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佛罗伦萨南郊的一座小山上有一幢白色宫殿式二层小楼。登上二楼平台可以俯瞰佛罗伦萨城。楼下是一个约3米见方的小花园，院子里种有奇花异草，中间是一条用石子铺成的小路。
这就是阿圣翠山庄别墅，是伽利略从帕多瓦回到佛罗伦萨后，科西默大公赐给他的住宅。
伽利略在罗马受到教廷的警告，闷闷不乐地回到佛罗伦萨阿圣翠山庄。
在这里，伽利略每天白天看看书、种植花草，到了夜间就继续观测星空，研究金星、木星和水星的运行周期变化，生活过得十分平静。
这一年，伽利略52岁。母亲已经去世，只有他一个人和仆人在一起生活，很是孤独。他的两个女儿先后被送入了修道院。
伽利略迁居佛罗伦萨，两个女儿离开自己的母亲，改由伽利略的母亲照管。
伽利略的母亲原来就不能容忍儿子这桩未经教堂仪式净化的婚姻，而现在随着岁月增长，她变得更加专制、跋扈，动不动就发脾气，使人不堪忍受。
这两个非婚生而又缺乏嫁妆的女儿不能指望出嫁，唯一的出路就是进修道院。伽利略希望女儿们进佛罗伦萨的修道院，他不想和女儿们完全分离。
法令规定姐妹俩不许进同一个修道院，修道院不接受16岁以下的姑娘。而伽利略的两个女儿小的只有10岁，大的也才11岁。
伽利略为了女儿能进修道院，以剥夺教职相威胁，才迫使女修道院长同意预留两个名额。
两年后，1613年秋，姐妹俩就以见习女修士的名义进入了佛罗伦萨的圣马特圣方济女修道院。圣马特圣方济女修道院位于佛罗伦萨郊区。
小女儿丽薇与父亲的关系似乎不那么亲密，每次她见到伽利略，总是简单地打声招呼，然后就会借口有事而离开。
长女赛莱斯特和父亲的感情很好，经常陪父亲聊聊天，安慰父亲。
伽利略对两个女儿当修女，心情很复杂。她们终身为修女，决心把一切交给主，使他很放心。
然而，她们的青春年华这样白白逝去，他心里很不安。
所以，他常常去嘘寒问暖，给她们送些食品，自己也算得到些许慰藉。
弟弟米盖在慕尼黑安了家，娶了一个德国妻子，有了一儿一女。他们一家四口常常到阿圣翠山庄住些时日。
弟弟的儿子在花园里胡闹，把伽利略最喜欢的几颗花几乎是连根拔起，而弟弟的女儿的好奇心也让伽利略心惊胆战，她会在伽利略外出的时候，趁机把他的书房搞得一塌糊涂。弟弟的用人坚持在厨房里做外国菜，把伽利略的管家气走了。
伽利略想和弟媳沟通一下，制止这种可怕的破坏，可是语言不通，伽利略只会讲意大利语，而弟媳只会讲德语。
伽利略无可奈何，便只好常常外出，到离家不远的修道院去看两个女儿。
这个时候，伽利略才想到有个家庭多么重要，若是没有了两个女儿在身边，他不知道将如何去度过这段艰难的日子。
1614年，伽利略住在一位威尼斯朋友萨尔维阿蒂的豪华别墅里。后来萨尔维阿蒂过世，他便在贝罗斯纳多附近租了一处住房。
仆人们把粮食、水果、鲜花从贝罗斯纳多送到阿切特里，又把修补过的伽利略的衬衣和修道院酿制的蜜饯从阿切特里送到贝罗斯纳多，而书信则在两地相互传递。
小女儿身体不好，没有同父亲通信。大女儿赛莱斯特的书信中有少数几处谈到了她，说她的面容苍白、饮食不好。赛莱斯特在修道院的药房和医院里工作，还负责粮食供应。她一有时间就给父亲写信谈自己的日常生活，并帮助父亲缝补衣服。
除此以外，她还充当父亲的有实无名的秘书，帮父亲从文献上摘录一些资料，一切就绪后，仆人就把这位少女用清秀笔迹写给伽利略的信和别人给伽利略的信，以及她的详细的报告和短札带回贝罗斯纳多。
伽利略也常常给赛莱斯特写信，有时天天都写。赛莱斯特则是有时间就回信。
1623年8月，赛莱斯特写道：
我细心保存着您写给我的书信，一有空闲，我就拿出来一读再读。这是我最大的快乐。您可以想象，当我读着那些卓越人物写给您的信，看到他们对您怀着那么大的敬意时，我是多么高兴！
伽利略这位大思想家在科学探索达到顶峰之时的9年内写给他的长女玛丽娅·赛莱斯特的书信，是他的内心世界里最有价值的信息来源。
1623年8月，巴贝里尼成为教皇乌尔班八世。伽利略写信给女儿，叫她誊写自己致巴贝里尼的信，也谈了自己的想法。
玛丽娅·赛莱斯特劝他立刻去见教皇。伽利略却解释这样做有困难。
赛莱斯特在一次信里抱怨自己不懂修道院外的情况。其他信件有的谈到修女的伙食不好；有的谈到送到贝罗斯纳多的蜜饯水果是从修道院花园中采摘来的；有的谈到忠诚的女儿为伽利略浆洗的衬衣；有的还诉说妹妹身体不好，有的更担心父亲的健康状况，因为这些年和以后的时期，伽利略一直有病在身；有的还抱怨长期的离别之苦。这些内容在书信中交替出现。
1623年秋，伽利略准备动身去罗马。他和塞西亲王通信，希望他改变对哥白尼学说的看法。伽利略顺便把自己的愿望告诉长女赛莱斯特，并把从罗马来的几封赞成他的学说的信寄给女儿看。
赛莱斯特看信后立即给她父亲回信：
父亲，您能够想象得到，读了您给我的信后，我是多么愉快啊！您把这些老爷先生们的赞美之词告诉我，这是爱的又一次表现，它使我满心欢喜。
可您说最近将起程去罗马，这使我的心情又有些沉重，因为这意味着，我又会在很长时间内看不到您。当我说，除了您以外，再没有什么人能给我安慰时，您的仁慈可以使您相信我的话是诚实的。
不过，我不会因为您的远行而感到忧愁和烦恼，因为如果这样做，等于我对您高兴的事表示不满。因此，我恳求上帝赐福于您，祝您旅途平安，身体健康，然后心满意足地回来。
1623年11月，赛莱斯特写信给父亲，希望父亲把刚刚出版的《试金天平》送她一本，她很想读它。赛莱斯特接着又说，寒潮突然袭来，她担心它会伤害父亲的健康，因此，特意写信，盼望父亲把健康状况和动身去罗马的时间告诉她。
她还说，她已帮父亲缝制好桌上的餐巾，另外还缺少点材料，请给她捎来。信里还谈到住在院里的妹妹的生活情况。赛莱斯特在修道院里没有单独的卧室。一位女伴迪阿曼塔撇开原有的姐妹和她同住一室。不过这间房子非常冷，而且她又常常头痛，所以她不知道如果父亲不给予帮助、把他眼下不用的帐子送给她，她怎能在那儿住下去。
她觉得自己身体不好，但已经习以为常，所以不求父亲更大的关注。只是妹妹还在医院接受医生治疗。
赛莱斯特送给父亲自己在几天前烤制的一些食品，她希望在父亲动身之前，能够收到这些礼物。
只是，去罗马的日期还没有到，赛莱斯特担心这些烤制品会变得不好吃。信末，她请父亲把那件衬衣的小领子交给她修补。
伽利略接到信后要女儿告诉他，修道院需要什么东西，他好在罗马设法买回来。
赛莱斯特在1623年12月10日的信中说：
前几天您写的那封信，给我很大的鼓舞，我原以为能再见面时直接回答您的问题。可是由于天气不好您没能前来，我只好写这封信表达我的想法。
首先我对您的慷慨的援助表示感谢。我已同院长及几位教母谈过，她们对您的提议也非常感激。但她们经过商议，决定把请您买什么的问题让大主教拿主意。而大主教却答复说，对这个如此贫穷的修道院来说，最明智的办法是请求施舍物资。
当时我同一位修女谈过这件事。我认为这位修女是判断健全的。她从修道院的福祉着想，建议我求您办一桩对我们有益，而您又不难办到的事情，这就是请求至尊的教皇陛下让我们有权从任何一个僧团中选择自己的忏悔牧师，三年一换。别的修道院基本上就是这样做的，我们希望也能像它们一样。
赛莱斯特还在信中说，附近一些教会中的牧师有很多是无知识的、自私自利的和粗鲁不堪的人，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地欺压女修士和女见习修士。
这封信本来同伽利略的日常生活无关，但它能让人了解17世纪意大利社会生活的一点真实情况。
从1623年秋季起，伽利略就想去罗马。他期待着在重新开始的斗争中获得成功。但因患病，无法在1624年4月以前抵达罗马。他起程后顺道在阿克瓦斯帕尔特拜访了塞西亲王，然后前往罗马。
他在罗马待了两个月。两个月间他拜访教皇乌尔班八世不下6次，每次都作了长谈。
教皇待他非常客气，还答应给他儿子发助学金，并写信把他介绍给托斯卡纳大公科西默二世的继承人费迪南二世。
教皇对伽利略的评价非常高，教皇说：
伽利略不仅科学功勋卓著，而且还笃信宗教。他有着很多优异品质，我愿意颁赐一张荣誉证书，证明他德行高洁并虔信宗教。
此时，罗马教廷对待太阳中心说仍然坚持原先的立场。但枢机主教告诉伽利略，说乌尔班八世曾同他谈过，教会斥责哥白尼学说是受它考虑不周的迷误，而不算是异端邪说；还有消息说马捷奥·巴贝里尼对1616年3月5日的教令持否定看法。伽利略希望在马捷奥·巴贝里尼成为乌尔班八世后，他可以保持传言中的这种观点。
伽利略回到佛罗伦萨后，怀着巨大的希望开始着手写《致英戈利的信》，并继续准备写未来的《对话》。
在1625年，他常常到圣马太修道院去，但从1625年年末到1626年年初整个冬季他不曾去看过自己的女儿们，其原因可能是写书工作很紧张。
赛莱斯特在书信中抱怨自己的生活孤寂，诉说父爱渐渐消失。但很快又恢复了昔日的关系。信里面隐隐约约地流露出很谨慎的，甚至不算抱怨的微嗔，而谈修道院里寒冷、生病、伙食不好的话也不时出现。
赛莱斯特有一次问父亲：贝罗斯纳多的鸡店里有没有老母鸡出售，因为有20个生病的修女需要喝鸡汤。
伽利略埋怨过他的弟弟米盖，说他是一个不成才的音乐师，他因家庭负担重，常常要求哥哥援助。后来他索性把妻子克拉拉连同孩子、保姆一概全部送到哥哥家里。所有这些事情都记载在赛莱斯特的书信里，其中甚至还记着为每一位亲属准备盛圣诞节礼物的篮子。
伽利略家里住的亲属太多，自然影响他的工作，但他是高兴的。后来，他病情加重，米盖领走了他的家人。伽利略却不得不替侄儿清还欠款，并听取别人对他这个侄儿的抱怨。
伽利略的儿子文森佐后来也离开母亲来到父亲身边。他本来在罗马已得到了助学金，但由于他不愿穿长袍，所以教会就不发给他奖学金。这笔奖学金最后转归于伽利略的侄儿名下。可他的侄子不愿待在罗马，很快又回到佛罗伦萨，仍住在伯伯家里。
1628年，伽利略的儿子也回到了佛罗伦萨。他常常去修道院看姐姐，其实是去同赛莱斯特的一个女伴的小妹妹会面，最后两人喜结良缘。从赛莱斯特的书信中可以看出，伽利略和她为此事操了许多心。文森佐婚后夫妻两人都住在父亲家里。
1629年3月，赛莱斯特给父亲写了一封信，信中谈起了文森佐的妻子。
我很喜欢新娘的殷勤态度，也喜欢她脸上的红色斑点。不过最大的喜悦还是看到她对您的敬爱之情。据此，我们可以肯定她将怀着十足的责任感从内心里充分关怀您。这种关怀和责任感，是我们都乐于奉献给您的。
1631年春，在赛莱斯特的劝说下，伽利略搬到了修道院附近的阿切特里来住。新居位于修道院旁边，是属于马尔捷里尼先生的一栋别墅。此后，父女俩可以天天见面了。
在家中度过一段近乎于隐居的生活之后，伽利略那颗热爱科学的心又不安分了起来。
他发现，自己的生命和天文观测以及天文研究已经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他无法舍弃自己心爱的事业。
不久之后，伽利略决定继续观测和研究。
伽利略原本打算测量地球的经度，这自然是一个耗时耗资的庞大计划，仅凭个人的力量是无法完成的。
因此，伽利略详细地写了一份计划报告书，呈给斐迪南二世大公。
斐迪南二世大公对这个计划虽然很感兴趣，但是宫廷里面没有这笔经费，就把这个计划转给了西班牙政府，西班牙政府对此表示兴趣不大。
伽利略很是失落，最后决定写一本天文学方面的著作，全面宣传自己的天文学观点。
早在1618年秋，天空出现了三颗彗星，引起了天文学家的兴趣。伽利略因为身体不适，没有精力观测。
意大利数学家格拉西进行了观测，并写了一本论彗星的书。
书中说，彗星是一种“类行星”，在某个行星轨道上产生、毁灭，望远镜的观察并不可靠，因为它的放大特性会造成一种视觉上的假象。
此时的伽利略对学术争论已少了兴趣，但一些神学家们却是紧紧抓住他的过去死死不放，他不得不进行反击。
为此，伽利略专门写了《试金者》一书，阐述了彗星理论，回击那些反对者。
在这本书中，伽利略巧妙地维护和坚持了自己和哥白尼的观点，从表面上看，伽利略似乎已经服从了教廷的告诫，还批判了哥白尼学说，但仔细一读，就会明白，伽利略批判的并不是哥白尼学说，而是有人对待这一学说的武断专横、颐指气使的态度。
这场争论持续了好几年，伽利略感到实在没有多大意义，就率先退出了争论的圈子。
1621年的一天，伽利略正在家中整理有关资料，为他要写的一部天文学的著作做准备，新继任的托斯卡纳大公斐迪南二世派人送来一份信函，说是科西默二世去世了。
伽利略知道科西默二世这段时期病得很严重，不久前已卧床不起，他还曾去看过他几次，但是伽利略没有想到，科西默二世这么快就去世了。
科西默二世不仅是伽利略多年的朋友，更是他在科学上的保护人。若没有科西默二世多年的帮助和支持伽利略是很难闯过一个又一个难关的。
如今，科西默二世的去世，让伽利略感觉到自己失去了一位在科学上的得力保护人。
但是过了不久，从罗马又传来了一个消息，老教皇保罗五世病死，他朋友巴贝里尼红衣大主教当上了新教皇，称为乌尔班八世，成为天主教世界新的主宰者。
乌尔班八世思想自由，对科学很感兴趣，对学术研究很热衷，伽利略觉得，这次他的天文观测和天文研究可以放心大胆开展而不需要顾及那些条条框框了。
伽利略高兴得不得了，他逢人便说，巴贝里尼是他的知音，是他进行物理、天体等科学研究的同行和好友，曾多次支持和保护过他。
在这期间，伽利略曾告诉乌尔班八世他还想著书立说时，乌尔班八世告诉伽利略必须将哥白尼的地动说作为一个假说来写，否则会有麻烦的。必须把赞成或者是反对这种假说的理由说充分，最后得出太阳绕地球转这个结论。
伽利略回到佛罗伦萨之后，谢绝一切应酬，一门心思撰写自己的著作。
伽利略从1624年动笔，到1630年写完，断断续续写了六年时间。书名叫《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
这部书伽利略1597年在比萨时就想动笔，那时他写信给开普勒，讲到了详细论证太阳中心说。1610年他在给贝利札里奥·温塔的信里也谈到了此事，他说我目前必须做完的一桩事，首先是写两卷《论宇宙结构的两大体系》，它中间充满着哲学、大文学和几何学的庞大构思。
他在《致英哥里的信》的末尾曾提到《对话》原先命名为《关于潮汐的对话》，后来因教廷不同意，才改用现名。
在《对话》中，他的一些未发表的论文如《论加速运动》《星辰使者》《关于太阳黑子的信》《致英哥里的信》以及其他一些他在30年间所写的主要著作，有时是大段大段一字不动地引用，有时是加以改写后引用。当然，引用上去的都是他的主要思想。
这部书给读者留下了逻辑非常严整和辞藻十分华丽的印象。这两个特点都使这部书在后代天文学家心目中认为带有几分古色古香的性质。他们觉得严整性是略去若干主要争论问题的结果。
实际上，伽利略既没有阐述《天文学大全》中所谈的托勒密体系，也没有阐述《天体运行论》中所谈的哥白尼体系，更没有阐述许多评论和讨论过的问题的内容。他阐述的只是地球一昼夜间的自转和它绕着太阳的公转。
伽利略从自己的任务中把与行星运动的实际不平衡有关的一切都避而不谈。
在他看来，太阳中心说体系具有非常重大的优越性，因为它消除了不平衡性。就这个意义说，伽利略落后于开普勒，甚至落后于自己的微分天文学，以及纯粹属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圆周运动概念的本轮体系，只有圆周运动绕着太阳进行这一新的宇宙图景。
这部书的中心内容是以世界上新发现的科学成就为依据，批判了亚里士多德、托勒密的地球中心说和宗教的唯心主义世界观，论述和发展了哥白尼的日心说理论。
在《对话》中，伽利略假托三人四天对话的形式，这是西方一直很流行的，与柏拉图的对话和后来的《十日谈》非常相似。
两个高贵而机智的贵族是沙格列陀和萨尔维阿蒂，“以纯粹的沉思而不以快乐的追求为最大乐事”。
另一个是“逍遥学派哲学家”辛普利邱，代表哥白尼理论的反对者，他“在领悟真理方面最大的障碍，看来是由于他因解释亚里士多德而获得的声誉”。
表面上看，伽利略只是记录三人的谈话，似乎不偏不倚，但实际上他总是让辛普利邱理屈词穷。这样他就在实际上宣传并支持了哥白尼学说。
《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回避了那些比较复杂的问题，比如木星的蚀，专就一系列能够向公众解释清楚的问题展开。书中对于每一个问题，都循循善诱，步步推进，使读者能够心服口服，而且真正明白。
他的这部书所针对的读者要比专业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广泛得多。首先它是用意大利语写成的，并采用日常谈话的对话体，而且论证删繁就简，通俗易懂。他只讨论两种世界体系，即托勒密体系和哥白尼体系，而对一些大同小异的体系则略而不谈。这个体系把哥白尼的理论大大推进了一步，为专业天文学家和数学家提供了支持日心说的强有力证据。
因为这本书，伽利略被后人称为“近代科学之父”，但也因为这本书，伽利略受到罗马宗教法庭的审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