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弗里德·克虏伯在兰德思堡监狱蹲了6年，这6年中，世界并没有停止不动。各个家庭和公司都在尽自己的最大努力重新寻求发展。几年转瞬即逝，阿尔弗里德整天都要点亮监狱大厅里的那盏铁蜡台，或者晚上写那个没头没尾的报告，这是法庭要他写的。后来他被允准用纸笔写个人笔记，他就用短短的几周时间撰写了一篇科学论文。
从此他终于找到了使自己精神放松的方法。在他那篇科学论文里，他试图论证一个新的宇宙物理理论。
外面的消息他是通过探监和报纸得知的，但当时朋友和家里人去探监是很难的，而兰德思堡监狱离埃森和布律巴荷都很远。阿尔弗里德被释放以后说，监狱里的人所了解的只是世界的一部分。那么，对所有那些帮助他和克虏伯公司的尝试，他是否也进行了正确的判断，这一点是令人怀疑的。这样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从来没有明确地委任他的弟弟贝托尔特·使他的权力，而当时，他的弟弟是全家唯一能自由活动的人。到死贝托尔特·内心里都受此煎熬。
在阿尔弗里德入狱前期，为了挽救他们家的财产，贝托尔特·他们的家庭顾问想出了一系列的步骤。但阿尔弗里德是否正确地理解了这些，我们不知道，因为他从来没有与家里任何人说过这件事。古斯塔夫·克虏伯在布律巴荷去世一周后，他的遗孀贝塔，即阿尔弗里德的母亲，向盟军高级专员们提出申请，家庭财产应该作为遗产留给她与她的孩子们。这实际上意味着剥夺了阿尔弗里德的继承权，因为根据他父亲的意愿，阿尔弗里德是家庭财产的唯一继承人。根据古斯塔夫的愿望，希特勒在1943年11月12日亲自签署了这份继承法中的特殊规定。人们因此称之为“克虏伯法”。现在他们的家庭律师声称，这个法律是无效的。
因为这个规定与现行继承法相违背。阿尔弗里德的弟弟妹妹们支持母亲的申请。他们试图挽救一些在没收阿尔弗里德财产后剩下的一部分。但高级专员们没有答应这个家庭的申请，这一点也不让人感到奇怪。但这件事情给尚在狱中的阿尔弗里德造成了什么样的印象？
在阿尔弗里德收到判决书7个月后，他又获悉一个坏消息：美国驻欧洲部队的军政府长官和最高指挥官卢修斯·
D·科雷将军，拒绝了阿尔弗里德的获释请求，相反却确认了对他的判决。他只修改了一点，而这一点对克虏伯公司的未来有着决定性的意义。本来克虏伯公司应移交给盟军管制委员会和它的苏联同盟。但后来的几个月里，西方战胜国与苏联的关系急剧恶化，以至于盟军管制委员会形同虚设。科雷将军也不用再幻想，有朝一日鲁尔区对苏联开放后，会发生什么了。他通过一项决定解决了业已存在的问题。阿尔弗里德的工厂“位于哪个占领区，就由哪个占领区的盟军最高指挥官来没收”。通过这个决定，克虏伯在马格德堡的格鲁森工厂，因为位于苏占区而永远离开了康采恩。
阿尔弗里德被捕后，埃森工业区死一般地沉寂，而那里曾是欧洲最大的工业企业之一。工厂的工人在战争结束之前已经全部撤走，只剩下一些工厂保安人员，他们的任务是使工厂不至于化为灰烬。尽管克虏伯管理大楼已部分被毁坏，在它周围是大片大片的废墟。但调查情况表明，只有约32％的工厂全部被毁，约29％的工厂严重受损。废墟中的生产设备大约有一半尚可使用。因此，那些战后陆续回来的克虏伯人开始清理这片废墟。
真是祸不单行，没过多久，阿尔弗里德又受到了一次打击。美国人接受埃森这座城市后才两个月就又撤走了，把他们的占领地交给了英国人。从这天起，司令官宣布，英国军政府要独立领导克虏伯公司。他们将一位军官任命为克虏伯公司和克虏伯一家的唯一合法元首。英军长官A·L·道格拉斯·福尔斯上校在他掌权的第一天，就将克虏伯公司的代理人及各部门领导(总经理们都在狱中)全部召集到公司的大会厅。他僵硬笔直地坐在那个长长的绿桌后面，身旁只有一个穿制服的秘书。他的对面站着约20位克虏伯经理，他没有要求他们坐下。用德语来说，就是“为了让您们更好地理解我”。他以尖锐的的话向他们通告了埃森克虏伯公司的命运，似乎这命运是由战胜国决定的，他指向窗户，透过窗户人们可以看到工厂被炸毁后留下的废墟、炸倒的烟囱和倒塌的墙，它们在雾中，在11月的朦胧小雨中几乎消失了。“在外边，我的先生们”，他冷冷地客观地说，做了一个蔑视的手势，“再也不会有一个烟囱冒烟。铸钢厂所在地将变成农田和草地。英国军政府已经决定，永远关掉克虏伯。就这些，先生们。”克虏伯的先生们被这句话惊得哑口无言，13年后，只要一有好机会，每个当时在场的人都还能一字不差地重复这位上校的话。
福尔斯的话导致了对克虏伯公司设备的拆卸。如果说30％的工厂设备是被炸弹炸毁的，那么现在，又有40％的设备变成了一场极端残酷的设备拆卸的牺牲品。现在，那些撤走又返回和从战俘营回来的克虏伯人，要用几个月甚至几年时间，来破坏他们原来的工作岗位。因为克虏伯公司位于英占区，所以它被拆卸得格外彻底。许多克虏伯人都认为，英国人这样做，是想把他们在世界市场上的讨厌的竞争对手彻底清除掉。当时，那些工人不得不将他们的机器变成废铁，他们深感痛苦而倍受打击。他们并不知道，就是这种彻底的破坏却是一个机会。一方面，由于工作岗位的减少以及由此带来的人民的困苦，最终导致盟军采取大规模援助措施；另一方面，那些新工厂都安装了高技术设备，导致后来，特别是英国厂家，在竞争中非常难于与他们抗衡。
随着约翰·J·麦克科罗易被任命为美军驻德最高指挥官，标志着德国最严重的战后阶段终于结束了。这时阿尔弗里德在狱里已经呆了6年。诺伯特·米伦在他1960年所写的关于克虏伯的书里，用难忘的话描述了当时的状况：
“那场风暴，已经把德国变成了沙漠，现在它终于过去了。温柔的风开始刮起来，经济、民主意识与和平共同体得到了恢复。这个新德国显然站在西方一边，西方各国正在与苏维埃世界的极权主义者进行一场冷战。”两年后，麦克科罗易继续取得进展，他努力将德国与西方以及西方与德国更紧密地联系起来，两国中间发展了伙伴关系，以对付共同的敌人苏联。1950年底，朝鲜战争全面爆发后，麦克科罗易命令战犯大赦委员会，重新审查阿尔弗里德·克虏伯及与他一起被判刑的克虏伯经理的案件。
1951年1月31日，判决两年半后，麦克科罗易向所有受克虏伯案件牵连被判刑的人提供了大赦。他免除了对他们的刑罚，也归还了克虏伯的财产，他认为：“剥夺克虏伯财产完全违背美国的法律。”这个决定是对案件卷宗进行了详细研究后才做出的。麦克科罗易认为，阿尔弗里德·克虏伯并没有积极参与公司的领导。鲁尔区其他的工业家，也使用了强迫劳动力，他们只受到很轻的惩罚或者根本没有受到惩罚，克虏伯财产的没收，不符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文明理论。
但是，克虏伯公司的财产不再予以没收，并不意味着这些财产会无条件地还给阿尔弗里德。但让我们先随着德国与国际新闻界去兰德思堡看看。1951年2月3日，“纽约时报”和当时年轻的德国“明镜”周刊的记者全部来到了那里。当阿尔弗里德带着幸福的微笑来到监狱门前时，他受到他弟弟贝托尔特·迎接。世界对这件事的反应是不同的。“时代杂志”二月刊对这一场面有生动的描绘：“上周一个雾朦朦的日子，早晨9点钟，兰德思堡监狱的门开了。”
29个男人从里面走出来，他们穿着破滑雪裤，蓝色或灰色的夹克，没有系着领带。他们挤过等候的人群，贝托尔特·
克虏伯跑向他的哥哥阿尔弗里德，他就是被炸毁的钢铁和武器帝国的继承人……，把一束水仙和郁金香花递到他手里，两个人坐进一辆黑色塞当车，驱车来到兰德思堡最好的饭店去用香槟早餐。43岁的阿尔弗里德，是克虏伯王朝的首脑，克虏伯已经向德国的三次战争提供过武器。他认为：“我希望，永远不必再生产武器。”克虏伯的获释引起了盟军的极大注意。
巴黎新闻界认为“就象所有令法国人憎恨的东西——普鲁士精神、泛日尔曼主义、军国主义、工业倾销等重又在大街上走来走去了。美国军政府长官约翰·麦克科罗易和驻欧部队最高司令官托马斯·汉狄决定，释放阿尔弗里德·克虏伯……并重新审查其他100名犯人的案件，这些决定是根据大赦委员会的结果做出来的，……麦克科罗易也修改了另外21名穿红马夹的犯人的审判，穿红马夹在兰德思堡监狱就意味着判了死刑。这些人的死刑变成不同期限的徒刑。在兰德思堡，现在只剩下7个人还穿着红马夹。他们在下周将被绞死。”在克虏伯家，关于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人们还讲述了许多细节，贝托尔特·报纸上所写的“香槟早餐”非常恼火。
因为这样的早餐当然不是他安排的。(克虏伯家族的人不知道什么叫厚脸皮和不得体)他怎么会预知，酒店老板会恰好在记者招待会开始时，拿一瓶“克虏伯家付帐”的香槟跑过来呢？
兄弟俩然后回到布律巴荷，在布律巴荷的邮房里，他们的母亲正等着他们。埃森对一个克虏伯还是封锁区：山庄仍由英国人占领着，公司仍然在一个英国军官的领导下，克虏伯家里人不准在埃森有任何财产——甚至包括私人财产。埃森的多少代市长都靠着克虏伯，他们的大部分财富都归功于克虏伯，但他们现在见风使舵。1946年，他们免去了克虏伯一家的荣誉市民权，这个荣誉市民权是埃森市长于1936年11月20日，在庆祝克虏伯公司成立125周年纪念时，授予贝塔和古斯塔夫·冯·伯伦和哈尔巴赫的。(伯伦家的人永远都不会忘记上格劳姆溪村的村民，伯伦家位于这个村，他们在德国反克虏伯成为时尚的时候，没有效仿埃森市的作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