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们哲学研究所和其他所基本一样：研究人员都是在家里“上班”。还没实行双休日的时候，只在星期六下午到所里集中一下，交换一下选题，双休日之后，自然又改为周五下午集中。有一回我同校毕业的校友，只比我小半岁的老范见了面开玩笑说：“你我这情况搂钱是没戏的；只盼着再过两年到点以后周末也不必来所里，又省了几块钱的公交车票！”
一般情况下，周末集中说实在话大多是例行公事，但今天下午我先后接到两个电话，一个是一位外地的女性业余文学爱好者，不知道怎么把电话打到这儿来，说是在一本什么“四大名旦”之一的大型文学刊物上看到一个叫“时云空”的作家写的一篇小说，问这个时云空是不是我。我当即下意识地扬起脑袋来，绝对不敢冒名地回答她：“我的名字是时云虚，虽然‘虚’与‘空’意思相近，但不是我；何况天下重名的很多，就算我故意把名字起得冷僻些，也不敢绝对保证没有重名的。”天哪，在下一副干巴得掉渣的哲学头脑，哪里敢望形象思维发达的小说家之项背？谁知这个电话刚对付完，另一个电话又打过来，对方是一位本市某大医院的心理学医生，他自报家门，那名字我似乎还有点印象，好像在电视台上出现过的。不过，这样的名人说要向我请教，却真个是不敢当。他提的是时下一个老得没牙的俗问题（当时我心里觉得这样的问题不应该由他这样的心理学家提出来），但他却挺认真地说：“时老师，《三字经》最近这一‘火’，许多人总是记着那个‘性本善’，其实从现实情况看，我倒觉得是‘性本恶’，你看现在许多人，还不够恶的吗？我读过您几篇涉及人性的文章，我想请教您，您对刚才我提出那个问题究竟怎么看？”
这时候，我身后有几个六七十岁的老先生在等着打电话，因为我们这个大办公室只有这样一部电话。而且我太理解这些老先生的心气儿了，他们主要不是出于“抠门儿”而舍不得买手机，而是因为他们出来活动的确很少，平时在家里“上班”有座机与外界联系就可以了。现在，他们可能有急事儿，需要打电话，我不好意思总占着这个唯一能与外部世界沟通的通道。于是，我很客气地向那位心理学医生说明：
“很抱歉，我这里有很多同志要打电话。这样吧，您把您的电话号码用短信发在我的手机上，下午我回家打给您，刚才您提出的那个问题不是一两句话能够说清楚的。何况我也不见得能回答得使您满意。不管怎样，也只能是仅供参考吧。”
下班后乘公交车走在路上，我还在想着那个电话：如果说孟子的“性善说”和荀子的“性恶说”是“小儿科”，那未免是忒狂傲了；但作为一个三甲医院的心理学医生，没有接触过这方面的知识，确实也有些难以理解。但看来他是不太明了的。要不然为什么他在电话上说“我倒觉得是‘性本恶’”，言外之意他的想法还是首创呢。如此说来，那些更复杂点的似是而非的学说，如战国时告子的“性无善恶论”，西汉扬雄的“性善恶混论”等等，他就更不见得知晓了。想到这里，我除了兀自摇摇头，还能说什么呢？
这样想着想着，不觉间公交车到达蛤蟆嘴车站，我连忙下车，仓促之间，扑向中门，售票员同志尖声喊道：“后门！后门下。”我抢了几步，后门差点儿关闭，但总还是下来了。险！这时一辆摩托车倏地驶过，几乎将我撞倒。这倒也不全怪摩托车，一半是因为公交车没有靠近边道停下，而留了足够的余地让摩托车插空挤过。好险！
险遭事故又引起我一阵反省：刚才大脑里的“活思想”有点翘尾巴，似乎认为人家那位心理学医生文化底蕴欠厚，这有违时云虚研究员一向绝对低调的本性。虽说本人出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但我那乡村学究的父亲对儿子自小就灌输“满招损，谦受益”的古训，上学后又牢记伟大领袖“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的谆谆教导，是绝对不应忘记自己排行老几的。
怎么样，今儿个刚刚有点沾沾自喜，立马就受到教训了是不？
二
向阳小区十三楼1303室是我的工作室。
原因是社科院给我分的房子在距单位二十二公里的五环外，距离单位和看病的关系医院以及我熟悉的邮局都太远。我自己“出无车”，即使有车也不会开。但独生子和他妈妈（还够不上太老的准老伴）特体恤我：儿子结婚后搬至我们郊区的三居室，与他母亲住在一起，而将他在单位分得的一居室让给我住。这里交通方便，距离单位、医院、邮局都比较近。尽管只有三十三平米的面积，我却觉得有“躲在小楼成一统”的安适，有时想起“准老伴儿”对我的理解和儿子的孝顺，心里也颇觉安慰。这大半生虽然没有获得多大成就，但在家庭生活中也还算小有福气，每个“大礼拜”我必回家与妻、儿相会，倒也其乐融融。
今天下午两点半钟，我按心理学医生汪专家发给我的电话号码，拨通了他的电话。这里我还要补充一下，看本市的《养生时报》中说，据外国权威专家研究证明，AB型血行事是比较守信的。所以我准时给对方拨了电话。咳，瞧我不自觉地又“显摆”了。待一会儿通话时可真得十二分地注意！
“是汪先生吗？关于性善与性恶或者是非善非恶的种种说法，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不断地有所争论。从表面上看，他们所持的理由也许都有道理。可我觉得，都有片面性。虽然我对这些古代思想家们都很尊敬，但仍然不能为尊者讳。至于我的观点，不一定对，既然汪先生想知道，那我就简要地说一下，供您参考。呃……是这样，我并不认为人生下来都性善或者性恶，而大致上是两大种类。一个种类是倾善型的，另一个种类是倾恶型的。请注意，为什么我不干脆说是‘善型’和‘恶型’呢？我觉得倾向于善与倾向于恶比较辩证。因为，即使是倾善型的，在为善的程度上并非完全一样，譬如小善、中善、大善、极善等等，当然这些概念也只是大致的表述而已。而倾恶也可区分为小恶、中恶、大恶、穷凶极恶等等。即使是‘小善’与‘小恶’之间，也有一个界限，也就是说，自然有在线的这边或是界的那边的问题。‘倾善’‘倾恶’者与具体个人的智商、能力乃至对社会的作用这些方面也并非同等概念。譬如：倾善型者也可能做错事，或者动机未必不良而效果不好；倾恶型者也有可能做出对社会有用的事，但其最终目的往往还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甚至可能是为了谋求更大的利益。以上这些，具体例证恕我不能在电话上讲得太多。但我会写出文章来就正于明公；到时候我一定会电话告诉您，请您一并指正。”
尽管我一再表示不想在电话上说得太多，汪先生还是提出一些问题，我也只好择要说了我的看法；回答不了的，我也只能实话实说：“很抱歉，这一点我恐怕说不好。”然而非常奇怪，这位汪先生仍然不肯轻易放下电话。
却不想又引出我这边的一场新的小小的麻烦。
啪！啪！啪！啪！啪！……
我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每当我打电话时间稍长或是声音大了些，以及有同行和朋友偶尔来访，交谈声音高些，左邻不那么隔音的住户几乎无一例外地要出来，在本来就窄的短楼道而且偏要在我的门口使劲对拍他的臭鞋。我估计这鞋好像是专用的，因为听声音绝对一样。我开始搬进来的时候，因为不明究竟，还曾好奇地开门看过。正像鲁迅先生在《藤野先生》一文中用过的词儿——“烟尘斗乱”，很长时间才能消散。我进一步猜想这鞋似乎特地装了这么多的“气体”，不然为什么会发射出如此密集的“火力”？
这位高邻是一位个头较高的估计是七十多岁的老师傅。听本楼唯一的物业管理员尤师傅告诉我：老师傅是从房管部门退休的，老伴儿有可能故去了，因为未曾见过，但有一个女儿，偶尔带着小孩来看望姥爷。
除了行业不同（我算是个知识分子，他是个基层干部），我想不出我们之间有多少差别。哦，对了，我的居室还有一些客人来访，包括少量的报刊编辑人员约稿之类，比他那边显得“热闹”一点；他那边确实几乎无人光顾。或许此点对他有所“刺激”，也未可知。反正是自我搬来不久，在楼道里，在电梯上打头碰面，他往往就会以那种绝不友善的眼神看着我。他的眼睛还有一个我从未在别人那里见到的“特色”：常常是黄色和绿色相间而不是黑白两色的跟珠。再后来是对拍臭鞋的疲劳轰炸……
我也很注意学习心理学知识，尤其是本市《养生时报》有关介绍：当代世界生存环境中的人生，由于竞争、精神挤压乃至环境变化、交通阻塞以及个人遭际等原因，很容易造成某些人心理变异和扭曲。据相关方面可靠统计，抑郁症和狂躁症患者的比例令人震惊地增加。但这方面的精神疾患，又往往为人们所忽视，不像器官内脏方面的病症更易被人注意。那么，这位约大我二十岁的老师傅是否也存在某种心理障碍呢？我还没有足够依据加以断定。
只不过，有一次，我从收发室门前经过，偶听物业管理员尤师傅与本层另一位中年女住户谈话，显然是涉及那位拍鞋成瘾的老师傅，说他还爱兀自唠叨：“我恨，我恨，我恨……”如是那样，便可能具有一定攻击性了。
而现在，当我停止打电话后，拍鞋的轰击声也随之消隐，至少暂时是这样的。
三
最近，也许我是用脑偏累睡觉质量差的关系，右臂出现了几点脓包，去本单位保健站找大夫一瞧，说是带状疱疹初起，给了点普通的内服药和外敷药水，却不见有什么奇效。今天，我来我们的关系医院复查，大夫说：“你这疱疹并不很严重，老样子也就局限在右臂上了；但仍要一段时间才能好，还是要继续服药调养。”例行开了药，我下楼开始了排队、缴费、取药等一应事宜。当我排在有七八名患者的队伍中，前面一个戴绒帽、挺着长脖的老师傅呼噜呼噜地一味叹气，脚下还不住地跺地。排在他前面的一位清秀书生模样的青年本能地一回头，那老头儿立马怒斥：“你看啥你？你他妈！”那书生谨慎回话：“你怎么骂人呢？”那老头儿一面高声咆哮，一面叉开右掌，啪地对准书生后脑扇去。那书生本能地捂着脸，仿佛嘴角有血渗出。那老头儿绕到他侧前，似想左右开弓，打个痛快，但被我前面的两个壮汉拦住了。这时我才确认，那戴绒帽和口罩的老师傅正是我那位拍鞋成瘾的高邻。与此同时，我看清那个青年书生嘴被打得流血了，我上前搀他“出列”，并征求他的意见：“我带你到外科看看吧？”他嗫嚅着：“不要紧，不妨事的。”我从挎包里掏出餐巾纸，他接过去擦了，也许是由于血小板的凝血止血功能，血不流了。但这青年显然是丧气到了极点，药也不取，匆匆地拨开众人走了。
而那打人者却安然地取了药，那一双黄眼球扫了众人一眼（估计他也看了我），很有点骄矜地穿过了一排排的人流……
我当时确曾闪过一念想：上前拦住他，问他为什么打人，甚至向医院内的保安报告刚才发生的事件。但我动了几步还是打消了此念。是出于怯懦？还是因为被打的人走了，无法对证？一时间脑子里很复杂。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如果老头儿是个陌生人，我不会轻易放过他！正因为是我的近邻……反正我想了很多。
这天下午，我应“准老伴儿”和儿子的召唤，决定回到“大本营”休养几日。老伴儿比我大两岁，今年整六十，已经退休五年在家。她当初虽是师范毕业，但没正式上过大学，连教了二十年的小学，又干了十年的养老院院长。虽在文章上并无所成，却有极好的悟性。当天晚饭后，我将上午在医院里所遭遇的事件说给她听。她半点也没有吃惊的表现，反而很平静地说：“我不把它看成孤立的现象，必须扩大一点看。这就是老年人的问题之一。可怕吗？无可回避。我看这一期的《养生时报》说，截止到今年春节，六十五岁以上的老年人将达到一点二亿人。他们的走向不可能是一样的。当然，很大一部分基本上能够安度晚年，但肯定还有些人纠结、折腾，莫名地妒忌，甚至变态等等。个人境遇不同，环境有关，但我还同意你的一部分观点，其中某些人固有的人性偏恶肯定也密不可分。老了，年轻时的优势失去，更无奈，更发酵了，不是变得更慈祥，反而更焦躁，用不正常、不善良的方式去寻求心理上的平衡。”
她说到这里，我不由地想起她几年前就提示过的“预防针”，说：“中国传统的社会美德有‘敬老’的风尚，这应该看作是一种良好的传统。不过，作为老年人自己不能专等着别人来‘敬’，还应该清醒认识到：人老了，从视觉上肯定不会多么好看，如果心理保持正常，慈祥些、善良些，也会给人较好的印象。但如果是相反，不注意个人的涵养，被人不喜欢甚至讨厌也是很可能的。所以拿咱俩来说，我已奔六十，你也五十好几，眼瞅着都要进入老境，从现在起，就要有这个精神准备：老，要老出个好来，尽量体谅儿女的难处，无论在家里和在外面，千万别成为万人嫌。”
现在，我觉得她这“预防针”的效应也愈来愈近了，于是我又对今天上午的表现有所自责：“当时，我没有像前面那两个壮汉去拦住老头，可能潜意识里还有懦弱的习性作怪。”想不到，一向对我“严要求”的她，却对我格外地宽容：“我觉得你当时做得挺适度，因为一个特殊情况你不能不考虑，你和他不但认识，而且要天天打头碰面。根据我过去工作中的体验，这一类偏执的老者在一定情况下会干出一些极端的事情，所以还提醒你：当他在你门口磕鞋时，你最好不要开门出去刺激他。”
“那怎么？缩着头闭门躲避？”
“对。”
想不到，儿子提供给我的一个难得的工作室成了我躲避特殊险情的“防空洞”。自小不甘屈辱的我竟在差两年退休的时候还得忍受无来由的来袭，难道命该如此？
四
又是一个例行的全所“集中”的周末。我仍然是乘公交车过去。与我在同一站上车的，有一位满面沧桑的老同志，他的最显明特征是：下身还是穿着质料不错的旧军装裤子。我猜想是附近一处部队干休所的住户。与他同时上车的是一位老女同志，分明是他的夫人。从这里去我们哲学所的沿途，有两三处可供老年人散心休憩的公园。我想他们多半是在那些公园站下车的。对了，他俩各自出示的是残废军人证和离休证。
像我这样年纪与体貌的男人，虽然“准老伴儿”说已渐入老境，但在公交车上，仍是没有人让座的，当然也不是售票员注意的对象。但那两位老同志就不同了，他们一上来，那位面目清秀的女售票员就以柔和的嗓音提示：“年轻的乘客少坐一会儿，请给老师傅让个座儿。”
没有任何一个坐着的乘客动弹。
“坐黄座的年轻同志让一下座儿，好吗？”这一次她是具体指向标以“老弱病残孕”专座，而且是我目前听到唯一称同志的场合。
然而，这二番提示仍然没有奏效。
“你们两位是不是让那两位老人坐一下？”这时，站在黄座一侧手扶横杆的一个小伙子终于开口了。我见这位年轻人身躯挺拔，板寸头，额头较宽，鼻梁耸直，眉宇间透出一股正直之气。
有两个三十出头的男子坐在他面前的黄座上，我特地仔细寻找这二人的面部特征：前面的一个黄白脸，绝对漠无表情，任何风吹草动都影响不了地安然坐着，有一种使我暗自吃惊的心理抗击力。后面那个冷冷地瞄了两位老年人一眼，复又眯眼假寐。此人很难断定是本地人还是外乡客。但凶恶之相溢于眉眼与面皮之上。自我懂事之日起，就听熟了一个成语，叫做“人不可貌相”。但至少此刻此人我觉得是可以貌相的，甚至在我这个非刑侦人员的一念中，有一种可能就是负案在身的所谓“嫌疑人”。
然而，尽管这二人“风雨不动安如山”，遇上的这个专职售票员还偏偏是个不敢坚持的主儿，挺拔小伙又是一声：“二位哥们儿是否还是让一让？”
“你这个王八蛋欠揍……！”那个已经可称为凶徒的坐客终于憋不住露相了。但我随即注意到，他的横丝肉脸皮抽搐了一下，骂了半截的话还是被他自己掐断了。我感觉是他内心的另一种机关按钮被警告必须抑制住冒失的火气。这对他显然是不情愿却又不得不作出的选择。当然我心里清楚：我绝对无权验证我的判断是否正确。
小伙子苦于他的努力无效，便走近售票员（这时她已腾出自己的座位，让那位老女同志坐下），有些无奈地摇着头说：“难怪前几天看晚报，有篇文章呼吁一定要纠正道德滑坡的社会现象。也可能是因为我的性格所致，有些人的行为我是绝对不能容忍的。那篇文章里还引用了人们的一个顺口溜，说是‘雷锋叔叔没户口，三月来了四月走’……”
他刚说到此处，坐在售票员座位后面一个座位上的老男同志突然开口了：“哎，你这位后生说话太没分寸！说啥‘道德滑坡’，说啥‘雷锋叔叔没户口’，这样看是很成问题的。娃子，你不要说别人，倒是你太需要学习了。”我见此老满脸“油气”，给我的语感也很“油”。
突然杀出来程咬金，而且满弓满调，压得全车一时鸦雀无声。但也只是过了十几秒钟，那个挺拔青年的声音再起：“我是要学习，而且我学习得还很不够。也许你说得比我好，可你是坐着说的。而我们这位在革命中负过伤的老残废军人，却在站着。”他说着，用手亲切地抚着那位老同志的后背。
那位突然杀出来的“骁将”再没有还口，只是两手抚着胸前挂着的“老年证”，仿佛在表明：“我是完全有资格坐着的。”
论年龄，我大约比眼前这位小伙子大一倍。可我打心眼里尊敬他：其实，他是真正有分寸的，他在哪点上都没有走极端。干吗非要强调年轻敬老呢？难道中老年就不应该尊敬值得赞佩的青年人吗？
我这样想着，偶然往窗门黄座那边看去，那凶相难掩的“特客”不知什么时候下车了。但他坐的座位这时又坐上了一名中年妇女。
邺城公园站到了，那两位离休老干部相互搀扶着下了车。而且，女售票员特许他俩由中门下车，而不是必须由后门下。看来，这位女售票员本质也是善良的。她之所以没有小伙子那份执著，只能说她的胆子小了点；然而，能有补其不足的同辈出现，也让我相当安慰，还需要再说些什么呢？
五
大约一个月后的下午，我下楼到附近报刊亭去买报，前面马路牙子上有两个老头儿正吵架。我走得稍近一看，原来这二位我都是认识的：一位就是磕鞋成癖的左邻，另一位是月前在公交车上半路杀出来的“程咬金”。
据报刊亭掌柜告诉我：后者就在西边另一条街的小区居住，与前者很早就熟悉，常在马路边上下棋。因为动点“小输赢”，今天又因一方悔棋而争吵起来，乃至脸红脖子粗，有一点即燃之势。
一个高叫：“谁悔棋谁就是****养的！”
另一个带着阴笑：“臭棋篓子还要血口喷人！”
有几个附近的闲人围上来，但更多的路人则是匆匆而过，有的连瞅也不瞅上一眼，不知是谁将我们的物业管理员尤师傅叫了来，他没有贴近两个当事人，只在二尺远的距离进行解劝。
“包师傅，消消气儿，有话慢慢说。”
“韩师傅，您老涵养大度，包容点儿，嘛事儿都好解决。”
我这才恍然：原来尤师傅不但熟悉本楼的包某，连另一条街道上的住户韩某也是认识的，但他这几句有声无力的排解，就像一瓢水泼在风助火威的烈焰上，连几星水汽也见不着。在语言子弹狂射的同时，包、韩二人已经发生了肢体冲突。尤其是拍鞋成癖的包师傅，老大耳刮子让韩某只有招架之功。这时我再也顾不了“准老伴儿”提示我的金玉良言，上前劝架并力求使二人脱离接触，在意料之中身上也挨了几下！
仍在难解难分之际，倏地从过街桥上飞下来一个紫衣女子，她颈上的白纱巾在风中旋舞，恍似几缕云烟。她的双脚不分点儿地从台阶上纵跳而下，一边高声断喝：“不要打架！不要打架！”随之她的纤瘦的身影已进入纠纷的核心，而且一时震慑并分隔了那两个老头儿（我承认比我刚才的努力有效）。但当那包某一定神儿，便不再在乎，狂吼了一声：“你这丫头少管闲事！”随即一膀子将紫衣女子扛了个踉跄！我提醒她：“姑娘，小心，注意安全。”
这紫衣女子听了，不再与之纠缠，果断地掏出手机，分明是要打110报警。
韩某眼尖，而且反应灵敏，他迅速外溜，然后向西面那条马路撤走。
这时我听身后报刊亭掌柜对物业尤师傅说：“那个穿紫衣服的是有名的地铁女侠，前些时候在地铁列车上抓女贼，还上了电视，我认得她，没错。”
在看客还没走散的空当，我悄声问尤师傅：“那姓韩的老头儿是干吗的？”
“你问他？他可是这一带的名人，历史很丰富，他年轻时上过高中，有些文化，曾因****幼童被劳教过；后来在机关里烧锅炉，‘****’随着造反，当牛队司令，立了功，成了干部，在新华书店退的休。‘****’时还煽动不明真相的小脚侦缉队举报躲藏在小区的老作家兼老干部，被搞成残废。人有点阴，人送绰号叫‘阴扇子’，他一般不在外面出手，今儿个不知怎么了……”
110奏效了，警察来了，紫衣女子也没走。包某不像韩某，一看风头不对就溜。他一面收拾散落的棋子，一面对警察们说：“警官同志要给我做主，阴扇子还该我二百四十块钱，他输了就悔棋，真爷们没这么办事的……”
我对他这番话不知该作何种评价，是生性如此还是后天形成？看来我的学术研究还太欠火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