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下一步进兵问题，胡林翼经与曾国藩商定，确定由道员曾国荃率13营进札集贤关内，围困安庆，由多隆阿率万人，进围桐城，由李续宜率万人扎青草塥，为两路援兵。正当湘军筹备东进时，太平军虚攻杭州，吸引清军，然后回师天京，胜利地进行了二破江南大营之役，然后挥师东下，攻占常州、苏州，江南大营钦差大臣和春自杀身死，两江总督何桂清被革职，朝廷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并要其统带各军，兼程前进，救援江南。
六月八日，曾国荃率13营进入集贤关，多隆阿部进逼桐城。曾国藩受命两江总督之后，即将围攻安庆的任务交给了曾国荃，自己则带领万人于七月三日自宿松起程，赴皖南祁门。这样一来，长江北岸围攻安庆的重任，就落到了胡林翼的肩上。胡林翼分析形势，由于陈玉成等的家属、财产尽在安庆，太平军“来援必速”。要多隆阿、李续宜早作打击太平军援军的准备。后来只是由于太平军贪攻上海，援军迟迟未来，从而赢得了充裕时间进行准备。胡林翼于秋后完成了兵力部署：以14500人围安庆，以两万余人打援，另以万余人堵北路。
胡林翼要求围困安庆的曾国荃部全力围城，并要求杨载福水师，扼守江面，断太平军接挤。
胡林翼命令驻扎桐城外围的多隆阿部全力对付太平军的援军，他在给多隆阿的信中强调说：“用兵之道，全军为上策，得土地次之；杀贼为上策，破援贼为大功，得城池次之。……我认为现今之局面，不仅以得城为喜，而以破援贼为功。”
九月上旬，多隆阿亲自带领部队于桐城外围连续攻城，造成了八百多人的伤亡，并挖掘地道，准备攻占桐城。胡林翼得知后一再去信加以制止。他要多隆阿“审察兵机，蓄养士力，准备大战，并请贵部专作战兵、援兵及备剿之兵，是为主要。……若误信营哨官言，以攻坚及地道等事为可侥幸，则异日必贻大祸。”多隆阿接信之后，马上停止挖掘地道，并离城扎营，休养生息，准备迎战太平军援师。
四、克复安庆病死衙署
咸丰十年秋，洪秀全调集大军，分作南北两路，夹江西上。陈玉成率军于九月三十日白天京渡江出发，十一月下旬进抵桐城外围，于挂车河、香铺街等处筑垒数十座，图解安庆之围。多隆阿根据胡林翼的意见，静观虚实，不仓促出战。十二月十日，多隆阿、李续宜各率马步万人对陈玉成部太平军实行前后夹击，大败太平军。陈玉成退扎庐江。
这时，胡林翼卧病行营，起坐已不能自主。他自称年未五十，衰老已如八九十岁老人。他给妻子写信说，想离营归家调养，然军务在身，病势日笃而不可言病，悲感交集，苦不堪言。
咸丰十一年(1861)一月，胡林翼冒着风寒，拖着病弱之躯，自英山移大营至太湖，以靠近安庆、桐城前线。三月，陈玉成率部自庐江趋霍山，并连占霍山、英山，蕲水；胡林翼先从前线抽调李续宜部后援，继而又调杨载福水师西上，以保卫武汉。这时，胡林翼连日呕血，面如白纸，军报亦废置不阅。
四月，陈玉成部太平军因在黄州受英国参赞巴夏礼的恐吓，停止了对武汉的进军，转攻德安、随州。中旬，陈玉成率部挥师东下，连下广济、黄梅。二十二日路过太湖，此时胡林翼正在太湖，城内守军仅2000人。当胡林翼得知太平军大队往援安庆，恐安庆、桐城围军不支，请曾国藩调鲍超自江南北援，自调总兵成大吉部自湖北增援安庆。陈玉成过太湖后，取道石牌，直抵集贤关。这时天京方面又派出洪仁王干，林绍璋率军来援，驻扎桐城外围，企图与陈玉成部共解安庆之围。但当进至新安渡、练潭一带时，为多隆阿部所败，退回桐城。不久，陈玉成以主力留守集贤关内外各垒，自率马步五六千人赴桐城，会合洪仁歼、林绍璋等部，再援安庆，结果又为多隆阿部所阻截。集贤关内外各垒孤立无援，遂被前来增援的鲍超、成大吉部各个击破。陈玉成主力被歼，元气大伤。太平军救援安庆的计划，遭受严重挫折。
六月，忠王李秀成所部经皖南、江西义宁入湖北，连占通山、兴国、大冶，武昌岌岌可危。胡林翼决定亲带成大吉十营回驻武昌，六月十九日离太湖，病情加剧，每日吐血二百余口之多。二十二日与曾国藩相会于香口镇，二人畅谈四日。二十五日，胡林翼离香口镇西上。七月十日抵武昌，因病日重，向朝廷请假两月，日常政务由藩司代行，军务仍亲自办理。不久，李秀成部主动退出湖北，武昌周围各州县相继收复，形势缓解。
八月，湘军击退再度来援的陈玉成、杨辅清部，于九月五日占领安庆城。安庆克复，曾国藩推胡林翼为首功。朝廷以胡林翼谋划攻克安庆有功，加太子太保衔，给骑都尉世职。朝廷的谕旨发出第二天，即咸丰十一年九月三十日，胡林翼病死于武昌衙署，为维护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尽忠到最后一息。
彭玉麟
彭玉麟(1816～1890)，清末镇压太平军名将。字雪琴，晚年自号退省庵主人。湖南衡阳人。父彭鸣九。彭玉麟统带湘军十多年，有勇有谋，却无意功名，可敬可佩。有《彭刚直公集》行世。
一、收复湘潭铁锁沉江
彭玉麟16岁时，父亲彭鸣九去世，族里人争夺他家的田产，彭玉麟在家乡难以立足，就到府城的衙署当文书，以侍养母亲。知府高人鉴发现他的文笔不错，就招他到官学读书，成为一名秀才。后来又到来阳县一家商号里做事。
咸丰三年(1853)，为阻挡太平军的进击，在籍礼部侍郎曾国藩奉命帮办湖南团练，在衡阳开府募勇，筹建湘军。彭玉麟前去投效，在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葆那里帮办营务。为控制长江江面，配合陆上部队作战，不久又筹建水师。经曾国葆推荐，曾国藩就命彭玉麟分统一营水师。由于水师营官多数缺乏军事谋略，而彭玉麟从小饱读史书，又富有胆略，遂成为协助曾国藩筹建水师的得力帮手。经过半年多的筹划、操练、湘军水师于咸丰四年三月成军，开赴长江，配合陆军攻取由太平军扼守的岳州(今湖南岳阳)。
那时，太平天国西征军已攻占湘潭，围困长沙，威胁到湘军老巢的安全。湘军首领议论下一步究竟是解长沙之围，还是先夺回湘潭的行动方案时，都同意彭玉麟提出的先取湘潭的计策。于是，曾国藩确定了水陆并进的方略，陆师由塔齐布带领，水师由褚汝航统率，合击湘潭。彭玉麟分领一营水师参战，结果在湘江内焚毁了太平军几百条船，陆路也击退了守军，一举收复湘潭，长沙之围也随之而解。这是湘军出师以来的首次告捷，交战双方的攻守态势开始改变。
七月，彭玉麟分统湘军左营水师，参加围攻岳州之战，遭到太平军猛将曾天养部的拦击。在激战中，彭玉麟右肘中弹，血染襟袖，仍裹创力战，被誉为“勇略之冠”。八月总兵陈辉龙，水师总统褚汝航战死，湘军水师受重创，而彭玉麟却接受了临战前曾国藩关于风过顺则“下游水急，进易退难”的告诫，未轻率随大队出击，损失独小。从此，他与杨载福同时继任湘军水师统领，担负起重整水师、指挥作战的重任。
十月，湘军夺回了长江中游战略重镇武汉以后，曾国藩决计攻取江西要地九江。为阻遏湘军袭击九江，太平军加强了九江以上沿江的防务，并派燕王秦日纲坐镇前线，两岸险隘由韦俊等率重兵把守，天京水营也调遣船队前来增援。其中最险要的一段是被称为“老鼠峡”的江面，北岸的田家镇(属湖北广济)是天京的咽喉，隔江而立的半壁山(今湖北阳新县境)，临江耸立，悬崖陡峭，这里江面特狭，有“老鼠也难闯”之说，成为拱卫九江的天然屏障。太平军依山傍江，在两岸组成了坚固的防御体系。
十一月湘军发起进攻。在南岸，湘军塔齐布、罗泽南部进展顺利，直抵半壁山下和附近的富池镇。经过四天激战，湘军于二十三日攻占了半壁山太平军营垒，秦日纲率部退守北岸田家镇。为突破江面障碍，彭玉麟在战前的一天黄昏，带小队人员密探横江铁练情状，提出了水师分四队协同作战、突破铁索的设想：头队由小船组成，随船携带炉、炭、吹火革囊以及椎斧、剪等工具，任务是砍断江中铁锁。二队的炮舟以火力压制太平军的拦截，掩护头队在江中作业。三队船只待横江铁锁一砍断，立即下驶，火烧太平军水营的船队。四队守护水师老营，以防太平军溯江上攻。这一设想得到曾国藩赞同，并令陆师配合行动。十二月二日，由铁匠出身的孙昌凯带领头队轻舟出发。头队官兵依计而行，在二队炮火掩护下，鼓囊冶锁，锁断缆开，椎锁下钳，钳落筏空，终于凿出一道缺口。接着，彭玉麟、杨载福亲率的二、三队水师，上下夹攻，太平军的战船大多被烧毁，孤守田家镇的太平军失去江上屏蔽，被迫东撒。这场血战，太平军损失惨重，死伤数千，湘军也折损千余人。彭玉麟写了“半壁江流沉铁锁”七律一首以记此战，并手书“铁锁沉江”四个大字，刻在半壁山临江的峭壁上。
二、攻破天京功成身退
湘军在半壁山、田家镇之战获胜后继续前进，直抵鄱阳湖人江处的湖口附近。咸丰五年初，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部增援，坐镇湖口，罗大纲部扼守对岸的梅家洲，林启容据守九江，互为犄角。曾国藩亲率湘军，围攻九江。在攻城战斗中，湘军死伤惨重，可九江仍未能攻下。九江不下，曾国藩下令退师，彭玉麟随残部返回武汉。
八月，曾国藩困守南昌。困在鄱阳湖内的水师营官萧捷三在一次战斗中中炮阵亡，内湖水师陷人群龙无首的困境，多次催彭玉麟赴援。咸丰六年一月问，彭玉麟化装成游学乞食者模样，徒步700里，躲过沿途太平军重重关卡的盘查，只身赶到南昌。曾国藩惊喜交集，对彭玉麟极为感激，随即令他整顿充实内湖水师，统带八营，驻扎南康。这时，太平军的战略重点在集中兵力合击天京(今南京)外围的江北、江南大营，从西征前线抽调重兵东向。九月初，太平天国又发生自相残杀的“天京事变”，更无力出击，因此在江西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事。
成丰七年二月末，曾国藩父亲病逝，回籍奔丧。行前，他向彭玉麟等心腹布置，乘太平天国内讧之机，继续执行“肃清江面，直捣金陵”的方略。水师以杨载福为总统，彭玉麟为协理，兼领内湖水师。经过补充整训，湘军水师逐渐恢复了元气，共有18营，战船500余，炮2000多尊。这时，湘军在占领武汉后，正水陆东下，再围九江。太平军在湖口列战船数百，仍以铁索拦江，石钟山架起大炮，对岸梅家洲筑坚城，由绰号为“黄老虎”的黄文金踞险扼守，九江城仍由林启容镇守。面对太平军的坚固防御，湘军采用先扫清外围据点的战法，决定分水陆三路，会攻湖口，由彭玉麟指挥的内湖水师，准备出湖助战。
同治三年(1864)七月十九日，天京被湘军攻破。彭玉麟也受到清廷加官进爵的奖励。同治七年，彭玉麟会同曾国藩拟定从荆州至崇明的长江水师营制，将湘军水师改成清政府的经制兵。
彭玉麟以一介书生，投笔从戎，统带湘军水师十多年。随着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的先后失败，清王朝又恢复了暂时的宁静。彭玉麟抱着功成身退的意愿，向清廷递上了一份请求回乡补行守孝的报告，清廷同意了他的请求。同治八年春天，他回到衡阳，在家乡盖了草房，布衣青鞋，经常到母亲墓前凭吊。
三年过去了，清廷命他检阅长江水师，并要他进京朝见，彭玉麟辞却了兵部侍郎的任命。南归后，他在杭州西湖边上盖了一座房子，叫做退省庵，表达了无意功名利禄的情怀。之后，他义先后辞谢了两江总督和兵部尚书的高官。
光绪九年(1883)，中法战争爆发，年已68岁的彭玉麟，应命募兵赴广东备战。他不顾年高体弱，立即募兵4000人开赴虎门附近驻守，并派部将率兵分驻广东沿海要地。光绪十一年战争结束，奉命撤兵。但他仍关心海防建设，向清廷提出了选得力将才领水师，练陆军以辅水师，东北宜预为筹防，台湾须练勇办团，增添船炮，广筹粮饷等建议。光绪五十年病逝，终年74岁。
冯子才
冯子才(1818～1903)，清末爱国名将。字南干，号萃亭(一作翠亭)。广西钦州(原属广东，今广西钦县)人。行伍出身。他以近七旬的高龄，驰骋疆场，奋勇杀敌，打得法国侵略者丢盔弃甲，狼狈逃窜，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
一、受命危难首战告捷
冯子材早年参加过广东天地会起义，咸丰兀年(1851)参加清军，曾随向荣、张国栋镇压过太平军，从兵卒逐步擢升至提督。同治元年(1862)任广西提督，光绪元年(1875)调任贵州提督，光绪七年(1881)回任广西。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冯子材亲身体验了帝国主义侵略者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竭力主张保卫疆土，抵御外敌，却遭到清政府中投降派的排斥和打击。一气之下，年已65岁的冯子材于光绪九年“称疾”归田，回到原籍钦州。
光绪十年六月，法国公然对我国发动了侵略战争。我国军民同仇敌忾，奋勇抗击。但是腐败无能的清政府采取妥协政策，进一步助长了法国侵略者的扩张野心。次年二月，法国侵略者大举进攻中国的南大门镇南关(今广西友谊关)。当时，广西巡抚、清军前线统帅潘鼎新积极执行李鸿章的投降政策，不但不予抵抗，反而弃军逃命，引起全军溃退，使镇南关当日即落入敌手。此时，广西危在旦夕，在全国军民一致要求抗击法军的压力下，清政府迫不得已起用了老将冯子材，任命他为广西军务帮办，负责组军戍边，抗击法军的入侵。冯子材毅然承命于危难之时，他立即召旧部、募新兵，扩编部队，赶赴前线。冯子材带了两个儿子同行，准备将自己的尸体运回家乡，以此来表达与敌人血战到底的决心。
冯子材抵达前线后，面对民心不定、军纪涣散、指挥混乱的局面，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首先是教育军队，约法三章，不准欺压百姓；其次是整顿溃散之军和扩编新军，加紧军事训练，努力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再是把湘、淮、粤、桂各支军队的指挥关系统一起来，组建作战指挥中心。迫于中国军民的强大声势，法国侵略军烧掉镇南关，退到镇南关外三十里的文渊城。
随后，冯子材会同王孝琪等诸将到镇南关前视察地形。鉴于镇南关已被法军烧毁，他们决定选择距镇南关十里的关前隘作为决战的战场。关前隘两侧都是崇山峻岭，中间只有一条狭窄的通道，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战场选定后，冯子材组织军民在隘口处突击修筑起一道三里半长的高墙，横跨东西两岭，墙外还挖了一条很深的壕沟，以利坚守。此外，义在东西两岭的山顶上构筑了炮台，以便居高临下，打击来犯之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