的欲望要挑动天崩地裂，于是，常人也会有天涯遗恨，也会做一场生死别离的噩梦。
为了让还在病中的曲光镛老人尽快休息，我谢绝了他们一家要我留下吃午饭的邀请，告别出来。
在屋里待久了，乍站到8月的阳光下，我有些不适应。我停了下来，眯起眼睛往远处眺望，却突然发现，在高高的6楼阳台上，一直没怎么讲话的老太太在向我招手。
我还了她一个微笑，却感觉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突然想起忘记问老太太的名字。
可很快我就释然，有多少这样的女人她们苦干了一辈子，托起了几代人都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
可在人们的记忆里，她们有一个共同的神圣的名字，那就是——母亲。
这就是许多中国女人所共有的称呼。
我知道在许多台湾老兵的故事里，都有这样一位母亲，也许正因为有了这种执著的等待，他们回家的脚步才变得如此别无选择。
我知道我的采访让曲光镛老人沉淀许久的情感又会翻腾起来。老人说过，每次提起这些往事，他的内心世界就几天不能平复，毕竟这40年给他留下了太深的烙印。
老人还说过他现在的愿望非常单纯，就是想好好地活着，过一个安宁的晚年，与老伴相伴着走完下半辈子。
也许在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到达自己想要到达的目的地以后，都会在那一刻心地纯净起来。
对于历经沧海难为水的老兵们来说，家是他们最后的宿营地。大陆是他们再也不想离开的热土。
走在雨后潮湿的马路上，我想到不久以后的中秋节，那个时候我将在北京，也许可以买一盒“稻香村”的月饼寄给两位老人。
我相信家乡的团圆节不仅会花好月圆，还会天长地久。
因为归来总比离去给人的欢乐多。
女儿的房间收拾得很漂亮，睡衣和拖鞋都准备好了，冰箱塞满了好吃的东西。可80岁的老人没有等到女儿进门的那一瞬间，本来是一次难忘的父女相聚，没想到却成了永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