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回到长安，最初几天，除了办理参加考试的手续外，就是拜访一些人。
韩瞻是连襟，当然首先去。第二位就是老朋友令狐绹，这是他在泾州就想好的，前一阵忙乱，有点怠慢了，而今确也有些事和话要当面说一下。
令狐绹目前仍在居家守丧，本不见客，但李商隐一向如同家人，故门子还是通报，主人一听是李商隐，皱了皱眉，嘴角不觉挂上一丝冷笑，但终于还是让他进来了。
李商隐见令狐绹表情冷淡，心想，传闻他对自己有所不满大概是真的，当然也可以解释为丧父之痛未解，遂先不谈别事，而对他表示了深切慰问，顺便对自己久疏问候表示了歉意，随即要求到令狐楚灵位前跪拜叩头，表现得极为虔敬沉痛。
在这一系列动作之后，令狐绹的面色开始和缓下来。商隐询问了令狐绹兄弟们的近况并托他代为问候之后，向他告白了结亲王氏的原委和此次准备应考的打算，没敢再提拜托令狐绹关照的话。令狐绹也没说什么，只是照例问候了商隐的老母，商隐告诉他，老母现在仍在济源，由弟弟羲叟侍奉着。末了，令狐绹照例留商隐用膳，商隐借故辞谢，令狐绹也不再坚持，起身送客。
友谊这件事，同爱情一样，两个人的关系究竟到了什么份上，只有自己清楚。
李商隐在回去的路上反复思考令狐绹今日的表现，感到昔日无话不可谈的亲密关系已难重现。按照过去的关系，如果令狐绹把商隐狠狠责怪一顿，那倒说明他的心还是热的。今天这样，不冷不热的，那才叫人摸不着头脑。不过，令狐楚的余荫毕竟还在，令狐绹对自己的隔阂，显然还不到完全不理自己的程度。今后如何，那也只能走着瞧了。
这一点不但李商隐直觉到了，我们后世读者，从他写给令狐绹的一首诗中也能体会出来。那诗题为《酬别令狐补阙》，是在令狐绹守丧期满官复原职后所写，其中除一般的奉承外，有这样两句：“锦段知无报，青萍肯见疑？”大意是说您知道我对您令狐家的厚恩（以锦缎为喻）无法报答，但我也明白，您定会相信我的忠诚，哪肯因此对我起疑而按剑（青萍）相视？前一句是句客气话，后一句以推测来表示坚信，其实正透露了李商隐内心深深的担忧。
这首诗的结尾“弹冠如不问，又到扫门时”，用两个汉朝典故委婉地道出了希冀令狐绹继续援手之意。[1]
李商隐就是这样，一方面竭力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一方面又在诗文中向权势者卑词求援。这首致令狐诗并不是唯一的例子。
在我们看来，李商隐仕途和官场的坎坷还不是最糟糕的，他的精神压抑和人格扭曲才是更可怕的困厄。然而，时代和社会就是如此对待李商隐这样的知识分子的。
说起来，天下的事情真是绝难逆料。去年，当李商隐踌躇满志以为博学宏辞考试必胜无疑时，他被无情地刷落了；这次他倒是咬紧牙关横下一条心，准备再次受挫受辱，没想到却轻松地金榜题名了。尤其意外的是竟被立即委任了秘书省校书郎之职。
作为秘省房中官的校书郎，职务无非是校理兰台所藏的各类书籍，是个清高而无实权的差事，而且官阶甚低，仅为正九品上阶，在唐代官位图中属倒数第四级。然而，这又是一个初入仕者十分向往的美职。因为唐翰林院向无定员，上至诸曹尚书，下至校书郎，都有可能被选入翰林院。而一入翰林院，就等于到了皇帝身边，经常有可能承办皇帝直接吩咐的事务，如代拟朝旨制诰之类，也就有可能接触朝廷的核心机密，充分显示自己的从政才能，那发展的余地就大了。如果幸运，拜相封侯，都不是不可能。
李商隐当然了解这些，所以“释褐为校书郎”，在他是欢欣的。他立刻将这个喜讯驰书报予母亲和岳丈，他知道，老泰山是会马上告知雪娘的。
因为在京城尚未置产，李商隐暂时还是单身住在长安。不过，他想好了，要尽快置房，尽快把雪娘接到长安来。短短的分别，已使他想念不已，将心比心，恐怕雪娘也是如此。
他开始兢兢业业地上班了。校书郎的工作正对他胃口，秘书省收藏着历代保存下来的图书秘籍，以前只知书名，或连书名都不知道的，现在可以看个够了。这段日子，他整天沉浸在经史典籍和古人的诗文名著之中，大大满足了他博览群书的渴望，顺手还抄摘了不少精彩的篇章和段落，使他觉得自己的学问辞藻和精神世界一下子丰富了不少。
可是，这样的好日子仅过了几个月，开成四年（839）初夏时分，吏部忽来调令，让李商隐离开秘书省，到弘农县去当县尉，也就是说，要由清贵之职变为尉簿俗吏。这颇使他感到意外。
他敏感到，这恐怕还是那股压抑和排挤自己的势力作用的结果。这势力看不见摸不着，却是实实在在的，谁想今又追踪而至。
就这样俯首听命？实在心有不甘。可拒绝调动，自己也没理由，而且同样的先例也不少。
经过一番思考，李商隐决定不做申诉，服从照办，很快打点行李到弘农县去报了到。
弘农（今河南灵宝北）是河南道虢州属下的一个县，虽是离长安不远的一个上等县份，但其县尉的官品仅为从九品上阶，比秘书省校书郎低两个等级。
在唐朝，有人称县尉为“仙尉”，但多数人还是认为县尉是一种俗吏，因为他位卑职繁，既要拜迎长官，又难免鞭扑百姓，对自己的身心不免有所压抑和扭曲。具体来说，县尉的职责是催交课赋租税、管理户口和捕盗缉贼维持治安，都是些琐碎而难办的事，与高雅的文化可说无关。
但话又说回来，这种差事总也得有人去干，刚刚获得进士身份者由此起步，可以获得基层工作的锻炼，对其个人来说亦并非无益，而且做得好，晋升为县令或入朝为郎，都有可能。唐朝有不少后来身居高位者，初入仕时都曾做过县尉或县丞、主簿之类的小官，如盛唐高适和中唐陆贽。当时有不少赫赫有名的诗人，中了进士或制举，甚至已做了朝官，又回头去做县尉，也并非绝无仅有。像开元年间的王昌龄，早已诗名籍籍，进士及第后，先是补了秘书省校书郎，后又登“博学宏辞科”，而且考得极好，却改授为汜水县尉；又如贞元年间的白居易，中进士后再登“书判拔萃科”，得官秘书省校书郎，次年又考“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中式，反而改授了周至县尉。王、白二位都是先为秘书省校书郎，后经再考，才调任县尉的。当然，白居易不久后便当上了翰林学士，算是一步登天；王昌龄却没他幸运，几年后遭到贬谪，从此一路坎坷。看来，仕途上的顺逆荣晦说不清，但调任县尉未必就一定是坏事，一定就会从此沉沦。这一点，李商隐心里也是明白的。
真正让李商隐在县尉任上倒霉的，是他的民本思想和对为官之道的暗昧。
因为有民本思想，相信“民贵君轻”，相信“民为国家社稷之本”，李商隐比较同情穷民。他甚至想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们，使他们能够把苦日子撑持着过下去。他特别不希望穷民们对生活绝望，走投无路铤而走险，沦为官府捕捉的“盗贼”。这对谁都没有好处。这种思想在《行次西郊作一百韵》那首诗中曾有明显的流露。李商隐认为自己的想法可谓对百姓和朝廷两利，他很想把爱民和忠君兼顾起来。太宗皇帝不是把国家社稷比为舟、老百姓比为载舟的水，说过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的话吗？
现在李商隐手里有一点儿权力了，他对待因赋税未完而被拘入狱的囚犯，或因其他事触犯官府而其实并无大罪的刑徒，便往往比较手下留情。每天傍晚，县衙封印清点犯人，乃是县尉的职责，李商隐在执行时，总是能宽的就宽一点，能放的就放掉几个。
李商隐这样做，对维持地方治安的平安稳定，从根本上讲，是有好处的。然而，他的做法却与一般县尉不同，似乎不很忠于职守，不是站在官府一边，而是站在了穷民一边。被层层报告到上峰，便惹得陕虢观察使孙简十分恼火。一个小小县尉竟敢私自“活狱”——不是严刑追逼，而是给狱里的犯人以活路——传扬开去，那还有谁再老老实实地遵纪守法？抗交赋税或延宕不纳之风岂不要蔓延起来！那还了得！这种事他都敢做主，那还要我这个观察使何用！他目中还有我这个上司吗？！
