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忠华现年四十七岁，他离婚后过独居生活已整整八年。中国有个著名的年代叫“抗战八年”，当时的人们肯定会觉得日子过得很慢，很难过。但不知老黄这八年独居生活的感受是怎样的。
我和老黄虽不属于一个年龄段，但因为都是报社里的同事，也处得比较熟，我知道自己不学无术，在报社三十年，业务工作搞不了，先是在印刷厂跑材料，上了点岁数，却又不到退休年龄，便转到老干部处打零杂，工作倒还是干着，可要是拿过去的老说法，其实也快成个“老油条”了。
但有一点我跟老黄就碰撞到一块。这就是：黄忠华的正业虽是编辑工作，可他业余酷爱写歌词，还能鼓捣点“豆芽菜”，这是他的调侃说法，意思是作曲。五线谱的样子，不是很像豆芽菜嘛。我呢，一身无所长，但嗓子还将就，至少不是五音不全那样的。平时周末喜欢到报社俱乐部卡拉OK一番。老黄有时也去，我常向他请教一些音乐方面的知识，包括发声方法等等。他从来不烦弃，就这样，一来二去我们也算是朋友了。
我早就听说他独身，离婚多年没再续娶。有一次聊天赶话儿当中，我有点“嘴欠”地问他：“你当初是什么原因离婚的？”他苦笑了一下，有点模仿京剧里的念白：“不提也罢！”但随后他虽没有正面回答我，却很理性地说了这样一番话：
“老迟哥，我不是不肯向你说我的隐私，其实那没什么了不起的，只是觉得一言难尽。当年的事如过眼烟云，何况我们并没有孩子、财产等棘手问题。我个人的看法是：夫妻离异最纠结的是子女问题，如果没有这个纠结，单纯是两个人之间的感情没了，一切就等于结束了。我这半生，经历了离婚的曲折，但我并不认为是我的个案，夫妻之间，所谓‘好’也罢，‘不好’也罢，其实都不像理想的那样完美，那诸般苦涩滋味只有当事人知道，不过就是说和不说的问题而已。本来就不可能完美，那么还值得说吗？不值得，不值得……”
他这番话说得有些莫测高深的味道，也只有出自一个哲学硕士生之口，像我这个只读过中专后来读书不多的“二把刀”只能是理解也听下去，不理解也要听下去，在实践中去加深理解。不过，我还是挺领他的情的。报社里大多数人都知道老黄人是好人，却生性孤傲、清高，他能对老朽如我者讲这番话，也算是破例了。
但正如许多人都懂的一个道理那样：人这个玩意儿，理性认识与感情碰撞总有或多或少的距离的，老黄也没有绝对跳出这个圈子。尽管他的婚姻问题总体上不大好，最近却听说他又在“处”新的对象，具体情节是怎样的，这只有当事人知道。谁若是欲知其详，只有走近老黄本人，也许他会对极个别的无话不谈的“铁哥们”讲出以下的情节甚至细节……
人世间许多事情的开头往往有偶然性，黄忠华与他也算“女友”王津娟的相识就是这样。说起来那是六年前，自小爱吃芝麻酱的老黄经常在原居宅后边的超市买芝麻酱。这家超市是本市最大的连锁店之一，字号叫“好必来”。有一次，他与往常一样买了一瓶百年老号同仁居出品的芝麻酱，回家打开瓶盖，仿佛就嗅到一股不地道的气味，尝了一口，果然是“哈喇”得厉害。他决定去“好必来”请求换货，于是拿着麻酱瓶儿就赶到那里，正好在进门的货架旁碰上了不止一次见到的那个女售货员。她最鲜明的特征是似乎有点“逗眼”却绝不难看的双眸，还有虽与其他人一致的着装却显得异常的得体与利落。他向她提出换货的要求后，她头一句话问的是：“你带当时的小票了吗？”这显然是她们超市的规定。
“没有。”
“为什么没带？”
“我每次买东西出门就把小票扔了。”
也许是因为他近乎憨直的实在，她并没有按规矩干脆拒绝换货，而是说：“我问问领导再回答你。”她接过他手中的麻酱瓶。贴近鼻子嗅了嗅，稍稍一皱眉头，便到后面去了。
“问问领导？”在等待的短暂时间里，他还在想：原以为她就是个前堂的领导，至少是个小头头，因为她的举止，她的神态，都不同于其他一般的售货员。
正想问，她回来了，手里拿着一瓶芝麻酱。他眼尖，看出不是原来那一瓶。
“给你换了一瓶，还是那个牌子，还是同仁居的。你回去吃吃看，怎么样？”
她的语气温和而平静，那一双似乎逗眼的双眸中闪出些微的笑光。她没有透露她是怎样同领导商量研究的，更没有“这可是没有小票破例换的”之类的表白。这种说话风格无疑是最符合老黄的好恶观的。
又过了一段时间，黄忠华来到这家超市，发现她已不再流动巡视，而定位于超市左侧的一个柜台，这个柜台大致只有两件工作：一是为某些顾客开具发票，二是为带包的顾客存包，因为按规矩超市是不准带包进内购物的。他从不开发票，却都无例外要存包，每当她看到他进来，那靠得较近的一双眼睛总是要频频眨动几下，然后两个嘴角便浮出喜气的笑。他断定这笑很善意，却不敢过于应和，因为她身边的一位胖大嫂同事似乎有些敏感。这样平常中又不完全平常的情况大概持续了有半年多吧，估计是倒班的缘故，他来购物存包时并不总是能够与她碰见。有时能看到那位胖大嫂，她倒是也很客气，而他却没有任何感觉。时光就像人们眼角上的皱纹叠加那么全无声息，皱纹越积越多，而时光在轻轻嘲弄一番后，连道别一声也无，不知溜到哪个角落准备“变脸”去了。
连他自己也未曾想到：如果有较长一段时间看她不在岗位上，便会有点失落感，或者东想西想的：难道她是调到别的超市，还是请病假了？但又不能问她的同事，尽管他对她们比如那位胖大嫂也已比较熟了，却就是不能向她打听。这些微妙心理，至少说明他已将她与她们区别开来。在这种情况下，偶尔相见，便觉得非同寻常。他记得最清楚的是这样一次：他进去存包的当儿，她正在低头为一位顾客开发票。当时他完全可以请她旁边别的同事为他存包，可他偏偏要等她写完，这时他注意到她开票很麻利，文字和数字都写得又快又好。但当她一抬头看见是他，两人都不约而同地“咦”了一声，也就是从这次开始，只要是有她在时，她不再给他钥匙牌，破例地简化了一切手续，而将他的包仔细地搁在她身后的木架格子里；也就是从这次起，他买东西后过来取包，她每每都要用一个新塑料袋为他装起牛奶和挂面等物，然后帮他装进包儿里，那种大方和周到，似乎并不在意旁边的女同事看出什么“破绽”。
就这样约莫过了半年光景，一次难得的机会使他们开始了真正的对话。
那一次，柜台里只有她一个人值班，他根本没有问也顾不上问别的同事都去哪儿了。她第一次关心他的生活情况：
“你吃饭了吗？”
“刚刚吃过。”
“是单位食堂？”
“是，是外省人承包的，还不错。”
“你经常出差是不是？”
“是的。昨天才刚从汕头回来。”
“多好啊。”她的亮眼里溢着笑光，那微微的点头中包含着羡慕与欣赏，“生活多充实呀。”
“你们这工作多半没有机会出去？”他在谈问着也包含着对她的关切。
“哎，别提了，”她扁着嘴说，“我一天就是两点成一线，家里，店里；店里，家里。”
他有些默然，一时仿佛无话可说，基于对她的信任，他在离去时递给她一张名片。她的眼睛猛地一眨，正要在纸片上写下她的名字，却意识到换着吃午饭的同事已经回来，便停止了写字的动作。他也就此离去。
在此后的一些日子里，这位超市里的一位普通员工在黄某人的大脑里已占有了相当的位置，他自信地判断这位年龄四十出头的女性是个心地善良，办事利落，而且……而且有一定学历成绩不错的好人，在他自幼至今形成的难以撼动的价值观和审美观的审视下，她无疑是他感到亲切的那一种，也许是因为如此，在两个月后又一次上苍赐予的一对一短暂对话的契机下，她问过他的个人生活，他简约地透露出他现在是“一个人”。她终于有机会说：“我没有名片。”并似乎有准备地从工作服的上衣兜掏出一张写好名字和手机号的纸片：“王津娟，18900009999”。
虽然各自都掌握了对方的通讯渠道，却没有立即联系。在此后的每次见面时，彼此却心照不宣，似乎都知道对方心里想的是什么。这样的一种心理状态也许是人世间人与人的感觉中最温润最甜蜜的了，表面上若无其事的自然，遮掩着内心里最不寻常的动荡和汹涌；如果局外人总是猜不透这当事人的隐情，当事人对于整个世界都是绝密的标本。
他们之间的电话联系来自于黄忠华搬家的前一周。这次搬家非他所愿，而是这边的房子要拆迁，他用这边的拆迁款托人在较远的红厢路买了一个两间的单元，而这边的东西已然打包，光是编织袋就装了十八个，还有七八个大纸箱子，可见如今单身汉的“辎重”也不少于战争时期的一个加强营。这天上午，他突然接到一个并不十分熟悉却很亲和的电话声音：“你是黄先生吗？我刚在天和医院看完了病，这儿可能离你那里不远，你不是说就要搬家了吗？我顺路去看看你，方便吗？”
“方便。”对方没有说她是谁，他却已听出来，没等她再问，便告诉她，“我的名片上没有家里的地址，你听着：是向阳里六单元三楼302号，我在家里等你。”他显然是很愿意她来“认认门儿”。
本来他在电话上说是在家里等她的，但当他等了半个小时后，就下楼到院里，显然是想她不认识。果然，他刚走近院门，她就扶着自行车向院里张望，一副没有把握的茫然神情。
“哦，你到了。”他说着，随即引她进门上楼。来到他的“会客室”后，她触目到的都是搬家之前的狼藉。他俩谁也没有说话，不约而同地坐在很旧的皮沙发上。这使他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自然领略她的神貌与装束。首先进入他眼帘的是，她眼角上的鱼尾纹相当密集，然而他更看到她整个面部的轮廓是非常匀称的。她显然不大注意恐也不擅长化妆，发式是最简单不过的束在脑后用一只半月形发卡拢起，上面还露出鸡尾状的散发。不过这半点也没有使他产生什么邋遢感。假如不是这样，而是相反的刻意，他倒会本能地疏远了她。
她的衣着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蓝色上衣和青色裤子，至于是何种质料，他根本也不想去查考。她的脚上是一双半旧的襻带黑布鞋和白丝袜。这大概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至七八十年代的女性习惯的用品，但在黄忠华今天的眼里，却一点也没有过时。
“这片地方我很熟。”话题是由她引起的，“你这大院的后边，就是十八中，我初中和高中都是在这里上的，你这大院前后是通着的，我们那时上学经常从这里穿过。我在班上的学习成绩一直不错。呃……一般在四五名吧，高中毕业后，要考个中不溜丢的大学是没什么问题的。不过当时家境不太好，母亲长期有病，弟弟又是个智障，只靠我爸一个人在工厂科室上班，工资也不多。有一天他问我：‘闺女，你觉得你考不考大学呢？’我从他的眼睛里已经得到了答案，所以我立马就回答他：‘爸，你放心吧，我不考了。我和你合力挣钱养家。’”
他那么静静地、耐心地倾听着她的讲述，而且不知什么时候，他俩的手已双双握在了一起。不错，是双双，也就是说，是四只手。伴着话语，在无声地交流。
“后来结婚，也是稀里糊涂的。”她继续平静地说着，“别人介绍的，通过我爸，连恋爱过程也没有，一年以后又生孩子。结婚以前我们压根儿不知道，我那位基本上是个独眼龙，右眼得过什么静脉堵塞症，只有0.2的视力，可外观上看不出来，直到前几年更重了我才知道。别看他身上有残疾，花心还挺大，最可气的是我坐月子时竟和我的一个同事小姐妹勾搭上了。我在这个房间里哄孩子睡觉，他跟她就在那个房间里胡搞，后来被我发现了，我坚决提出离婚。他后来同意了，但离婚不离家，本来按法律有过失的一方差不多得净身出户，他说他没有地方住，苦苦哀求我看在儿子的面上别做得太绝，我心软了，在法院判决的时候答应两间屋和其他面积都一半一半，孩子归我，他按月拿生活费。开始的时候，他还算规矩，住在他那间屋里，后来……也就那么回事了，不过始终也没有复婚……”
从她这番话里，他至少有这样几点感觉：一是她心地的善良，二是在善良中伴随而来的软弱，三是对他的信赖，头一次单独在一起她就竹筒倒豆般地告诉他这些肯定不会随便对人言的一切，也说明她平时绝少有能够倾诉的对象。不过，软弱也好，甚至荒唐也罢，他都没有任何资格指责人家，甚至也并没有引起对她的反感，只是问了她一句：“那么现在呢？”
“现在的情况，你都知道的，我的生活就是上班，回家做饭干活，他对我看得很紧，我可以说没有自由，就连今天来你这儿，还是上医院捎带脚儿见面的。”这时他才注意到她手臂上抽血后的棉球还沾在上面。他难以理解她为什么就必须如此驯服地接受一个“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的彼此早已不存在法律上夫妻关系的人的安排。不过，他毕竟没有亲临其境，世间有许多事情是难于按常理去测度的，尤其对局外人来说。
但当她充满柔情地说了一句“我知道你是个挺好的人”之后，她的身子倾倒在他胸前和两腿之上时，一切屈从的禁令都倏然被打破，彼此的矜持至少暂时为一种特有的激情所取代。随后，在她的肢体和动作语言的暗示中，她的身体的每个部位都毫无疑义地被诠释为最宝贵和最亲爱的；而他的回答也绝不像在柜台前那么持重与收敛。就在这张旧皮沙发上，他们彼此喜欢做的事都做到了。当感觉稍稍松弛了些时，这位叫王津娟的女性蓦一抬头，一声小小的惊叫：“哟，十一点半了。”
“怎么？”他关切她神情的变化。
“我马上得回去，要不就耽误给儿子做午饭了。”她说着，迅速地整理好了一切，他的感觉是：还是一位毫不掺假的良母，这时他非常决断地从一间屋子的床头柜里拿来一个昆仑玉的雕花瓶儿，递给她说：“这是我五年前从青海黄南的一个小城买的，里面装的是正牌的冬虫夏草。”
“不行，这太贵重，我不能收。”她的一双近似逗眼的眸子紧盯着他的脸。
“东西本身一般，情意是贵重的。”他硬摁在她的手里，“我买的时候好像就是准备送给你这样的人。”
她听了这话，双眸异样地眨动了两下，再没有说什么，将昆玉瓶珍重地搁进提包里了。他注视着她的这一系列动作，露出了欣慰的神情，接着就想去开门锁，掏掏裤兜，没有；在自己常带的背包里摸，又没有；写字台上？又兀自摇头；柜面上？两手对搓。到这时，他真的着急了。而她，也为他很焦虑，但灵机一动，帮他在沙发上找，面上没有，她的手伸向沙发的夹缝，一把条状的钥匙捏在手里，“是这个吗？”她急问。
“对，就是它！”他抢过来，情不自禁地说了声，“谢谢你，谢谢！”从声音上，便听得出他仿佛把她看成了救急救难的“女菩萨”。
当他打开门锁的一刹那，她未及道别就像灵猫般地闪了出去。
他也没有尾随送她，但从窗口向楼下看去，她在跨上自行车的同时，似乎眨眼间就消失了身影……
现今这时代新词儿层出不穷，可能大半与“网”有关。老朽如我者对此是乏缘的，而像黄忠华这样尚属中年段落的人们当不会陌生。譬如说，对于男人而言的“女人缘”，对于女人而言的“男人缘”在都市里就比较盛行。
那么，对于暂时尚在独居的“鳏夫”老黄来说，是不是就比较有女人缘呢？有可能。这不是，当他与“好必来”超市的员工王津娟发生那次“碰撞”的半个月后，由于一次歌词研讨会他又与一位叫白亚灵的女士相识。这位白女士，于八十年代初的一所名牌大学经济系毕业，供职于国家某部，甚得上司器重，而十年间，已累升为正局长的职位。但她并不仅限于在本职方面有非同一般的作为，业余还爱好歌词创作，甚至对作曲方面也不完全外行。最近还极其罕见地出版了一本歌词集。当然有企业家自愿赞助，她并没有掏腰包。出版后，她的供职单位、出版社和电视台联合搞了一个研讨会，白女士的所在部的部长也表示届时一定出席。
当考虑问题十分细致的白女士担心发言人中缺乏歌词的专家高手时，出版社的辛社长推荐了他的大学同学黄忠华重点发言。老黄虽在官阶上不足挂齿，充其量只是个小小的副处级，但在歌词方面造诣很深，而且此人行事认真，只要他答应出席，必然会有不俗的见解。果然，那天他的发言，准备了一篇既有见地，文辞又很优美的发言稿，只经缓缓一读，便语惊四座。最惬意的当然是研讨会的主角白亚灵女士，她那本是白皙而泛着微青的脸庞上添了前所未有的喜色，斜向黄忠华暗自颔首。这一切，黄先生都没有注意到，说实话，从会议一开始，他就没有正眼注视他本就陌生的与会者，一个单纯的想法就是来参加研讨会。
但会后就餐时，情况便有些不一样了，当事人白女士和他们部长特地请黄忠华到主桌就座。在吃饭当中，他们还不由地对黄的发言多所赞扬。黄没有谦辞却也没流露出丝毫的得意，看上去是一派淡定。
不过，也仅仅过了十几天，黄在上班时接到了一个女性的电话：“黄先生，我是白亚灵呀，我非常感谢您在上次的会上对我业余创作的鼓励。想不到您也是一位歌词的爱好者，难怪您的见解是那么在行，那么到位。您能提供一个进一步相互切磋的机会吗？”
“哦……最近这一段我的确是忙些，您看……”
“不，不占专门的时间。”白女士这才亮出了她的具体想法，“我想就是找一个比较清静点的地方饭店坐一坐，在就餐的过程中边吃边聊。您看……明儿晚饭可以吗？”
“明晚上……”在他迟疑当中，对方就已决断下来：“那就定在明儿晚饭吧。您在报社等一会儿，我叫司机去接您，到时候电话联系。”
次日，在等司机来接的空隙中，黄忠华脑子里也并非空白，他在想这位白女士为什么要如此急促地请他吃饭，难道只是因为感谢他的发言对她的肯定吗？还是包含着别的什么原因？这时他不禁联想起前几天与他的老同学，出版社辛社长通电话时，老辛随便说起那位白女士也是独身，而且离异已六七年了。她是那样一个精明干练堪称女强人的女人，却被她曾经相恋得死去活来的老公生生离弃了，只因为那个男人迷上（并同时被缠住）了小蜜。对白女士而言，离婚当然是不情愿的，所以离了以后这么多年来未正儿八经地进入再婚的议题……现在，本是不爱自作多情的黄某人却不能不想：难道是因为某种同命运的弦被拨动，才使她注意上了自己……
不过，当次日晚饭在全市尚属有名的蓬莱春饭庄就席时，白女士并没有涉及有关“那方面”的话题，更多的倒像是两人对座的叙话。但她并没有让她的司机介入，而是使他到楼下自己去就餐。这位女局长兼词作家的话仍离不开歌词创作的特点、歌词与诗歌的主要区别点等等。在老黄听来，基本上都属于一般常识问题，但他仍似乎在专注地倾听，很注意尊重对方的兴奋点，只是有一点，这次毕竟是最近距离的对座，他还是真切地领略了她的神态以及她的着装。虽然在后一点上他绝非内行，说不出具体的名堂，但最突出的发现是：她本来的眉眼及至整个儿脸型还是很可以的，却为什么必须做了相当程度的“加工”，以致给他的感觉是一副假脸、假眼、假眉，尤其是假嘴，因为她的口唇是有清晰纹线的，而且都失去了本色，对此他现在以至将来都不会明白：以白女士的学历修养和职务身份，她应该懂得“天然去雕饰”的深层含义，那却为什么……仅冲这一点，就足以使他们之间本来就可能存在的种种距离进一步加大了。
在整个就餐的过程中，她并没表现出任何倨傲的姿态，相反她对他照顾得很周到，还不断地为他夹菜（实际上这样的“特色菜”他往往都不喜欢吃）。但这些都没有增加真正的亲和感，他心里仍感到有相当的不够适应，而且总觉得有某种不知是尘呀雾呀的东西隔在他们之间。
餐后她坚持要他指引从他新搬的住处外面过一下，以便使她有一个大体部位的印象。于是他便告诉司机师傅是：红厢路童楼小区。司机一直把他送到大街南侧的小区门口，在迷离的灯影下，她与他很得体地握别了。
这以后她又给他打过几次电话，语气都很温和，但还算不上温柔。他也相当热情，但也还属于“客情”。那种在中间隔着的什么感觉一点也未消除。
连黄某人自己也记不清又过了多长时间，有一天上午他接到一个听声音是中年女性的电话，说她是白亚灵的好友，姓朱，有一件事受白女士之托要与黄先生面谈一下，希望他能“赏光”。老黄很敏感，心里已料着几分，但还不敢确定，出于礼貌，他稍有犹豫之后还是答应了。约定当天下午在报社编辑大楼楼下咖啡厅见面。
朱女士如时到达，他们面对两杯咖啡交谈。原来朱女士他曾见过的，前几个月白女士歌词研讨会之前，她曾专程来报社送作品给他。朱女士与白女士同是重庆人，不过她的口音更原汁原味。人很爽朗，话题绕弯不多，即亮出主旨，她说她耳闻黄先生目前也是单身，情形与她的挚友亚灵相同，而且年龄、爱好非常接近，亚灵虽没有表露“那方面”的意愿，但她欣赏黄先生的人品和才学，“那方面”的意思是她小朱“越俎代庖”的，所以有意前来撮合，无非是成全一桩美事，但“多有冒昧”，也觉得“很不好意思”。
黄忠华这人虽称不上木讷少语，但从骨子里说还不属于巧于辞令的那种，不过他对朱女士的来意毕竟多少有些准备，在深表感谢之后，他回了一段虽有几分推托却也算真诚的话：“我有过一次婚姻的挫折，虽然事隔多年，可还是没从那种阴影中解脱出来，自己并非没有再婚的想法，但真的一接触到这个问题，还是有几分心怵，这可能成为一种毛病了，所以……现在让我对这桩事情表态，恐怕有些不大现实，这丝毫与介绍的对象无关。”
话说得委婉得体，也使来人不便再多说什么，但她显然还是抱有希望的，走前她说：“这不妨事，好在你们彼此都自己过了那么长的时间，有足够的时间考虑磨合。”
也许朱女士回去倾向于有希望的“美言”起了作用，过了几天白亚灵打来的电话中充满着悬念，虽然由于注重身份，她一直保持着相当的矜持，没有一个字提到朱女士前去说项的事，好像她纯粹是个局外人，对此事一概不知。对黄忠华而言，这倒挺好，使他能够始终保持“客情”，或许是出于他的另一种考虑，他在电话中透露了一句：最近要去西藏一趟，可能相当长时间不在家。却不料就是他在西藏采风期间，接到白女士打来的电话，问他哪天回来。他不好不说实话，只能告诉她预售的机票航班到达日期。她当即表示：届时她一定去机场接他，而且特别解释说：是她一个人去，因为她还有一辆自驾车，属于纯个人私事，她是从不用公车的。对此，他推托了几句，但她十分坚持，便也不好再说什么。
果然，那天下飞机后，她如约在出口接他，他的行李十分简单，连托运也没有。她只是将他的包搁在小车的后排座上，而让他坐在副驾驶位置上。他很冷静，不仅是身体尽量避免和她碰撞，更重要的是从心理上保持距离。尽管如此，他左眼的余光也自然地波及她的身手，平心而论，他认为她的身条保持得很好，匀称而显然还很柔软，正在驾驶车辆的手也很细巧，虽然稍显干瘦。这些对比超市的王津娟，后者的身材显然不及她苗条，双手的皮肤也比较粗糙。然而，前者纯属于一位名叫白亚灵的肢体，与黄某人全无干系，而黄某人对其也并无任何瓜葛，这两者之间，应做怎样的理解？为什么世俗人们似乎公认的“条件”在这个姓黄的男人心目中竟不起任何作用。
不仅如此，在他回来的第二天，更破例地给王津娟打了手机电话，明面上的理由是告诉他从西藏回来了，但实际上是他很想念她，电话的那头人声很嘈杂，他估计她正在上班，不便多说，但他还是关切她的身体，问她又去医院看病了没有。因为她曾告诉他CT检查出她患有子宫肌瘤。她说没再去看，再看的话就要开刀，他问她如果做手术需要多少钱，她回答说：“大概两千来块钱吧？”……
就在这天下班后，时间已相当晚了，老黄来到了“好必来”超市，在大门一侧的柜台内，只有王津娟一个人在，她主动告诉他，另一个同事换班吃饭去了。他没有迟疑，从衣兜里面掏出一个信封，鼓鼓的，迅速地递在她的手里，只说了句：“收下吧。”转身就离开了。
谁知当他出门还没走到公交汽车站，背后就有人喊他：“黄先生！”是她快步赶了过来。还没等他缓过神来，她已将那个信封塞在他的手里。他一愣神，低声说：“我是给你手术用的。”
“不行。”路灯暗影下她坚定地摇头，“我不能收，因为……我回报不了你。”
“我不用你回报。”他还想给她，她却执拗地躲避他。
“我回报不了你。”她仍重复着这句话，“你没搬家时还可以，我半天就可以赶回来；现在，得大半天，不行……我不能离家那么长时间，他看得紧，我去不了……”
这就是她说的“回报”的含义。他听了却并不觉得卑微，而是觉得忒朴实：她没有条件再与他亲密接触了，就意味着没有资格接受他的馈赠，这可能就是她的价值观和行为逻辑。
这也许就是她与白亚灵的重要反差之一吧。
她拒绝接受他的帮助，反而更加深了他对她本就难忘的情义。
很长一段时间，单身汉黄忠华与和他有过接触的两位迥然不同的女性似乎都疏于联系，对那位白女士，他觉得这是非常正常的，丝毫不以为有什么遗憾，对另一位叫王津娟的，他很想见，却又苦于很难碰到，打电话又恐给她带来麻烦，他于心不忍。那天晚上她退还他的馈赠之后，曾发给他相识以来唯一的短信：“黄先生，我会永远记着您的。等以后有条件，我会和您联系的。”言外之意好像是：现在还没有条件多联系。按说他们双方都是离异之身，有何不能联系的理由？但四十七岁的老黄不会如此简单化，他知道世间的事情绝没有单一的模式，其中千差万别到匪夷所思的地步也是可能的。看来他与王津娟之间的关系只能这样，至少可以预见的未来是这样的。单从对她的体谅而言，他也只能接受。也许局外人会感到奇怪：无论王女士的行事方式多么叫人不好理喻，有一点他是坚信不疑的，她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好人，只此一点便使他永远也忘不了她。
他仍然没有买车，仍然乘公交车上下班，中间还要倒车，最重要的一辆是309次有轨电车。车门上方明白标识：“黄色座位为老、幼、病、残、孕专用座位”。但老黄早就注意到：这类标识在这里几乎形同虚设，一些“男孩儿”“女孩儿”任凭售票员亮嗓提示，自管纹丝不动，甚至神情木然，若无其事，有的干脆抚着前面的椅背睡觉，究竟是真困还是假寐，谁又能去考证？尤其是那些外地来客，更是对售票员的提示置若罔闻，而且他们还专挑黄座占位，因为这些座位大都离车门较近，上下车方便。
老黄对所谓“外地人”绝无歧视，却又不能不实事求是地认为：他们是很有一种“坚毅不拔”的精神。为此，他以一个四十七岁的“老青年”之身，仅在本月份就主动让座两次，一次让的是一位风烛残年的老者，一次是一位抱小孩的乡下妇女。
老黄的这种行为，居然引起了2053号无轨电车女售票员的注意，也许是出于好奇和赞许，她竟启齿问他：“您这位先生高寿？”“四十七，属龙的。”
其实，他对这位售票员也是很面熟的，也不知坐了她多少次车。这位女售票员大约三十五六岁，中等身材，面皮微黄，脸型却很适中，有一个习惯神情是：当她不那么忙碌时，微眯的眼睛总是不经间透出一种秀雅中的俏皮。而更使他觉得特别的，是她那十分动听的嗓音，微似沙哑的甜润，这使他不禁联想到电视台养生栏目中的一位主持人，那略带鼻音、娇而不媚的别致。至少在老黄不算太广阔的际遇中，是他碰到的两个自认为最别致动听的嗓音，而且，他认为他所听到的影视演员说话都没有给他留下如此特别的感觉，这又是一个“实事求是”。
也许是因为他应约写了一首“五·一”节歌词熬夜之故，加之受凉，凌晨醒来自感体温升高，用温度计一量，哟，385度，简单地服了仅有的一款维C感冒药片之后，还是决定上班到单位门诊部去打针或输液。当他上了309无轨电车，正是那位沙哑好听的女售票员当值，一见他面色潮红，便关切地问他：“你是不是病了？”他淡淡一笑：“没事儿，有点发烧。”他的手紧紧抓住车上的横杆，防止站立不稳。女售票员一看车上实在没空座，便主动让出自己的座位：“来，你坐在我这儿！”“不用，那是你的公务座位。”
“叫你坐你就坐吧！”她这句话更突显了她嗓音的独特。
说来也怪，这句话竟产生了如此的威力，使他驯服地“服从”了安排，难道她那独特好听的嗓音也起到了非同寻常的作用？或许，别人尤其是异性的一个非常特征性的亮点会引起接受者的深度关注与某种好感。这位黄某人就是这样，尽管他在高温的烤炙之下，还是表露了他的良性感觉：“你的声音真好听。”
“还好听呢，整天喊来喊去，嗓子都哑了。”她的薄嘴唇微微一撇，又喊了声“前门上，后门下”。
她刚才的话又给了他新的提示：难道她的嗓音是喊出来的？还是她的不自觉调侃？
再以后的四五个月，他们在乱中有静的情况下也说了不少的话，彼此的情况也交流了不少。她知道他已离异多年，现在仍是单身，他了解到她的丈夫原来是公交车司机，四年前因挺身制止歹徒在车内寻衅行凶而被刺成重伤，送医院急救不治而去世，被市政府追授为“见义勇为烈士”称号。现在她与母亲还有弟弟住在一起。不过，他与她不像如超市王女士那样，话语再多涉及彼此情感的内容也很少。却无疑也都产生了非同一般的感觉，在老黄的内心里，根本没有将这位叫常佩娥的女售票员与白亚灵做过对比，因为他觉得根本就不存在任何可比性。他倒是由她而联想到王津娟，觉得远没有那位亲近，可能与家庭环境、个人性格不同有关吧。
不过，这只是男方的判断，而在女方，却已将这种程度这种频度的接触和交流引入婚姻问题的范畴了。在年前的“小年”时，当黄忠华站在车门准备下车时，小常女士悄声递过很关键的两句话：“过年放假你有时间吗？我邀请你到我家认认门儿。”
“具体哪一天？”他的态度显然也并不消极。
“上面写着的。”她递给他一个字条，他没有看就装在大衣兜里了。
他下车后，本能地回眸车窗，见她自然地一拢烫过的微曲的头发，好像每当她提示自己保持镇静时，都有这样一个习惯动作。老黄不能不承认这个动作相当妩媚，毕竟她还年轻。
大年正月初二，他如约走到常家——沽源大街向柳小区一楼一单元502号。这是两居室的单元房，其中一间是常佩娥和她母亲的住室，另一间是她弟弟、弟妹及小侄儿所住，今天弟弟三口人看岳父母去了，家里只有母女二人。
眼前这位能够成为黄忠华先生未来的丈母娘吗？—— 一位六十出头的胖妇，典型的市民气派。这只是来人的一种感觉，至于这“市民”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很难讲，既非明显的贬义，当然也不是什么多大的褒义。女主人最明显的特征是嘴里总是叼着烟卷，再就是斜楞着眼睛打量着生客。不过，她准备的客饭却很丰盛，只可惜老黄吃得不多。席间女主人也说了一些话，问了一些她认为的重要问题，老黄一一应对了。当然有些问题他回答得比较含混，有的只是诺诺连声。幸而有常佩娥在一旁打圆场，才没有使场面弄得太尴尬。
不管怎样，黄某的“赴宴”总算是应付下来了。他礼貌地告辞离开常宅。常佩娥送他到楼下。在屋内未曾察觉，此刻外面已下起小雪，可能还只是个开场白，满天撒下了小雪豆儿，学名叫“霰”的小精灵。她忽然温柔起来，就像数月前他发烧时她让他坐在她的座位上那样柔情：“天气这样，你怎么回去……？”
“我打的走。”他洒脱得如没事儿似的。
“哦，我想起来了。”她一变又是另一种口气，“你在我家怎么不叫我妈呢？”
“真不好意思，我没有精神准备。”他话说得有点憨直，“我没想好称呼什么合适。”
“也怪我事前没提醒你。”她舒了口气又说，“这回就这样吧！”
说话工夫，雪豆又转化成雪花。老黄向她挥了挥手，坐进了一辆刚停下的出租车里。
长假的最后一天，他们通了一次电话。老黄主动约小常出来吃饭，在全市中心繁华区中山路蓬莱春。她答应了，而且如约而至。这家鲁菜风味的饭庄是一家老字号，价位较高，但老黄出手大方，要的饭菜相当丰盛。可能很合她的口味，小常吃得也很多，显得很有兴致。老黄看着非常高兴，因为这是与小常相识以来她表现最爽快的一次。餐后他们沿着雪后的大街缓步前行，气温骤降行人不多，有时踏着边缘的积雪，脚下发出吱咯吱咯的声响，彼此却不说话。不知在什么时候，也不知由谁主动，可能是自行碰撞所致，他们的手握在了一起。在拐弯处的一个街心公园，他们在一张洁净的长椅上坐下，但仍然握着手（这是他们相识以来最亲密的接触），长时无语。终于，她开口了。
“我妈原来在老城长大，脑子里的老理儿挺多。她还讲究啥‘好男不娶活人妻’‘好女不嫁活人夫’，干扰我找离过婚的前妻还在的对象。其实我倒不计较这些。另外，她还坚持男方不能超过我四岁，你比我大十一岁，她就不能接受。我嘛……正在慢慢想通，当然还得说服我妈……不过，我对你的印象还是挺不错的，我觉得你很仁义，又有学问……”
他只是“嗯嗯”地似乎在听，又似乎在答应着。其实，他的神思移向他处，他在想自己也算是个知识分子，为什么从心理上最适应家庭、职业、“身份”最普通的女性？无论她们的性格有哪些不同，彼此还是比较好懂，也比较容易磨合，不那么累；而且从来没觉得她们有什么“低”。是因为自己从小出身于劳动者家庭，与“上层”贵族及其后代难以沟通？却也不尽然，据说那位白亚灵女士也生长于乡镇普通教师家庭，却为什么彼此那么地难理解？是因为她的层次太“高”吗？怎么老黄丝毫也不为她的“优越条件”所动呢？这当中恐怕还有值得深层破解的复杂因素……
“你怎么不说话呢？”常佩娥晃着他的手问他。
“我在想我这人到底是个什么命儿……”他的回答倒也没有离题千里。
这一年来，我因被报社派往南方建立华南版，偶尔回报社几次，也是匆匆来匆匆去，始终未见到黄忠华。最近回到报社，而且即将退休，比较闲在，前天，在食堂二楼自助餐厅，遇到黄忠华接待两位外地作者。他见了我，仍如以前那么热情。
“老迟，啥风又把你吹回来了，你总是这么来无踪去无影，神秘莫测。”
“我是个老朽，混吧，你还是如日中天。”调侃了两句我转入了正题，“听报社人说你找个年轻的女孩儿，你倒是超前起来了。”
“基本是以讹传讹。”老黄说话还是一贯的低调，“还是以前我对老哥你说的那样，真得好好成个家，但也有种种的纠结。再加上我潜意识里总那么不自信，要说恐惧可能重一点儿，至少是缺乏把握，反正是听天由命吧。”
“嗯，听天由命，加主观能动性。”我还是抱着促进态度的。
“我听你老哥的。”老黄表现出一种动人的诚恳，“如果有那么一天，我一定先通知老迟你的。”
“还要请我吃喜酒？”
“没错——喝喜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