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一个人用全部权力武装起来，让他做自己的助手，这样做的第一个克虏伯绝非阿尔弗里德。阿尔弗雷德·克虏伯是克虏伯声誉的缔造者，他的企业领导一度过于侧重技术，带来许多问题，为此他任用了汉斯·延柯，请他独立自主地解决这些问题。阿尔弗里德的父亲古斯塔夫也有他的全权代表，但他不太走运。从1908年到1918年，阿尔弗雷德·胡根贝克担任董事会主席，1931年后，他利用他对公司内部机密的了解，通过帮助纳粹，解除了他原来上司的权力，加重了克虏伯公司的损失。现在阿尔弗里德给了贝托尔特·拜茨一个机会。
阿尔弗里德给拜茨的位置是全权总代理，这意味着，他对公司有着无限的权力。贝托尔特·须遵守三个条件：克虏伯不应再生产武器；阿尔弗里德将履行梅莱莫条约，公众不应对此产生任何怀疑；他必须清楚，康采恩首先仍然是一个私人企业。贝托尔特·拜茨只对阿尔弗里德负责，他只须听从阿尔弗里德的指示。阿尔弗里德给他新任全权总代理的薪水非常丰厚，对拜茨来讲，这肯定也是听从阿尔弗里德召唤的重要因素之一。对他和他全家来说，做这个决定并不容易。他们要离开美丽的汉堡，而汉堡如今已经成了他们的家乡，他们要举家迁到埃森，而埃森在他眼里是一个灰色的城市，没有什么魅力可言。在贝托尔特·访吉恩·施普林格之前，他很少来鲁尔区。那些废墟、冒着烟的烟囱、提升井架古怪的影子和不太吸引人的城市，看到这些，他不禁发出感慨，他根本不了解，人们怎么会在这里生活呢？他认为，他自己是不想“在鲁尔区的篱笆上被吊死的”。
反感完全是相互的。拜茨没有受到热烈的欢迎，相反，他走马上任时，他碰到一堵墙，人们冷冷地拒绝他。大多数克虏伯经理都在气愤地猜想，到底是什么使阿尔弗里德·克虏伯决定，要聘任这个人的？他从哪方面讲都与“鲁尔区男爵”的形象截然相反。杜塞尔多夫工业俱乐部的人也认为：
“年轻的阿尔弗里德一定失去理智了。”但阿尔弗里德对此做了非常准确的解释，有一次，他在接受采访时说：“最关键的是，我们必须要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将近150年以来，克虏伯公司想的只有钢铁。从1953年起，我们与我们的煤钢部门分开了，因此我们必须朝完全崭新的方向想。我也必须这样，幸运的是，我还不至于太老。但甚至于我，也很难从‘钢铁思维模式’中解脱出来。而公司中的大部分人对克虏伯的过去很了解，他们与我有同样的思维方式。因此，我认为，聘任一个对钢铁一无所知的人来公司工作，是很好的。”贝托尔特·拜茨完全符合这个条件。他对钢铁一窍不通，对鲁尔区也一点都不了解，他甚至认为，波鸿协会是一个足球俱乐部。对所有那些认为这个铸纲厂是世界的中心的人来说，这是个什么样的亵渎！
1952年9月25日，阿尔弗里德·克虏伯和贝托尔特·拜茨决定，要共同为克虏伯掌舵。但直到1953年11月，贝托尔特·拜茨才来克虏伯上任。他推迟上任的原因是：依都纳·日耳曼尼亚公司监事会不同意他提前离任。他必须首先使两个伙伴协会已经开始的合并工作有一个圆满的结束。另一个说法则认为：阿尔弗里德打算，在他签署梅莱莫条约之后，他才将贝托尔特·拜茨调进公司，以便拜茨不必有继承的负担，使他能够象开垦处女地似地开始他的工作。
我觉着这种说法也很可信，估计两种原因兼而有之。也许还有个理由，贝托尔特·拜茨有一整年时间着手研究克虏伯与克虏伯人，并为其新的岗位做准备。
因此，他在克虏伯经理们面前出现时所引起的轰动，并不是偶然。很明显，他从一开始就想让大家知道，现在刮的是新风。他并不想先参观企业，然后再引进新的体制，他以为，这样做不会对他有多大的害处。他非常自信，他可以从一开始就完全依照自己喜欢的方式与那些克虏伯人相处，当然首先是那些大小经理们。拜茨把其中一个经理解雇了，因为他说拜茨天真。或者还有另外一种解释，难道四分之一世纪过去后，他仍然因为没有受到克虏伯经理们的热烈欢迎而耿耿于怀？是的，他因为他的合法性没有得到足够的承认而抱怨。很明显，成功和新权力并没有使拜茨变得更敏感。在与那些克虏伯经理们交往中，他依然故我。
克虏伯公司令人崇敬的管理大楼有一个很高的尖顶，它是战后幸存的建筑物之一。贝托尔特·拜茨踏进这幢大楼的第一个早晨，就给大家一个新迹象。他非常疑惑地看着那部老电梯，它在各层楼之问缓缓地摆来摆去。他下令，应该立即把电梯开快些。那么缓慢的速度不适应这个时代，也不适应他心目中的克虏伯形象。当然这个指示很快在克虏伯人中间传播，并且效果也不错。
贝托尔特·他的岗位上工作了一段时间后，他手下一个经理，试图通过向艾尔泽·拜茨送礼，来保证自己前途。
拜茨立即开除了他。据说，拜茨对那位经理说，他应该在5分钟内收起他的东西，离开这座房子。有人问拜茨，这是不是真的，拜茨脸上露出幽雅的笑容：“您看，人们真会夸张，”他说，“这里没一句真话，我给了他整整一刻钟的时间。”这的确是一种新的领导方式。在克虏伯的最初几年，拜茨在整个公司不太受欢迎，拜茨自己认为，这应归咎于他的工作风格：他的风格与传统作法不同，他认为，是在效仿美国人的方式。当然，当这位新领导太随便太毫无顾及的时候，一些极其保守的职工会无法忍受他。但人们肯定是可以纵容他这一点的。不管怎样还有一个阿尔弗里德，无论如何，他还是人们想象的克虏伯。尽管拜茨只比阿尔弗里德小6岁，但他们俩之间的年龄差距似乎很大。此外，他有一种年轻领导的魅力，他对人很热心，与阿尔弗里德相比，年轻的一代更易于与他有认同感。
尽管如此，如果做事不得体也不会有快乐。在一次接受采访时，他谈到他刚上任时克虏伯经理们的印象，他知道这次采访将被一本书采用，也就是说将向公众公布。“我觉得自己象是一个驯狮员，我负责给那些狮子，即那些经理们一个高尚的想法。我仔细看着他们，使他们不至于相互厮咬。我为此而感到很快乐，我为了阿尔弗里德的利益，为他们发明一些新的策略。”拜茨建立了一个参谋部，他在公共场合这样描述参谋部成员，“他们是我的人，他们只听我一个人的话，其他人都别想劝他们”，这大概对董事会的团队精神不会产生积极作用，而拜茨本人是克虏伯董事会主席。
由于任务不同，董事会和参谋部本来就有矛盾，而他现在又把他们两极分化，这里是要驯服的“狮子”，那边却是“我的人”，这样肯定不会有助于消除两者之间的矛盾。
拜茨对自己在埃森的效果非常清楚。甚至有人开始打赌，他周围的气氛如此冷漠，不知道他到底能捱多久。他很清楚这个，在开始阶段，他在公司所属饭店埃森庄园款待那些记者，他有时问他们：“请您老实说，您也相信，我不久会被‘毙’了吗？”他希望会得到否定的回答。但一想到，他可能毫无成果地又离开埃森，这反而坚定了他留下来的信念。
1959年，他对一个记者说：“我在35岁时就在依都纳担任总经理，40岁时来到克虏伯，当然，我一直很清楚，如果我从这里落荒而逃，我所有的前程将毁于一旦。”他于是开始建设自己的部队，寻找朋友。但最后只有两个人帮助了他，支持他在克虏伯坚持下去。这两个人当然也是强有力的联盟。其一是阿尔弗里德自己，在内部不断出现抗议时，他一直毫不妥协地支持拜茨。经理中的一些老克虏伯人一开始认为，阿尔弗里德的决定不是最后有效的。他们中有一位，即财务部经理约翰尼斯·施罗德，他很轻率，没有把拜茨当回事。还在拜茨来埃森之前，他就给新闻界一个声明，声明中他宣布：公司的财务仍然完全是他施罗德的事。随后，他不得不纠正自己的看法。拜茨的异议惊动了阿尔弗里德，他召集他的董事会开会，平静地宣布：拜茨所得到的全权当然包括所有商业领域，即也包括财务。这样，一切就明白了。
支持拜茨的第二个人肯定已经被拜茨当作驯熊员拉到了自己一边。他就是克虏伯的老经理弗里得里希·扬森。
在扬森1955年退休之前，他与拜茨共同分享拜茨的全权，这权力是阿尔弗里德于1953年给予拜茨的。拜茨信任扬森，因为他太老了，不至于威胁到他的位置。扬森自己也同意阿尔弗里德的看法，即在克虏伯必须刮一刮新风。自1918年起，他就在克虏伯工作，他担任重要职务时，亲身经历了克虏伯与德国历史的沉浮。1943年，他与阿尔弗里德一起，成为克虏伯董事会成员，并赢得了阿尔弗里德的信任。他又与阿尔弗里德一起与其他的董事会成员一样，受到纽伦堡法庭的控诉，并判了刑，他讲过：“我在公司工作过程中，一直是一个危机接着一个危机的。”阿尔弗里德和拜茨期望，这样一个人会比较灵活，对新来的人也比较容易敞开心扉，尽管他年龄大了。在扬森退休前的两年中，即拜茨独立担任全权总代理之前，他们一直有着完全信任的合作，他们共同视察公司的各个企业，对他们的工作分配，足球迷扬森是这样解释的：“我传球，您射门”。
伴随着老克虏伯人的讨厌，新克虏伯人的崇敬，在阿尔弗里德无条件的支持下，精力旺盛、努力进取的贝托尔特·拜茨成功地站稳了脚跟，并带领公司走上一条新的道路，这就是后来克虏伯历史上的“新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