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德舞》本名《秦王破阵乐》。《旧唐书·音乐志二》说：“《破阵乐》，太宗所造也。太宗为秦王之时，征伐四方，人间歌谣《秦王破阵乐》之曲。及即位，使吕才协音律，李百药、虞世南、褚亮、魏征等制歌辞。百二十人披甲持戟，甲以银饰之。发扬蹈厉，声韵慷慨，享宴奏之，天子避位，坐宴者皆兴。”这就是说，《秦王破阵乐》的主要内容，是歌颂唐太宗为秦王时平定刘武周、薛举、王世充等割据势力的功绩。唐太宗即位后，每逢宴会，必然演奏。演奏此乐，实际上就是侍臣们借此机会为唐太宗歌功颂德。不过，也有例外，魏征就与众不同，他“欲上偃武修文，每侍宴，见《七德舞》辄首不视，见《九功舞》则谛观之”（《通鉴》卷一九四，贞观七年正月）。魏征为什么要想太宗“偃武修文”就不愿看《七德舞》而对《九功舞》却仔细观看呢？
最重要的是要认清当时的时代特点。隋末唐初，是由战乱而分裂割据到统一而稳定的转变时代。时代的要求，唐太宗必须由一个身经百战的将军成为治国有成的政治家。唐太宗认清了这个时代特点，千方百计地寻求治国之道，力图使国家长治久安。这样一来，他就必须抛开非常熟悉的战争经验，认真学习怎样从政治上治理国家。这就是魏征所谓的“偃武修文”。事实上，“偃武修文”的政策效果非常显著。唐太宗曾对长孙无忌说：“朕即位之初，上书者或言‘人主必须威权独运，不得委任群下’；或欲耀兵振武，慑服四夷。惟有魏征劝朕‘偃革兴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远人自服’。朕从其语，天下大宁。绝域君长，皆来朝贡，九夷重译，相望于道。此皆魏征之力也。”（《旧唐书》卷七十一《魏征传》）既然“偃武修文”可使国家走向国泰民安无疑，唐太宗、魏征重视“偃武修文”是顺乎时代的潮流的。
《七德舞》是歌颂唐太宗战功的。随着历史的前进“在需要转变观念，抛开过去的经验，认真学习新的治国之道的时候，有些人一如既往，只是满足于过去的功劳，显然是不求进取的表现。魏征不愿看《七德舞》，实际上是反对居功自傲满足现状”。由此可见，这不是个人欣赏乐舞的观点问题，而是有无远大政治眼光的问题。
反之，魏征为什么喜爱《九功舞》呢？《九功舞》本名《功成庆善乐》。《旧唐书·音乐志二》载：“《庆善乐》，太宗所造也。太宗生于武功之庆善宫，既贵，宴宫中，赋诗，被以管弦。舞者六十四人，衣紫大袖裙襦，漆髻皮履。舞蹈安徐，以象文德洽而天下安乐也。”贞观六年（632），唐太宗幸武功庆善宫，触景生情，遂赏赐闾里，创造了《功成庆善乐》。从此以后，“以《破阵》为武舞，谓之《七德》；《庆善》为文舞，谓之《九功》”。这就是说，《破阵乐》象征着唐太宗创建国家的武功，《庆善乐》象征着唐太宗使天下安乐的文治。魏征喜爱《庆善乐》，实际上是向君臣们表示，大家都应明确自己的历史使命，必须为建成太平盛世贡献力量。事实证明，这决非纯逻辑的推理，唐太宗与魏征希望建成太平盛世的心情是非常迫切的。
贞观元年（627），唐太宗就“问公卿以享国久长之策”（《资治通鉴》卷一九二，贞观元年七月）。在他走过了一段艰难的治国之道以后，他深深感到治理国家比创建国家更为困难。贞观十年（636），他征求侍臣们的意见道：“帝王之世，草创与守成孰难？”房玄龄回答说：“天地草昧，群雄竞起，攻破乃降，战胜乃克。由此言之，草创为难。”魏征则持相反意见说：“帝王之起，必承衰乱。覆彼昏狡，百姓乐推，四海归命，天授人与，乃不为难。然既得之后，志趣骄逸，百姓欲静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残而侈务不息，国之衰弊，恒由此起。以斯而言，守成则难。”面对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唐太宗胸有成竹地说：“玄龄昔从我定天下，备尝艰苦，出万死而遇一生，所以见草创之难也。魏征与我安天下，虑生骄逸之端，必践危亡之地，所以见守成之难也。”最后他肯定说：“草创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者，当思与公等慎之。”（《贞观政要》卷一《君道》）所谓“守成”，就是治理国家。既然创建国家已成为过去，治理国家是当务之急，太宗又明确表示“当思与公等慎之”，可见，他要与臣僚们共同努力，治理国家。这与魏征的“偃武修文”思想完全一致。唐太宗非常重视魏征的意见，又把魏征当做一面镜子，关键就在于他们二人对国家大计有共同的认识。
显而易见，魏征不愿看《七德舞》而赞扬《九功舞》，并不是他个人兴趣的好恶，而是他反对满足过去，安于现状；同时提倡要积极进取，创建太平盛世。正因为在这方面魏征与唐太宗志同道合，所以说，魏征对“贞观之治”的形成是有重要贡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